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權力階梯上的薛西佛斯：施密特論近代美國霸權史及其模仿者（上）
⊙劉又銘
自2022年開始，延宕至今的烏俄戰爭，已對國際政治產生全面性的重大影響。在政治學界，不僅讓作古已久的地緣政治學門重返人們視野；另一方面，在「普丁國師」杜金（Alexander Dugin）的強力推薦下，德國公法學者與政治理論家施密特（Carl Schmitt）豐富的論著，也再度受到世人的注目（或側目）。本文試圖從施密特有關地緣政治的文本分析切入，以瞭解施氏於20世紀上半葉所描述，美國從門羅主義到威爾遜主義的霸權之路。並且，接著再從二戰前，施密特對德、日如何複製美國霸權之路的論述進行理解，藉此觀察當代中俄，如何行走這條美國曾走過的霸權之路，逕自成為了「權力階梯上的薛西佛斯」。
第三帝國的桂冠公法學者同時也是地緣政治分析的專家
除了是普丁與杜金的心頭好外，近年來，施密特之所以在中文知識界威名赫赫，是因為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學者，為證成極權體制或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大量引用施密特批評當代自由主義的論述，使施密特成為中共系統性研究西方政治哲學的代表，甚至在中國帶起一波所謂「施米特學」或「施米特熱」的現象。但杜金極右翼「新歐亞主義」的源頭「大空間」政治秩序（Großraum，the great space）卻少有人提及。
因為傳統上，施密特學說論及國際關係的部分，經常被認為是一種「鬥爭哲學」或「戰鬥哲學」。其書寫的目的，被認定單純旨在政治宣傳，打擊他所屬時代的英美帝國主義，伸張德意志「第三帝國」在歐洲的天然權利；以維持足夠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在特定的「勢力範圍」內，重建屬於德意志的「大空間政治秩序」。這樣的說法，雖不能說是錯誤，但通常也容易流於表面，反而看不到施密特發展大空間理論對當代的意義與啟發。
源自大地法的大空間政治秩序
根據施密特《大地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一書譯者G. L. Ulmen的說法，要瞭解施密特的大空間概念，就必須從施密特對「大地法」的解釋切入。「大地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在施密特論述的脈絡裡，泛指一種「解釋政治實體互動秩序運作的普遍法則」；多數時候，是由空間、政治和法律構成的體系性秩序法則。這個秩序法則可以來自習俗與傳統，也有可能是自然法；但絕對不會是19世紀風行、由條約體系構成的實證法。一言以蔽之，大地法可說是「地球秩序」的統稱。不過，法律與政治體系或許容易理解，但「大地」作為一個承載或容納法的「空間」時，我們要如何瞭解空間與法的關係呢？
施密特在《陸地與海洋：世界史的考察》（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一書中認為，空間概念緣於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是不同的職業。進入知識與價值多元的時代，空間概念即出現多元性。而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會產生某種力量，改變人類對空間概念的總體意識，施密特稱之為「歷史的力量」。在這股歷史的力量下，空間概念因此扭轉。
古代帝國疆域在地理空間上的擴張，讓原來位於不同區域的不同民族，感受了政治命運共同的統一性，空間觀念因此明確影響了政治意識。而連結空間概念的那些「如何劃定邊界、區隔或分割領域」的不同方式，則會創造新的政治經濟秩序。舉例而言，從歐洲共同市場到歐盟統合，就是透過經濟邊界的開放與重劃，改變了歐洲人對空間與疆域的想像，因此形成了新的政治認同。
所以對施密特來說，大地法是一種基本的空間秩序，也是一個國家或大陸的基本政治秩序。一個大陸或國家作為一個地理空間，其秩序的建立，以在空間中劃定界線、分配土地為始。所以每一次既有土地所有權的改變、彼此土地的掠奪或丟失，以及它國領土的兼併，這些都是空間秩序產生變化的重要事件。從此，因為政治秩序必須連結特定土地（空間），一個大國所對應的空間秩序，我們就稱之為「大空間」政治秩序。
施密特曾於《陸地與海洋》中表示，從地理大發現到英國海權的建構，這個歐洲人從陸地走向海洋的過程，是「整個行星的空間革命」（a planetary spatial revolution）。因為，對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歐洲國家與歐洲人來說，一旦在一個經常因為土地爭奪而產生衝突的空間秩序內，突然聞之有一整塊完整的無主地；這無疑是一次空間觀念全面顛覆的重大歷史事件。而接著從有限空間的政治秩序（大空間），到整個星球的、不切割空間的「普世主義」世界秩序，就要從這個「新大陸」開始說起。
「小空間」組成「大空間」：門羅主義的美國經濟緣起及其大空間政治秩序
後世經常直觀將大空間政治秩序，視為一種類似「勢力範圍」或是「生存空間」的軍事需求與安全宣稱。但大空間（Großraum）概念第一次出現，其實先是一個經濟概念，後來才轉變成一種地緣政治學說。施密特在1939年（納粹德國兼併捷克蘇台德後）發表了〈大空間與普世主義〉（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一文。該文將大空間的概念，連結到一種一戰後發展的，統合原料、技術與產業的「經濟圈」概念。這種概念稱之為「大空間經濟」（großrraumwirtschaft，large-scale economy）或「經濟大空間」。這個「大空間經濟」是由原來技術與交通不方便時，各自獨立的「小空間經濟圈」【the small-space（Kleinraum）isolation】所串連而成。
對施密特來說，世界史上，真正意義第一個能做到「將小空間串起成為大空間」的，是在北美，由各州（國）（states）所組成的美利堅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美洲這個全新的空間裡，經濟大空間透過各州間小空間經濟圈的自由貿易因此形成。而這個北美本土的大空間，在聯邦政府的領導下，形成了一種，承繼至英帝國海洋霸權所主持的市場機制（無特定地理空間）；但在美國特殊的風土上，這種市場機制生長於特定地裡領域空間時，形成了一種美國帝國霸權支撐的「資本帝國主義」。施密特就將這個由小空間合成大空間的經濟學概念，用來解釋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資本帝國」，如何在國際法與西半球的國際秩序發展中，奠定了「門羅主義」的經濟基礎。
作為一個國際關係上的政治宣告時，門羅主義對施密特而言，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一、美洲國家自歐洲殖民帝國手中獨立。二、所有國家在美洲這個空間內不得再進行殖民。三、美洲以外的國家，不得干涉美洲這一空間；同時，美洲亦不干涉美洲以外的空間。基於上述原則，所以一般對這三項原則的詮釋，都會直覺認為，美國以自身軍事力量，排除西半球區域外國家後，再殖民或介入區域內各國政治，並主導區域內國際政治。
相較於這些簡單的觀察，施密特獨到的見解是，美式門羅主義在十九世紀的成功，一開始，其實是時任門羅總統國務卿的昆西．亞當斯（後亦任總統），巧妙利用了大英帝國想要獨佔西半球經濟利益的心態，讓英國放下了與前殖民地美國，因為獨立戰爭的舊怨；從此，英國甘心以當時獨霸全球的大海軍實力與地主美國合作，希望藉此聯手來排除拿破崙法國的勢力。並且在拿破崙兵敗後，再繼續排除自維也納會議以降，反拿破崙稱帝與反各地民族獨立的「神聖同盟」與「歐洲協調」陸權勢力。
但當美國經濟規模，歷經整個十九世紀的持續擴張後，北美各州的小空間經濟，凝聚成了整個北美的經濟大空間。華盛頓開始以反殖與解殖之名，慢慢取代英國對西半球貿易的控制；藉帝國主義經濟殖民（非政治殖民）西半球後，又以軍事干預整個西半球。從此，美國逐步發展對西半球影響力，著手建立實質大空間經濟與政治秩序的方向得到確定。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老羅斯福的「巨棒外交」領導下，門羅主義才真正確立壟罩了整個西半球的經濟大空間與政治大空間。因此，門羅主義也被施密特視為世界史上，第一個有單一大陸或半球空間的大空間秩序。
門羅主義作為一種大空間秩序的美國政治思想基礎
門羅主義作為西半球大空間政治秩序在二十世紀初的成功，除了源於美國壓倒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以及受到帝國霸權所支持的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機制成功引導外；在政治制度上，施密特認為，門羅主義作為大空間政治秩序的成功，也與美國把北美土生土長的聯邦主義（federalism）帶入整個西半球有關。因為，在「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的傳統下，美國僅只追求成為一個「有限帝國」；而非真正發展成具全面價值同質性的普世主義「世界帝國」。
在這個美式聯邦主義的影響下，華盛頓主導西半球的大空間秩序時，可以允許各國在宗教、文化與政治上與美國的差異性。但在反殖、解殖與新興民族國家獨立的共有認同上，西半球各國仍有共同背景；而且，彼此透過華盛頓這個權力中心提供經濟與軍事資源，就可以維持大空間整體秩序的穩定。一個強勢核心霸權的存在，可以支持自由市場的穩定運作、調解貿易衝突與紛爭。也因此，在美國這個資本帝國的管理下，西半球大空間的各國從此缺乏全面戰爭（當然，在這之前的美西戰爭與美墨戰爭，美國已經兼併大量領土）。
只要這個大空間中的核心美國，對其他國家都只採取有限的干預，而不涉及領土變更與政權推翻。就像聯邦主義下，聯邦政府對各州只有特定權限，各州有各自國民兵、保持高度自治一樣。所以美國這種由聯邦主義與資本主義所推動的大空間秩序，與其它奉行殖民地擴張的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就出現很大的差異。對施密特來說，門羅主義這種20世紀初的西半球美式大空間，是具有高度美國原創性的新形態帝國。
在這個大空間中，美國作為政治秩序的權力核心，提供了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支援與保障。並以一個強調自由民主（反殖民族主義）與自由貿易（資本帝國主義）的廣義自由主義，安排大空間內各國法理上的權利義務關係。藉著這個安排，美國因此有了法律上，有限干預他國內政的權利；但卻不會有領土更迭、佔領與兼併的它國的問題（美國是經濟帝國主義而不是傳統帝國主義）。也就是說，在華盛頓的自我約束與安排下，美國只在貿易、財政與行政上對西半球國家進行干預與控制，而不干預政治選擇、直接選舉新政府，或對西半球其他國家的文化或宗教上問題發表意見（不過，雖然規矩已經定下來，但打破規矩的其實狀況還是不少。至少在當時，古巴和巴拿馬幾乎就等於美國的海外領地）。
另外，除了帶入聯邦主義對門羅主義進行剖析外，《大地法》的譯者Ulmen認為，施密特還看到了另外一個門羅主義建立大空間秩序的時代意義在於，以自由貿易的資本帝國作為經濟發展與制度運作的基礎，美國在西半球的大空間內，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不同於歐洲基督教文明共同體以「文明標準」，區隔共同體內外的模式。
過去，歐洲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以宗教、文化或強調主權國家身分的國際法，建構了一套「文明標準」，藉此甄別基督教文明共同體之內或之外的政治體；並且，以「文明與否」作為標準，進行差別對待。但在門羅主義的西半球大空間內，是以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債權人與債務人」模式，用「財產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取代了舊世界的「基督教與上帝」。也就是說，在舊歐洲，只有上帝之前，人人是平等的；上帝之外的人面對上帝之前的人，那就是不平等的。但在西半球，無關乎種族、宗教、文化等身分，在「錢」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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