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工作10小時、月收僅5000!台灣「工作貧窮」弱勢絕境:人都會做選擇,但選擇太少了…

「我們常把工作看成是一個『大釣竿』,握得到就可以發達、可以脫離困境,但真的是這樣嗎?工作,是否真的是一個機會與希望?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做選擇,只是選擇太少了,受限於家庭與身體狀況……」

工作真能使窮人脫離困境嗎?事實上在台灣有太多工作不被視為一種「選擇」,卻是人們賴以維生的方式──有70多歲的拾荒阿姨天天工時長達10–12小時、從大量垃圾中整理出能賣錢的物件,但一車50kg的紙箱也只能賣100元,每月收入僅5000–8000;有水泥工以一包10元的行情賺錢、一天最多要扛上700包,沒有強大的核心肌群就無法做這份工作;去就業服務站問為什麼沒有超過3萬5的工作,工作人員笑,有的話他自己就不會做這份工作了……

可以靠賺錢養活自己誰不願意,問題是連找到合理工作都需要機運。11月初「貧窮人的台北」講座,各種高齡拾荒者、基層工人與勞工的故事便揭開殘酷現實──儘管弱勢者也是人、人都會做選擇,受限於家庭、身體狀況、年齡各種因素,能選擇的實在太少了。

「推100多公斤的東西去賣,還要回收跟整理…」每日工時超過10小時 月收卻僅5000元的疲憊長輩

2021年於南機場正式成立的「五角拌」,過去數年持續前往回收場與拾荒者聊天、隨後更在知名環保鞋業「馳綠」支持之「lab-22 拾驗室」計畫以市價3倍、一公斤12元的價格收購寶特瓶──隨著時間推移,成員廖宏毅說,其實那收購價現在已經是「市價6倍」了,拾荒阿姨的工時沒有變,市面上寶特瓶收購價格卻直接砍半,50公斤從200元跌到100元,何況那是要好幾天才能蒐集到的量。

人們對拾荒者有各種猜想,而廖宏毅說,事實上這工作一天工時長達10–12小時,五角拌團隊也曾跟著阿姨一路收到西門町再走回南機場、一趟就要3、­4小時,「她要推100多公斤的東西去賣,還要回收跟整理。」

拾荒者的超長工時來自於整理大量無價值垃圾,許多回收物來源是社區居民送來、下班就丟一包,但有很多其實是不能賣錢的,五角拌年輕人常陪著阿姨整理,結果往往是只有小小一包能賣的回收物、其他一大袋都是垃圾。

「可能有便當盒、筷子,便當盒打開還有一整根雞骨頭,拾荒者要花很多時間整理這些,而且賺不到錢……」廖宏毅說,最常見被誤解能給拾荒者的物品包括玻璃瓶、軟塑膠、紙餐盒、鋁箔包,這些物品回收成本太高,例如玻璃瓶要分開不同色才能處理、塑膠材料太便宜所以沒有回收場想高成本再生、紙餐盒的防水淋膜沒有幾家廠商能技術分離,再加上人們往往不會洗餐盒、堆積有味道,原則上是不收的。但這些,依然被居民源源不絕送給拾荒者處理。

20211102-拾荒者專題配圖,資源回收廠,弱勢族群。(顏麟宇攝)
20211102-拾荒者專題配圖,資源回收廠,弱勢族群。(顏麟宇攝)

許多回收物來源是社區居民送來、下班就丟一包,但有很多東西其實是不能賣錢的(資料照,顏麟宇攝)

從大量垃圾裡整理出一小包、一點點累積成一車的回收物,回收價格也只會越來越低,例如2022年7月1日起寶特瓶一公斤只剩2元、白紙(指一般印刷文件書籍用的紙類)一公斤4元、紙箱2元,人們常見拾荒者回收的紙箱總是堆得又高又滿,那一車50kg其實只能賣500元。

「回收價格一直以政策補貼支撐,環保署有基金會跟製造商收清潔費、回收基金給處理商,一層層往下算,拾荒者能得到的錢就非常少,加上拾荒者大多是個體戶、缺乏集體力量,只能單方面被價錢給控制……」廖宏毅說。

這份工作錢賺得少、每月收入折算時薪才33元,身體傷害卻多,手指關節腫大、操到裝人工膝蓋、整理回收物玻璃劃傷等,更疲憊的或許是隨時活在恐懼裡──拾荒者的工作是沒有辦公室的,各種垃圾與回收物就堆在家門口,鄰居一方面要拾荒者幫忙整理沒空追垃圾車之下的產物、一方面又厭惡垃圾、疫情時更為恐懼,彼此常有紛爭。廖宏毅說這不只是口頭紛爭,更嚴重一點就檢舉、初罰1200元限期不改善再罰,這已差不多是拾荒半個月的收入,也因此拾荒者隨時對陌生人充滿戒心、時常要趕赴回家整理垃圾。

既然這份工作如此疲累,為什麼還是存在那麼多的拾荒阿姨?廖宏毅說的阿姨A,今年70多歲、原是工廠女工卻因產業外移而失業,雖然後來在餐飲業工作,卻因丈夫車禍後的身心狀況,時常工作到一半一通電話「你老公不見了」就要衝回家、幾乎無法專注於工作,最後阿姨的選擇就是拾荒,只有這樣的工作才能帶著丈夫邊走邊做,也當作復建。

阿姨B是傳說中有3棟房的,但每次造訪五角拌都看起來非常累,清晨4點市場工作、整理回收物、賣回收物再整理、半夜一兩點才睡覺。明明有3棟房,為什麼來做?原來阿姨把從前存的錢都買房給孩子住了,就是那3棟房,年邁母親付出一切給孩子之後還是要工作,但也因年邁,她只能選擇這樣的工作。

「這本來應該是有尊嚴的工作,但整個制度與社會氛圍 讓這工作成為貧窮者的工作。」廖宏毅說。事實上,拾荒者以手工人力處理城市大量的垃圾、以專業進行分類、節省資源浪費,其中眉角都是專業,但也確實拾荒者對自己工作很沒信心。五角拌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替阿姨們找回信心,當他們看見一位阿姨從原本卑微謝謝社區送餐到開始當講師、開始可以給建議說活動怎麼辦比較好,「除了弱勢身份,我們看見另個她,更有力量、更開心。」

「正常老闆該給的薪水,但對弱勢者來說很困難」工地看遍人生百態 他看遍「好手好腳」背後真相

人們說肯吃苦不怕沒錢賺,但曾擔任工地監工多年、以《做工的人》一書寫下工人人生百態的作家林立青,見到的也不是那回事。2021年台灣COVID-19疫情正式爆發、陷入三級警戒時,林立青曾奔走於台北車站與萬華為最窮苦的人送物資,但送著送著他發現每次送物資時睡在車站的人都越來越多、疫情後要重新找工作也困難。

「他們會說街友好手好腳不工作,但通常會講這種話的人根本沒辦法提供什麼工作機會……」就這樣,林立青起心動念創立「友洗社創」帶街友接洗地工程,至少先接住所謂「好手好腳」能工作的一群。畢竟現實上,就算好手好腳,也很多人難以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

就台灣工地薪資,林立青說,一個什麼經驗都沒有的人薪水大概一天就1400頂標,即便有工地開到2500、做一天就會叫你回家了。弱勢就業者能做的往往是拆除、搬運、清潔等工作,但搬運非常需要體力、收入又廉價──林立青曾遇過一天可以搬700包水泥的神人工人,搬一包只能賺10元,這10元卻也不是人人都能賺,「那個水泥搬運工的核心肌群根本已經練到天人合一,我問他怎麼練肌肉的,他說老婆做薑母鴨、他一邊等一邊做伏地挺身做到等爐火滾,一天一個多小時──這鍛鍊,可能比直接買一台貨車創業還難……」

拆除工作也需要技術跟專業,林立青曾碰過沒技術的工人什麼都沒帶去拆玻璃、15分鐘以後哭著叫119,至於清潔工作也非常容易被取代,唯有握有專業設備的清潔工才能長久,而友洗就是要給街友專業設備、讓他們不會被移工取代:「大部份工地不會給移工用動力內燃機,我就是刻意要給他們(街友)神兵。」

友洗清潔實況(謝孟穎攝)
友洗清潔實況(謝孟穎攝)

唯有握有專業設備的清潔工才能長久,而友洗就是要給街友專業設備、讓他們不會被移工取代(資料照,謝孟穎攝)

許多街友因債務與官司問題難以有個銀行帳戶、否則賺多少就被扣多少、一存錢就被強制執行到可能出人命,因此林立青發薪水首重「現金日領」,一天1500直接拿、額外獎金500存社工手上鼓勵儲蓄。洗地板這份工作必須操持重機械、忍受泥土飛濺日曬雨淋與雙手強力震盪的辛勞,加加一天2000元可能不過份吧,但林立青坦白說自己也被同業抱怨過:你打壞行情。

林立青舉例一位很能力較佳的街友,「他在我們這邊每個月收入差不多20k、最高27k、每個月工作10多天……我告訴大家這是正常老闆該給的薪水、一天就該給到1400以上,但這對弱勢者來說,很困難。」弱勢者可能光在外觀穿著要符合主流就很難、找工作第一步就被排除,打零工經驗也往往很糟、老闆會罵人會亂丟東西,更麻煩的是沒什麼機會取得謀生設備。

例如友洗最基本款的高壓清洗機是1萬多,這沒技巧沒體力難駕馭、怎麼發都發不動,但如果給夥伴一支速克達鑰匙下去就夠,一台預算馬上增加1萬5。而在其他產業,老闆如果不確定弱勢者工作表現就不會給好的設備,自然表現也不好、難以提升待遇。

最麻煩的或許還是負債與前科問題,這些弱勢者過去犯的可能是竊盜、被當人頭戶詐欺等微罪、或欠國家勞保錢,當他們來到友洗工作,林立青很理所當然地替夥伴保勞健保,沒想到他們當天就被警察押走了──「街友夥伴居無定所、收不太到傳票,但你保勞保以後警察一查就有,抓走以後還會跑來我們公司登記地址,勞保局說有個資保護?我○你○咧。」

各種因素讓弱勢者難以透過工作翻身,但在友洗,林立青依然堅持該給的都要給,好用的設備、整潔制服、合理薪水、勞健保通通都要有。2022年友洗成立以來,街友夥伴走遍學學校洗去層層泥垢與青苔、讓孩子不怕走路摔傷,年紀太大的街友可能無法勝任這工作所需體力,林立青也開發洗雨衣抹布的工作給70幾歲的大姐、維護好設備讓夥伴可以安心出發。

「我朝向讓他們覺得勞動有價值、在社會有尊嚴的工作,這是一份可以跟家人朋友說出口的工作……很有趣,友洗看來短期內不會倒。」曾為監工的林立青持續在證明,善待弱勢的企業一樣可以賺錢,人人過得好。

「回過頭看,你再怎麼加班,永遠限在錢不夠用的螺旋…」

為何明明有工作卻貧窮,台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道出各種因素的交織。工作貧窮會包括兩種狀況,工作所得偏低、或支出偏高,要解決低薪問題當然就是提高收入,但總有些產業的收入特別低,例如以資料來看,住宿餐飲業的薪資平均偏低,變成工作貧窮者的機率也會提高。

為什麼這些行業都給很低的工資?洪敬舒說住宿餐飲業當然不差,問題是大量使用「非典型就業」,尤其餐飲業──一周只給你排兩天班、你就成了「部份工時」者,工時少、所得當然就低。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投入?當然就是無法配合完整工時的人們。

這裡頭可能包括學生,更多是為了照顧老人跟小孩的人,「你的照顧時間跟三餐連結在一起、完整的工時被切割掉,就只能去塞一些臨時的工作──當你因為家庭結構無法進入完整工時的市場,就容易進入相對收入低的產業。」

20210803-台灣新冠肺炎疫情從三級警戒降為二級後,台北市3日開放餐飲店内用,民眾拉下口罩隔著隔板,享用店家美食。(柯承惠攝)
20210803-台灣新冠肺炎疫情從三級警戒降為二級後,台北市3日開放餐飲店内用,民眾拉下口罩隔著隔板,享用店家美食。(柯承惠攝)

住宿餐飲業大量使用「非典型就業」,尤其餐飲業可能一周只排兩天班,工時少、所得當然就低(資料照,柯承惠攝)

整體來說「非典型就業」人口包括部份工時、臨時工、派遣工,目前在台灣計有80萬人左右,中高齡比例最高,青年人口則很多是婦女因為照顧孩子被迫進入部份工時的狀況,「這種工作貧窮、低薪、不穩定就業會產生壁壘,你如果無法在年輕得到很好的發展、好的累積、透過轉換職場提高你薪資,在中高齡要回到一般職場發展,就很難。」

此外,雖然台灣失業人口跟世界相比極低,台灣特色在於有一群「自營作業者」,例如夜市攤販、計程車司機,這些人收入多少都不是《勞基法》可以干預的,也成了國家吸納失業率的武器,一切都要自謀生路。

即便工作收入不差,也可能因為支出而工作貧窮。洪敬舒舉例,月薪60k算不低了,但如果這60k是一家人包括父母、小孩、另一半在家顧小孩,一個人的可支配所得就會極低,而家庭支持是改善方案之一,例如有托嬰托育或許照顧者就有機會出去工作、提升家庭所得。

此外,一個人的生命周期與發展狀況也可能有變化,「例如可能年輕時工作穩定、誰知道一個意外家庭就垮,當你從相對穩定的狀態往下摔,你再爬上去的機會高不高?通常不高。」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年齡變化,台灣職場有相對嚴重的年齡歧視、中高齡者苦無就業機會,可能100張履歷丟出去全無回應。

「台灣職場有太多對年齡的過度浪漫想像,很多產業談『缺工』,老闆都會說年輕人不做、年輕人只愛吹冷氣──但你的工作難道只能給年輕人做嗎?台灣有滿多中高齡希望提高所得,為何你們只要求年輕人?如果你願意給他機會,台灣40多萬失業者裡頭有有3分之2是中高齡,你願意的話,他們滿樂意貢獻自己的心力去工作。」洪敬舒說,無奈刻板印象依然常見,女性中高齡求職者會被覺得要顧小孩會常請假、男性則被覺得早該有社會地位了現在求職一定有問題。

各種因素交織,就成了工作貧窮,努力上班錢還是不夠用,怎麼辦?通常人們會選擇增加收入與工作,但其他可支配時間就會變低──當父母都在忙賺錢,狀況就是工時增加、過勞、家庭可支配時間也變少,這時家庭照顧就要外包,例如把孩子送托嬰與安親班、最晚可能10點才下課,或把長輩送長照,而這些外包又會衍生一筆費用,錢夠嗎?

「回過頭看,你再怎麼加班,永遠限在錢不夠用的螺旋,你一天就24小時,加班結果就是你過勞、家庭瓦解。」洪敬舒說。

該如何解決工作貧窮,洪敬舒坦白說不可能有一個政策能解決所有事,必須各方拆解──如果有些產業永遠只給基本工資、政策就要提升基本工資,至於公共服務如租屋、公托、長照等則可能降低家庭支出,此外市場不會只有「企業」一種、所有經濟只依靠企業的話勢必讓貧窮問題層出不斷,必須有社會企業、企業社會責任計畫、合作社、勞工成立組織協商工作等不同形式。

「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做選擇,只是選擇太少了。」長期關注貧窮議題之「人生百味」創辦人之一朱冠蓁如此說。而該如何拓寬選擇、讓貧窮者安身立命,也如洪敬舒所言,那不會是單純一個政策就可以解決的、層層相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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