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 晚清翻譯介紹圖書館第1人

文/蔡佩玲
旺報

1839年也開始中國對西方圖書館的瞭解和認識。如被稱為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國維新運動重要先驅」的林則徐,是晚清時期中國翻譯介紹圖書館的第一人。如他為瞭解世界各國基本知識而翻譯的《四洲志》,最受矚目。

另創辦於1871年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則是第一個中國境內採用卡片目錄、《杜威十進分類法》、《卡特著者號碼表》等美國先進的圖書館技術的圖書館,但也因封閉作風而未能造成對當時中國圖書館的影響。直到1901年上海才有第一所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創辦為謀華人讀者便利的圖書館成立,那即是格致書院藏書樓。

格致書院藏書樓受矚目

除上述上海成立的藏書樓之外,1903年創辦,1910年正式開放,隸屬於武昌文華大學的「文華公書林」,也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上重要的圖書館,由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創辦。該校由美國聖公會創辦,所以也屬教會圖書館。該館不同於前述教會圖書館,因觀念已開,文華公書林不只對大學開放,同時也對武漢三鎮的民眾開放,故亦兼具公共圖書館的功能。

上面所述的幾個較大規模的教會圖書館,創辦於早期者,均未對當地民眾開放。但也未可認為絕無影響力,因它們運作的模式仍會透過當時的報章報導或書刊傳佈讓一般民眾獲悉。如1877年3月《申報》曾載文:「本埠西人設有洋文書院(即工部局公眾圖書館,當時的正式名稱是上海圖書館),計藏書約有萬卷,每年又添購新書五、六百部,閱者只需每年費銀十兩,可隨時取出批閱,閱畢繳換,此真至妙之法也。」。另前述格致書院藏書樓以收藏中國古籍及中文譯著為主,又具首先對華人開設的特色,因此更受華人矚目。陳洙於光緒32年(1906)撰寫的〈上海格致書院藏書樓書目序〉中謂:「上海向有格致書院,近由西士傅蘭雅君商諸各董,添設藏書樓。……吾知登斯樓者,既佩諸君之熱誠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為內國士大夫愧且望也。」並呼籲「裨益學術,光我國治,抗衡歐美,度非地方公建之藏書樓不為公矣。」可見他對傳教士所設新式藏書樓制度頗為推崇。藉由多項途徑,清末蓬勃發展的教會圖書館,對近代圖書館運作新觀念的傳播與啟發,具相當影響力。

學者吳晞認為:「基督教圖書館是我國近代出現年代最早的新型圖書館,起到了『為天下之先』示範作用。……近代圖書館在我國從無到有的突破,實際上是基督教圖書館最初實現的,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圖書館的認識,也是從這些『洋書樓』開始的。在我國圖書館史上,基督教圖書館啟蒙、範例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第一位系統提出新式圖書館思想的先驅為鄭觀應,他於光緒18年(1892)刊行之《盛世危言》第四卷〈藏書〉中,已提出對近代圖書館的新式思想。發表後雖引起當時思想輿論界的矚目,並肯定設立藏書樓或圖書館的社教功能。但終究屬理論層面的激盪。由前述陳洙對格致書院藏書樓的疾呼,足見當時中國尚未全面採行新式圖書館的理論與實務。傳教士們所成立的藏書樓正好成為中國認識新式圖書館的實景面貌。

在此一背景下,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由小圖書室,發展成為「涵芬樓」,再發展成民初中國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東方圖書館,此與清末以來上海地區蓬勃的近代圖書館發展背景,與先進的圖書館觀念傳播,應有直接的催化作用。

20世紀初創設圖書館高潮

學者吳晞認為中國圖書館的發展,約可分為醞釀時期(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至1895中日甲午戰爭之前)、萌芽時期(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初年才興起創設圖書館的高潮。

明末清初西學雖曾傳入中國,在傳教士傳播的著作中,雖曾有西方圖書館的介紹,但因當時記述較為簡略,且18世紀時之西方近代公共圖書館尚屬萌芽期,相較於中國官私藏書未必較為先進,故當時影響極微。但隨著清初閉關政策的終止,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學再度傳入中國,但接續的半個世紀中,西學的傳入速度仍然緩慢,在地域上僅限於幾個通商口岸,參與者亦只有少數從事洋務的官員。故中國早期具有新型圖書館性質且為數極少的藏書樓都出現在京城和通商口岸城市,而且大多是在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的直接或間接參與下建成。1839年也開始中國對西方圖書館的瞭解和認識。如被稱為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近代中國維新運動重要先驅」的林則徐,是晚清時期中國翻譯介紹圖書館的第一人。如他為瞭解世界各國基本知識而翻譯的《四洲志》,最受矚目。該書譯自1836年倫敦出版英人慕瑞(Hugh Murray)所作之《世界地理大全》。此書除受到梁啟超讚揚「實為新地志嚆矢」,亦為近代中國人翻譯介紹西方圖書館之起始,且對後來魏源編纂《海國圖志》及其他介紹域外史地的書籍均有影響。

林則徐在《四洲志》中透過對美國各州圖書館數目的介紹,以呈現各州普遍設立圖書館的情形;另介紹各州圖書館經費來源,以突顯公共性質及公辦公共圖書館性質,學者程煥文認為這是中國人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最早介紹。

道光22年(1842)魏源編纂之五十卷本《海國圖志》(道光26年(1846)擴增為六十卷本;咸豐2年(1852)再擴編為一百卷。)對西方之介紹更為全面,被譽為是最早提倡西方圖書館的人。魏源此書除以《四洲志》為基礎,另大量參酌明末清初的大量西人著述,因此能呈現西人著作中有關西方圖書館的介紹。其中有關歐美公共圖書館的介紹,補強了林則徐《四洲志》中的內容。但林則徐和魏源均非實際出洋目睹西方世界,所著僅依文獻翻譯,故內容有些錯誤。

1840年清廷門戶開啟後出洋的第一人為容閎(1828-1912),為鴉片戰爭後最早接觸西方圖書館者。他於1841年進入澳門馬禮遜學校就讀,1847年因美籍老師勃朗(Rev. S.R. Brown)回美的偶然機會隨同赴美就學。他於1854年於耶魯大學畢業,成為中國留學西方第一代留學生的代表。他雖曾於耶魯大學兄弟會的藏書樓司書一職,但他對當時美國圖書館的描述闕如。(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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