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中被遺忘的聲音:性別平權
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7)在11月20日落幕,今年不但是非洲的氣候變遷大會」,我們也看到其中不乏女性的聲音。
在如此緊湊的兩週會議期間,究竟性別平權(gender equality)以及女性賦權(women empowerment)在氣候危機的議程上有多重大的進展,對締約國國家的拘束力又是如何,我們似乎無法太過樂觀。
性別與氣候:是進步還是原地踏步?
性別議題其實早在2001年就被載入氣候變遷大會議程中,主要是提倡及鼓勵女性參與氣候變遷的討論及決策。2014年,性別平權正式在COP20獲得支持,女性參與的目標被明確地記載在五年一期的「利馬性別工作計畫」(Lima Work Programme)。2019年,大會檢討了需要進步的地方,並明確指出了五條締約國的優先目標:
強化能力建構,包含對氣候變遷的認知,管理,以及溝通
達到性別平權,尤其是女性的參與及領導
確保性別平權與永續發展目標和相關的國際目標一致
鼓勵性別回應(gender-responsive)的實際氣候行動[1]
提供後續追蹤及報告
今年恰好碰上利馬性別工作計畫的期中評審,在埃及氣候大會舉行期間陸陸續續發佈了相關的評估報告。比如說對於性別回應的實際氣候行動分析報告(下稱氣候行動報告),也就是分析國家自主貢獻(NDC),國家訊息報告等文件,所產出的報告。
在今年的氣候行動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締約國在國家自主貢獻中大幅度提升性別相關的用語,從2020年只有30%左右的國家提到性別,到今年7月底有大約90%的國家將性別納入國家自主貢獻。
一些締約國也提及了氣候變遷對於脆弱族群的加劇影響,特別是因為社會階層、經濟階層以及文化而被邊緣化的群體,並將其納入國家自主貢獻等文件中。在五個優先事項中,高達80%的國家明顯把重心擺在強化女性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那為什麼情況還是不樂觀?因為真正將性別落實在氣候行動上的國家,只有不到1/3。
缺乏系統性的分析機制
目前對於國家報告和實際氣候行動的分析,其實沒有制定一套完整的標準。甚至是由國家自行決定報告中性別議題所適用的範圍,或是否採取二元(男性及女性)及非二元(沒有特別強調男性女性觀點)的論述方式。
除了國家間沒有統一的定論外,分析機制很大程度地取決於在地的數據搜集。
在討論性別行動的預算編列時,國際永續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性別平權長達茲(Angie Daze)也特別提到數據採集對於氣候行動的重要性。達茲在會議中表示,數據的分類、搜集方式、分析以及使用不只影響數據的品質,也會影響接續的氣候行動以及評估行動所需要的資源。
目前大會的權宜之計是以五項目標作為初步分析,但是在五個目標下卻沒有一致的檢驗標準,讓國家各自沿用現有的社會和文化框架,終究無法帶入邊緣化群體的聲音及需求。一如女性地球與氣候網絡(Women’s Earth and Climate Action Network)執行長蕾克(Osprey Orielle Lake)所說:「我們現在急需要的是一個更激進(radical)的改變。」
第一線女性感受不到改變的發生
推廣性別平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被邊緣化性別的社會和經濟壓力,並在以自然為本的實踐中注入環境正義(climate justice)的思考。如果當地女性無法感受到改變的發生,那這一切的努力將會淪為空談。
今年大會中,我們聽到了很多在地女性的聲音,其中不乏來自原住民族的代表。身處於氣候危機最前線的群體,在地女性的訴求,以及女性貧窮的惡性循環等議題,都揭發了上層政策管理與當地實施情況的嚴重斷層,也讓許多倡議代表對性別行動計畫(Gender Action Plan)和利馬性別工作計畫表示失望。
註釋
[1] 在做出回應氣候變遷的行動及決策時,將氣候變遷對不同性別的影響程度納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