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林意凡觀點：杜象與政治不正確的創新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什麼樣的人會在藝術領域達到偉大成就。」杜象（Marcel Duchamp, 1887~1968）老年接受訪問時曾這樣說。說這話的時候，杜象正被世界發現，訪問邀約不斷，人們都想徵詢其意見。
「他不應該被人預測得到，他應該保持在地下。」杜象說，「如果幸運的話，他死後會被發現。保持在地下才會有意思，能免於社會化，被供需準則寵壞或腐化，免於使自己的才華蒸發。許多天才除非有運氣與巨大決心，否則是不能成為真正天才的。」
在世界認識到杜象之前，幾十年來杜象只是少數藝術家與收藏家知悉與喜愛的人物，他的時間已不花在藝術創作，而是在下棋比賽了。
「從某種角度來說，您就是一直保持在地下，對吧？」主持人問。
「不。雖然我開始的時候是在地下，但現在不是。人們跑來問各種問題！（笑）這也許是我的厄運。」杜象回答。
自這個訪問至今，已過半世紀。杜象所做的為數不多的作品，其使用的表現形式、提出的問題、達成目標的方法，已被當代藝術家以程度不一的變體使用在作品中，包括拍賣價創下紀錄的Jeff Koons，而成為當代藝術的「標準語彙」。當代半個世紀，可以說是杜象化的藝術時代。
Jeff Koons最著名的「充氣狗（Balloon Dog）」作品，於凡爾賽宮與其他宮中寶物放置在一處展覽，無論充氣狗在日常生活中是便宜的玩具，或者此藝術品代表之意義的爭議性，都有璀璨不輸宮殿本身的氣勢。（作者提供）
然而，這樣的情形恐怕不是杜象做藝術時的初衷。終其一生，他顛覆成見，打破傳統與習慣的束縛，都是為了確保自己心靈的全然自由，也因此，儘管杜象在當代藝術家心中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卻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他人意志之上，而只盼望所有人的心靈都能獲得自由。。
對於人們問他對自己影響眾多知名年輕藝術家的感想，杜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回答：「我並不覺得影響了他們。這些年輕藝術家自己發展出創作方式，別人覺得跟我以前做的事很像，就說受我影響了。可能人們對什麼事都需要找到那第一個做的。」
而他私底下也是這樣的個性。在1946年寫給他那位隨丈夫遠去巴黎的愛人Maria Martins的情書中，飽受相思之苦的杜象卻寫道：「我喜歡一個人待在工作室。獨處使我重新進入那個獨特的自我，並讓我在四壁圍繞之中，有自由的幻覺。但如果妳想與我一起待在自由中，這裡有足夠的空間給兩個人，而更偉大的自由將隨之而來。」
這樣為心靈自由活得像個隱士一樣的人，怎麼成為了影響當代藝術最深遠的先行者？
這首先與杜象出生於一個巨變時代的開端有關。生於法國的杜象，青年時期正是二十世紀初科技革命在歐美大爆發的早期階段。此時供電系統開始普及城市；電燈迅速深入中產階級家中；各種新材料應用於商品中；而各地往來的交通變得快速與便利。傳統藝術因為照相技術的發展失去原有的社會功能，而法國藝術正是一片新氣象。由杜象早期的畫可看出，青年的他在藝術學習上並不注重對古代大師的臨摹，而是模仿當時在巴黎已獲得地位的印象派與野獸派的畫風。
可以想像，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科技急速發展，使得當時每一代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著與稍早世代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雖然馬蒂斯等人的野獸主義（Fauvism），或者畢卡索與布拉克宣揚的立體派（Cubism），還屬於當時很年輕的藝術運動，但對於一個生來心靈便自由，卻還沒找到自我的更年輕的藝術家來說，他感受到的世界還沒被表達出來。一味模仿前人的風格，等於是扼殺成形中的自我。
如此特別的時空背景，使杜象相較於同期的藝術家更不能忍受任何心靈束縛。1912年，青年杜象畫出自認是立體派風格的畫作，並拿到巴黎的獨立藝術家協會（Société des Artistes Indépendants）立體派區域參展。協會雖標榜不設入選資格審查，但立體派的某些人剛出書發表他們的理論，卻認為杜象的畫不符合「正確的立體派概念」，要杜象同樣也是畫家的哥哥轉告，把畫撤掉，或至少改掉畫作名稱《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杜象當時什麼話也沒說，但立即拿回畫作、取消參展，以畫作原名改寄到紐約的軍械庫展覽會（Armory Show）。
杜象的《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1912年。
《走下階梯的裸體女人》在美國造成轟動，開啟杜象與重要藏家Arensberg夫婦的友誼。後者替杜象解決居住問題，以交換並收藏其許多作品，杜象也因此在美國藝術界結交了許多重要人士。杜象日後回憶，這事件解放了他。那些他原本以為心靈最自由的前衛藝術家，自以為是同時又畏懼不同。他從此不再對藝術家抱著幻想，並決定今後不參加團體，只靠自己。因此，雖然達達(Dada)運動中的領導者多是他的朋友，而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的人稱杜象為他們的起源，杜象仍與團體運動保持距離。
這幅青年時期的畫，也已展現杜象與前一個世代對世界不同的感知。「運動」是這幅畫裡最明顯的元素，而同時期立體派卻是靜止的。完成畫作時，杜象還不知悉在義大利剛剛發生了「未來主義（Futurism）」運動，其目標就是讚頌速度之美。他只是與同時代的年輕人一樣，感到周遭各種各樣「運動」的存在，屬於新世代的新生活經驗。
早他六年出生的畢卡索等立體派人士，為什麼沒有感到時代的脈動？杜象認為：「他們屬於那種只畫畫，從早到晚不停的畫，而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的一代藝術家。」（當然，畢卡索在立體主義玩不出新意後，畫風丕變。對時代脈動欠缺敏感，並不影響畢卡索以充沛的表現力，繼續創作出動人的畫。這是後話了。）
這種對精神束縛異於常人敏感的性格，使得杜象總是問自己許多為什麼，然後由這個問題產生懷疑，以致對所有事情感到懷疑。他懷疑傳統、懷疑美學概念與準則。他認為所謂美學是一種習慣，並受限於人們狹隘的認知。還有許多可能有待發掘。
人往往渾然不覺自己受到的各種制約，無法分辨何為制約、何為自由意志。古今的發明家或革命領袖，成長中都得經歷一段艱難的「去制約」的過程。由於1912年與立體派人士的過節，對藝術家感到幻滅的杜象決定拋棄傳統圖畫的形式，並開始在自己身上進行「去制約」的實驗。
杜象採取的方法是：拿掉創作過程中，自我選擇的可能 - 一種連傳統意義上的自由意志都放棄，十分決絕的做法。這段時間他主要的目標是完成繪製於玻璃上的《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在這件作品的玻璃上層，藝術家給自己制定了一個簡單規則，接著就讓隨機的因素完成；在玻璃下層，藝術家依照透視法製作了幾個機器圖樣，以及九個在模型中隨機完成的抽象的單身漢。「隨機」與「透視法」使藝術家避免自我的選擇。雖然在上層規則制定、下層選擇機器方面、隨機與透視法的組合、以及圖案分布位置，還是使用了自我意志，但或許藝術家覺得前三項是他成長過程中較不受制約的部分，而最後一項則是給定所有限制後，需要做的選擇，因而能夠被推壓到最有創造力的地步吧。
杜象的《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1915 – 1923年。
這件大玻璃作品的製作歷時八年，到最後仍沒有完成。在構思與實驗的過程中，為了調劑，杜象偶然把他喜歡的腳踏車輪拆下放在凳子上，作為房間的裝飾品。正當杜象苦思關於「隨機」的創作方式，這一不經意的創作，使他忽然想通如何以「偶然」（或者可說是隨機）擺脫傳統美感。以這個新發現的觀念作為基礎，杜象繼續做了幾件「現成物」（Readymade）。直到有一天，他去五金行買了一個小便桶，將其反過來放置，簽上臨時決定的化名R. Matt，寄到自己擔任董事的獨立藝術家協會（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舉辦的展會。
放置於杜象家中的腳踏車輪。 （來源：Wikipedia）
理當觀念開放的協會中許多董事，在不知情作者就是同事的情況下，覺得這個作品實在太不雅了，又不願違反協會接受所有參展作品的原則，便把Mutt先生的小便桶藏在雜物後面，連醜聞都不讓發生。已經有一次經驗的杜象，對此作品並沒有放棄。展會後他出版雜誌、請Alfred Stieglitz替作品拍照、並由知情的好朋友撰文。「重要的不是這件噴泉是否為Mutt先生親手製作。」朋友寫道，「重要的是他選擇了它。他選擇某件日常用品，透過給予人們新的觀看角度與新的名稱，消除它的使用功能，從而在這物件上創造了新的思想。」這個小便桶，就是現在被認為決定了當代藝術形態的《噴泉（Fountain）》。
bosaprin:圖一：杜象的《噴泉》（Fountain）於1917年的原作。（Alfred Stieglitz攝）
處在不自由的人們之中，只有純粹的心能突破限制。杜象得以一再進行這些連他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的實驗，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儘可能避免讓自己像其他藝術家一樣成為商品。他可以接受製作作品賣給別人。但當他因為《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這幅畫作於美國引起收藏家注意，有人提出每年給一萬美金，以交換他的所有產出時，他立即「感到其中的危險」而拒絕了。
在杜象於三〇年代初開始被西洋棋活動佔據而擱下藝術創作之前，他一連串的實驗所留下來的作品（以及作品名稱），雖然完全不符合當時的美學準則，但是以現今與當時不同之美感經驗 - 也因此就算受制約也不同於當時代人們 - 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卻非常具有詩意。在卸下傳統美感的同時，杜象挖掘到還未被人們歸納成為準則的美感 – 質樸又力量持久的，透過傳達這些他真實感受到的美感，他替人類開拓了新的經驗可能。
杜象老年時，與自己的作品《噴泉》合照。由Julian Wasser所攝。 （來源：Robert Berman Gallery）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杜象完成大部分作品的四十年後，美國年輕藝術家 – 這其中有John Cage、Robert Rauschenberg、Jasper Johns - 重新發現達達運動以及杜象。年輕人不願背負與生活經驗相悖的歐洲藝術傳統，在想要嘗試但會引發爭議的新方向上，由杜象的作品中得到啟發與勇氣。這些年輕人的推崇，使得杜象重新被世界發現。正如杜象所說，一件作品的完成，需要創作者與觀眾，而決定其於人類歷史地位的，是觀眾，不是創作者。
然而，是否如同歷史上許多發生過的革命一般，杜象欲打破成見所提出，曾被認為驚世駭俗的那些觀點，在當代藝術家革命成功後，卻被人群拿去當作新的教條？成長於透過互聯網科技與世界溝通的千禧一代，該如何擺脫當代藝術教條，如何誠實地由自己出發，探採還蘊藏在世界中，從未被表達過的美感經驗？
而在我們這個標榜由「創新」驅動的時代，在一些人爭相使用「創新」作為政治正確用語以吸取資源、爭奪權力的同時，也該是時候想起，終究是那能夠解決攸關生存問題，以及那為突破人類狹隘的認知以更理解自己的創新，會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痕跡。追求政治正確只會流於窠臼，而留在歷史上的創新在開始的時候則不容易被見到，唯有極好的運氣與堅強的決心，才能讓天才成為天才。（推薦閱讀：神秘之地的國際藝術節 專訪義大利阿西西市長：阿西西是世界的）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