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一觀點:沒有自由那來自由貿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沈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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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是市場經濟學的中心思想,依經濟學理論與供需相關的因素自由化後,地球的資源就會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這是以個人自由、財產私有為前提,追逐自身最大利益為目的,經由理性推演所得出來的結論。然在民主國家裡大多數人提到自由貿易或貨暢其流的概念時,很容易直接用物理學的角度去思考,物理法則顯示:物體移動的路線當中若遇上阻力時,移動就會減緩而終將停止不動。

依此類推,若想貨暢其流則貨物在國內外的流動過程中應儘量減少阻力,因而會影響物流的稅賦或法規等都應設法去除,以便貨物能自由、順利地流動;而在完全自由化前,為維持公平競爭,各種阻礙貨物流通的稅賦或法規,都不得任意地歧視競爭對手。民主國家的產官學界幾乎一致要求政府或國際組織,應踐行這些經濟理念。

其實經濟學是廣義倫理學的一支,不是物理學,考慮經濟問題時,不能只考慮貨物的流程和其阻力而已,還應考慮人的因素;貨物是人設計製造、是人消費使用,是因人而流動,同時稅賦和法規也是人訂的。故考慮國與國間的貿易時,國家的政體以及該國是由什麼樣的人所組成的,都應該一併考慮才對;例如民主法治國家中,人的思考和政府運作模式,就和專制極權國家顯不相同,因而民主和極權國家間的貿易,若不將這根本的差別考慮進去,就不可能有實質公平的自由貿易。美中兩國貿易因無法公平競爭,十多年來雙方互看不順眼,終於展開這場難以避免的貿易大戰。

當今全球的經貿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世界警察的身份所一手建立的,當時負責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組織就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這機構從1995年起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美國除成立GATT、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國際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外,也曾以身做則率先開放本身的市場,並提供金援積極地扶持西歐、日本等國的經濟,讓渠等有能力自戰爭廢墟中恢復過來,另加拿大、墨西哥、澳紐、以及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4小龍等國家的經濟,也曾在美國的幫助下隨後興起;是時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則以蘇聯為龍頭,以東西歐間的鐵幕為界,另成立一個集團,那時全球的經濟是雞兔不同籠,分依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理念,各自建構自己的經濟圈。

世界貿易組織(WTO)(WTO@Wikipedia / CC BY-SA 2.0)
世界貿易組織(WTO)(WTO@Wikipedia / CC BY-SA 2.0)

2001年中國成為WTO會員後,在該國政府蠻橫的杯葛下,17年來WTO推動貿易自由化所需的共識決一直都無法達成。(WTO@Wikipedia / CC BY-SA 2.0)

WTO從1948年起到中國加入前,曾成功地推動過八回合的貿易自由化行動,大幅度地去除民主陣營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使得戰後的國際貿易蓬勃地發展;美歐日韓的跨國公司在剷平貿易障礙後的地球村快意馳騁,這些公司挾著規模、科技、人才、和資金在自由世界裡爭食經貿大餅,成為富可敵國的八腳章魚。1991年蘇聯垮台,接著倒台的東歐共產國家一個個被歐盟收編;而美日韓的跨國公司則將眼光瞄向中國這塊未開發的廣大市場,於是展開遊說行動想將中國拉進WTO。2001年中國成為WTO會員後,在該國政府蠻橫的杯葛下,17年來WTO推動貿易自由化所需的共識決一直都無法達成,這期間全球在多邊貿易自由化方面繳了白卷。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個霸權國,晚近兩百年因歐美日等國的興起而有點落鬚;1978年共產黨安內有成後,開始在經濟上發奮圖強,短短40年間竟從不足為道的小咖,蛻變成可以和美國對幹的超級大咖。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是由公營事業擔綱,輔以官二代、富二代所組成的民營企業,大家以國家利益而不是個別公司利益為主軸,由政府統一佈局經貿發展的戰略並居中調配各項經濟利益。因此中國企業主關心的不是董事或股東的權益,而是政府主管的指示;這些共產黨籍的企業主隨時可依上級命令轉戰更重要的職位,至於所經管公司的成敗,只是職位變動的參考而已。

中國企業這種不必顧及個別公司成本效益的團體戰,在本來就已剷平貿易障礙後的自由競爭市場,當然所向無敵;就算是原本霸占市場的八角章魚,因得顧及本身利潤也都漸感不支。反觀中國國內市場因WTO貿易自由化停擺,仍維持著原本外貨進不去的封閉狀況,故中國市場一直不太感受到國外企業的競爭壓力;縱使有些個別的八角章魚獲准進入中國市場,然在中國人治和一切管制的商業環境下,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拚搏時,總覺得是和中國政府對打,因而處處受制施展不開。最近幾年這些跨國公司似已逐漸認清這場不公平競爭的本質,於是全球經濟在雞兔同籠多年後,因美國川普總統的出手而開始翻轉,出現新的變局。

美國總統川普(AP)
美國總統川普(AP)

最近幾年這些跨國公司似已逐漸認清這場不公平競爭的本質,因美國川普總統的出手而開始翻轉,出現新的變局。(AP)

以個人本位所建構的民主社會,講究的是人權和自律,在私有財產被保障下,每個人得以自由地追逐自己最大的利益。產業內外雖也有合縱連橫的情形,但全都建立在自願和互利的基礎上,且隨時可以加入或退出;這和為了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被迫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方式去執行國家所交付的任務,大不相同。而且民主法治國家為避免侵害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政府的施政或立法都得先獲得多數人民的授權;加上授權的正當程序較長,故政府行為自然拖拖拉拉、俐落不起來。而極權專制的國家則不同,統治者不在乎被統治者個別的權益,施政完全以統治者個人的野心為依歸,也不必考量正當程序,所以在有能力的強人主導下,國力便能快速地增強。

其實民主法治和專制極權這兩種政治制度,在西方歷史上都曾交錯出現過,而過去500年來因民智已開,民主法治這套比較占上風;這期間全球若有戰亂,都是緣起於某個國家出現逕自跨越任期限制的強人政治,而當有能力的強人將國力推至某個高點後,為掠奪更多的經濟資源,接著就發動侵略別國的戰爭。自從習近平將自己塑造成不可替代的終身皇帝後,似乎讓西方社會聯想起這些歷史教訓。

歐洲是民主制度的發源地,基於豐富的民主和專制的交迭經驗,西歐人的政治心防早已根深蒂固;戰後破敗的西歐國家在進行國家間的經貿整合時,就特別地重視這條界限。《歐盟條約》(TEU)第2條明定歐盟是建立在個人尊嚴、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人權的價值理念上,因此若想加入歐盟必需符合民主法治的國體。這從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以及東歐國家的加盟過程中,就可證實這是加入歐盟的必要條件,而沒有達到民主條件的國家就無法入盟;WTO自始沒有這類的入會條件,不幸引狼入室後終於引發這場八、九十年來,全球再也沒見過的貿易大戰,等這場戰爭告一段落後,WTO得否依然健在?我們不妨拭目以待。(推薦閱讀:向駿觀點:「耐心資本」有助「一帶一路」自然延伸拉美

*作者為駐荷代表處經濟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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