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遷中被遺忘的聲音：性別平權

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7）在11月20日落幕，今年不但是非洲的氣候變遷大會」，我們也看到其中不乏女性的聲音。

在如此緊湊的兩週會議期間，究竟性別平權（gender equality）以及女性賦權（women empowerment）在氣候危機的議程上有多重大的進展，對締約國國家的拘束力又是如何，我們似乎無法太過樂觀。

性別與氣候：是進步還是原地踏步？

性別議題其實早在2001年就被載入氣候變遷大會議程中，主要是提倡及鼓勵女性參與氣候變遷的討論及決策。2014年，性別平權正式在COP20獲得支持，女性參與的目標被明確地記載在五年一期的「利馬性別工作計畫」（Lima Work Programme）。2019年，大會檢討了需要進步的地方，並明確指出了五條締約國的優先目標：

• 強化能力建構，包含對氣候變遷的認知，管理，以及溝通

• 達到性別平權，尤其是女性的參與及領導

• 確保性別平權與永續發展目標和相關的國際目標一致

• 鼓勵性別回應（gender-responsive）的實際氣候行動[1]

• 提供後續追蹤及報告

今年恰好碰上利馬性別工作計畫的期中評審，在埃及氣候大會舉行期間陸陸續續發佈了相關的評估報告。比如說對於性別回應的實際氣候行動分析報告（下稱氣候行動報告），也就是分析國家自主貢獻（NDC），國家訊息報告等文件，所產出的報告。

在今年的氣候行動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締約國在國家自主貢獻中大幅度提升性別相關的用語，從2020年只有30%左右的國家提到性別，到今年7月底有大約90%的國家將性別納入國家自主貢獻。

一些締約國也提及了氣候變遷對於脆弱族群的加劇影響，特別是因為社會階層、經濟階層以及文化而被邊緣化的群體，並將其納入國家自主貢獻等文件中。在五個優先事項中，高達80%的國家明顯把重心擺在強化女性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那為什麼情況還是不樂觀？因為真正將性別落實在氣候行動上的國家，只有不到1/3。

缺乏系統性的分析機制

目前對於國家報告和實際氣候行動的分析，其實沒有制定一套完整的標準。甚至是由國家自行決定報告中性別議題所適用的範圍，或是否採取二元（男性及女性）及非二元（沒有特別強調男性女性觀點）的論述方式。

除了國家間沒有統一的定論外，分析機制很大程度地取決於在地的數據搜集。

在討論性別行動的預算編列時，國際永續發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性別平權長達茲（Angie Daze）也特別提到數據採集對於氣候行動的重要性。達茲在會議中表示，數據的分類、搜集方式、分析以及使用不只影響數據的品質，也會影響接續的氣候行動以及評估行動所需要的資源。

目前大會的權宜之計是以五項目標作為初步分析，但是在五個目標下卻沒有一致的檢驗標準，讓國家各自沿用現有的社會和文化框架，終究無法帶入邊緣化群體的聲音及需求。一如女性地球與氣候網絡（Women’s Earth and Climate Action Network）執行長蕾克（Osprey Orielle Lake）所說：「我們現在急需要的是一個更激進（radical）的改變。」

第一線女性感受不到改變的發生

推廣性別平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被邊緣化性別的社會和經濟壓力，並在以自然為本的實踐中注入環境正義（climate justice）的思考。如果當地女性無法感受到改變的發生，那這一切的努力將會淪為空談。

今年大會中，我們聽到了很多在地女性的聲音，其中不乏來自原住民族的代表。身處於氣候危機最前線的群體，在地女性的訴求，以及女性貧窮的惡性循環等議題，都揭發了上層政策管理與當地實施情況的嚴重斷層，也讓許多倡議代表對性別行動計畫（Gender Action Plan）和利馬性別工作計畫表示失望。

註釋

[1] 在做出回應氣候變遷的行動及決策時，將氣候變遷對不同性別的影響程度納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