【書評】《我，厭男》：在深入了解本書之前，許多人早已拒絕嘗試理解女性主義者的憤怒

文：翁呈侑（女性主義者，目前投身於政治工作領域）

2020年8月，原本籍籍無名的法國女性主義者寶琳・阿芒熱 （Pauline Harmange）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厭男》（Moi les hommes, je les déteste）的書籍，衝擊全球。在正式公開內容前，法國性別平等部門一名男性官員僅在看到書名後，便發郵件威脅出版社：「以性別為理由煽動仇恨是一種刑事犯罪」，要求取消出版本書。

想不到，各國媒體竟爭相報導此事，畢竟，一本「還未上市就被勒令禁止出版」的書，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宣傳噱頭。隨著這股熱潮，這本書從初版400冊的小眾讀物，相繼被翻譯成超過18種語言，散佈世界各地。

2023年7月，位於北京的新星出版社中專門收錄女性主義書籍的若水文庫正式為其編譯，《我，厭男》走進華語世界。12月4日，台北的出版社也推出了繁體中文版。

在本書後記中作者提到，男性對於這本書的憤怒與厭惡，讓她受到難以想像的暴力與攻擊：「每當書被翻譯成一種新的語言，我便會收到全新的辱罵性詞彙」。在中國，《我，厭男》的內容尚未正式公開之前，豆瓣評論區就已經湧入負評與惡毒的羞辱，不是因為書本的內容有多麼激進，而是因為黃色書封上斗大的標題：我，厭男。

為什麼僅僅是一本書的出版，就足以激起男性群體的憤怒，讓作者接收到無數的性羞辱、恐嚇與威脅？《我，厭男》這本書究竟表達了什麼？我們如何從中反思當代性別平等課題的進程？

以偏概全，所有男性難辭其咎

「當我說自己厭男時，真的沒在開玩笑。」

這是阿芒熱在書本中，發出擲地有聲的吶喊。沒錯，厭男的宣稱並不只是厭惡「父權體制」、「男性文化」這些形而上的概念，而是直白地表達：我厭惡男性本身。

正因如此，男人們才會如此憤怒，因為他沒有絲毫將自身從整個群體中切割的辯白空間。經驗現象表明，每每有性別暴力事件發生時，他們總積極地宣示：「別以偏概全，並不是所有男人都會這樣！」、「男性不是性騷擾預備犯！」，透過這種方式，男性彷彿就能夠在父權體制所造成的罪責與清白的自身間，劃出一條明確的鴻溝，以此說服女人，自己並非父權體制的加害人。

老生常談的是：雖然不是所有男性都是性暴力加害者，但幾乎所有性暴力加害者都是男性，這反映了權力結構上的性別不平等，男性被社會賦予資格感（entitlement），允許他們犯下騷擾、強暴等罪刑。令人失望的是，在大多數的時候，相較於回眸審視錯誤的陽剛文化與價值、勸誡身旁的兄弟們，他們選擇製造更多傷害。

在日前引爆台灣社會的Metoo運動中，我們總看見男性在社群平台上調侃嘲弄：「男性是誣告性騷擾下的受害者」、「男生要好好保護自己」，妖魔化不完美的受害人；當出現如Amber Heard家暴案等少數以女性做為性別暴力加害者的案例時，他們卻總以此為例，控訴女權高漲、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

如此現象，作為異性戀順性別男性、卻深切反思自身位置的社會學博士Allan Johnson在《性別打結》（The Gender Knot）一書中也提到：「許多男人會在別人提到『父權壓迫女人』時，當作是在指涉他個人，致使他們覺得有罪惡感而怒髮衝冠。這種防衛性反映出一個常見的混淆：父權體制作為一種社會型態，和參與在其中的人們，兩者其實是不同的。」

但是，「男性文化」或「父權體制」並不是虛無飄渺的存在，作為一項由象徵意義構成的體系，如果缺乏絕大多數男性作為群體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實踐與再現，備受批判的有毒男性文化早已崩塌。身為性別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順性別直男們不論是聽到「女權」時下意識地產生防衛心，將之視為擾亂社會的害蟲，或在女人、性少數受到壓迫時選擇沉默，將之視為「她們的課題」，其實都參與了修築那道阻擋弱勢者的父權長城。

最後，我們必須要釐清，阿芒熱的「地圖砲」並非肆意散播對於男性的仇恨。我想，《我，厭男》正是藉由將男性視作一個「體制下的性別整體」，藉此讓我們反思在群體中作為個體的個別男性仍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為女性群體遭受到的不平等肩負起改變的責任，而非總是試圖推託卸責。

女性，不被允許憤怒地說話

儘管阿芒熱在《我，厭男》中毫不掩飾地表達她對於順性別男性的憤怒與不信任，她仍溫和地表示：「我們並不是真的討厭男人，因為他們畢竟是我們的伴侶，兄弟、父親、同事和朋友，我們很愛他們。」同時，作為女性主義者，有鑑於這兩個詞彙時常被誤會存在相似性，她也明確地定義厭男與厭女（misogyny）的差異：

厭男是一種回應，並非針對絕對的男性性別。或許，詞典應該這樣闡述：「對行使男性權力的人感覺到厭惡的事實。」……厭男者從根本上說，是在反對男權，並不是厭惡男人，而是厭惡塑造男人的社會和文化係統。……相反，厭女者厭惡的，則是女性本身，其對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於繁殖的子宮，會來月經的物種，手無縛雞之力的群體。

如果男性總是自栩其並非「父權結構」的一部分，那麼阿芒熱甚至都已經為「厭男不等於厭惡男人」辯解了，為什麼他們依舊暴跳如雷？這是因為，男性，從一開始就不願意聆聽「憤怒的」女性主義者說話。

在簡體中文版的《我，厭男》正式公開內容前，豆瓣上便湧入大量的男性使用者打下低星評價，他們說：「看看她們，又在打女拳了」。他們可能並不在乎、也不真正知道書本的觀點和內容，卻因為這本書的標題——「我，厭男」，代表著一個憤怒的女性主義者的激烈宣示，就讓他們怒不可遏。

《正面連接》的記者採訪了一位留下負評的男孩陳誠。他自詡左派、嗜讀文學、支持性別平權。他也喜歡上野千鶴子，認為《厭女》寫得很好，那麼阿芒熱的《我，厭男》呢？在他眼中，這本書不過是情緒化的發洩——儘管，上野千鶴子對於厭女現象的觀察，其實遠比阿芒熱更犀利基進的多。

這其實呼應著Kate Manne在《不只是厭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中對於父權社會嘉許「好女人」、懲戒「壞女人」之雙面手法的分析——像知識階級學者一樣理性地分析社會現象可以、如潑婦罵街般宣洩怒火不行，因為這違反了父權機制對於女性的規範框架。

過去許多女性主義與媒介研究也都發現，當女性政治人物或倡議者被以情緒化、易怒的媒體形象再現時，她們是被醜化的，也令她們變得沒有說服力；相反地，男性的憤怒卻能夠成為其展演陽剛男子氣概的方式，甚至被社會當作勇敢、威武的典範。看看前副總統、婦運先驅呂秀蓮，她總因為情緒化的個人風格，而被嘲做「深宮怨婦」，與之相比，卻不見那些總問政得臉紅脖子粗的男性政客受到任何批評。

在豆瓣圖書上，對於本書的批判不斷地圍繞在作者的情緒化導致其不專業、不理性、不學術，「不如西蒙・波娃」。荒誕的是，作者早已自陳，《我，厭男》作為一本小書，其欲提出的並非具顛覆性的龐大理論，而是從「作為女性」的日常經驗中領悟出的切身感受，更像是一段宣言。

我同意《我，厭男》的書寫確實是細碎、經驗性的，但是這並不阻礙它振聾發聵地點出當代男性之於性別平等之間矛盾的現象，更遑論作者從未試圖與理論經典大家西蒙波娃較勁。女性主義理論是多元、包容的思想，而非忽視生產脈絡的競爭；而女性基於自身生命經驗的書寫，更不應該被排除在社會認可的敘事之外。

綜上，儘管《泰晤士報》評價本書為「熾熱激情與冷靜克制並存的傑作」；雜誌《ELLE》則評價其：「交織而團結的女性情誼綻放出愉悅人心的力量」；而新星出版社負責本書的編輯則認為這是「一本呼籲女性團結和姐妹情誼的小冊子」，都再再顯示，《我，厭男》並非散播仇恨的危險書目。但是，在真正地深入了解這本書之前，許多人早已在心中焊下「憤怒又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標籤，拒絕嘗試理解。

女性，馬上停止自我懷疑，勇往直前！

正如大多數書評所說，《我，厭男》的重點在於其宣示女性應該團結。

「厭男」之於阿芒熱，並非性別歧視，而是一道封閉路徑之外的出口。她明確指出，許多人宣稱，「厭男」和「厭女」同樣都是性別歧視的思想，其實是忽視兩者的傷害性。不論是寫下《不只是厭女》的Kate.Manne教授抑或是《我，厭男》的作者阿芒熱，在她們被貼上「厭男者」標籤的同時，無數性羞辱、威脅、強姦的文字和圖片如雪花般散落在她們的社交平台上。和這些實質上施行性別暴力的厭女者相比，她們除了寫書之外，什麼都沒做。

大多數女性在人生當中，都曾經遭受到來自男性的各式性別暴力、騷擾和歧視，基於這些共享性的生命經驗，女性們一齊大聲喊出：「我，厭男」，其實是一種宣示結盟的手段，透過女性團結的力量，向父權體制和臣服於父權體制的男人說不。

正是因為站在相同性別所建構的生命經驗上，只有女性才能夠理解彼此之間的憤怒、恐懼與痛苦。在校園女性啟蒙電影《女生要革命》（MOXiE!）當中，年輕的女孩們基於在高中校園當中當中遭受到的男性凝視、性別歧視與機會不平等而產生共鳴，決定群起革命，其中亦不乏「進步派」的男性表達支持。

然而，在她們因結構性的不平等因素而屢遭打壓、挫敗時，「男性盟友」不但不能夠理解她們漫無邊際的怒火，甚至加以責怪。這正是因為，「女性主義革命」終究是「她們」而非「他」的事，即便爭取權益失敗、他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甚至，他只需要不分性別地「對每個人保持友善」，就已經足夠被認為是性別平權的盟友。

由此出發，《我，厭男》所呈現的，是部分如阿芒熱般年輕、基進的女性主義者，其實已經捨棄了當代主流性別平等論述強調「男性也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呼籲兩性應該共同促進性別平等的觀點。反之，她們將守護女性同伴不受傷害的目標，放置在讓男性理解女性主義的順位之前。

阿芒熱做出這樣的宣示：「我將女性團結視作行事指南，因為在我的周圍，到處都是開朗陽光、才華橫溢、激情四射而又活力無限的女性，她們值得我全部的支持與愛護。……男性不需要我的支持也能自洽，他們對自己的人生選擇和價值信心百倍。而在女性關係中，我們能感受到不言自明的互助情誼。」

不過，如此主張女性基於普世性別經驗建構「姊妹情誼」的說法，在過去其實已受到許多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質疑，認為不同階級、種族的女性，在生命經驗上未必相同。而我私以為，儘管擁有不同的身份，卻同樣作為社會中的相對弱勢者，女性、甚至是其他性少數族群，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透過女性主義對於性別體制的理解，進而達成溝通與結盟——畢竟，女性主義所追求的，正是讓「弱者」也能夠生存的空間。

出版之後：我們的下一章節

《我，厭男》的出版，不論是在女性主義社群或一般公眾當中，都引起廣泛的討論，當然，也挑起無數爭議，這是年輕的作家阿芒熱在出版之前從未設想過的。

日本女性主義研究開宗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始於極限》一書中感嘆：「女性主義是一種沒有政黨中央、沒有教堂和牧師、也沒有中心的運動，……，女性主義也不是什麼知能的機器，只要把問題塞進去，它就會把答案吐出來。正因為如此，女性主義長久以來都是論戰不止、熱火朝天的言論競技場，今後也不會變。」

不論如何，《我，厭男》確實展現出新一代法國女性主義者們對於性別平權的理解與詮釋，或許，其中的思想也會受到其他女性主義思想的批判、有它的優勢與局限性。這代表著在追求性別平等的道路上，沒有標準答案，不論是試圖讓男性認同也好、強調女性優先也罷，無庸置疑的是：為了打破父權體制，女人，一直都在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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