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醫護和師生：專業人士移民潮如何衝擊香港？

文字／唐戀光、攝影／陳朗熹、設計／黃禹禛

伴隨著香港政治制度的巨變、公民社會的解離，香港移民潮未見平息，醫院和校園是最受衝擊的場所。在醫院，護士流失劇增；在中小學甚至幼稚園，生源和教師一同流失，人們加速往英、加、澳等地移民。移民公司一邊忙著應付爆發式的查詢，一邊協助不少企業搬遷到新加坡。這一趟30多年未見的移民潮，到底將給香港帶來什麼影響？會怎樣影響專業服務的品質以及人口結構？當下，北京和港府還沒有正面回應這場危機，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指這是「人口正常流動」，特首林鄭月娥僅稱指要以「平常心」看待，反映民意的民間組織都不獲積極回應。但面對如此局面，仍有人執意留下，他們又如何守護理想和專業？

半年前，50多歲的香港資深護士Raymond辭別崗位，變賣資產，以專業移民的方式搬到了台灣。

Raymond從事護理行業30多年，持有護理學學位和碩士，同時擁有老年病、重症監護的專業證照。在香港一家公立醫院，他擔任病房經理多年，管理100多人的團隊。自反修例運動爆發，作為政府醫院中層管理者的Raymond，就愈發陷入無法解決的棘手矛盾。

疫情在中國爆發之初，香港醫護在工會帶領下發起罷工，以向政府爭取封關，減低傳播。Raymond稱，事後他被要求，在給予罷工護士考核時「不能給良好」。「我做不到，」Raymond說，他不認為「懲罰」前線同事是良好管理之道，但倘若他給予同事考核良好，不同聲音就向他施壓過來，甚至威脅他個人的表現考核。反覆面對這些矛盾之後，Raymond決定結束在香港的專業生涯：「我遞辭職信那天，是最開心的一天，終於不用愁了。」

邁入2021年，香港《國安法》檢控增加，政治清算蔓延，國際機場常常上演親友送機的畫面，洶湧人流中，Raymond這樣的專業人士並非孤例。管理全港政府醫院的醫院管理局主席范鴻齡近日承認，醫護流失「正在惡化」，其中護士流失更嚴重，自去年（2020）7月起的12個月內，流失高達6.7%。香港護士協會去年年底公布的數據更為驚人，684名受訪會員中，43.9%的護士正考慮移民，9.9%正辦理移民手續，「政治及社會原因」成移民主因。

「不是說走不走的問題，而是說幾時走了，」香港護士協會主席源志敏對《報導者》說，他擔憂香港護理行業將出現專業斷層、青黃不接的情況。據該會調查，年資愈深的人愈有移民傾向，5～10年護理資歷的受訪者中，逾70%正考慮或正辦理移民手續。香港醫療體系和英國、加拿大、澳洲等接軌，護士經過一定的資格轉換和申請，可以重新在當地執業。

這意味著，伴隨著移民潮，香港將不斷失去一批批專業人士、中產家庭和大量學生生源。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近來同樣發現，身邊許多年輕、中年朋友一家大小移民海外。他認為，要制定政策去回應移民潮，就要先掌握最準確的數據，無奈目前政府對移民問題似乎沒有統一口徑，亦沒有公布具體數據。周永新指，目前治港政策似乎全部由北京執行。「中央don't care你人口結構的影響或專業人士走，這對他們來說是次要的，他們現在先要改制度，先落實愛國者治港。」周永新憂心，經過劇烈的改制和人口流失，香港的社會風氣，或將退回上世紀70年代、「搵錢至上」（搵錢：粵語，賺錢之意。）的價值觀。

校園裡，逐漸消失的師生身影

在香港中學英華書院，校長陳狄安發現，今年新學年，全校學生比去年9月少了大約100人，即使收了一些插班生，目前全校仍有60個學生缺額學位空缺。英華書院是香港傳統名校，有200年歷史，因採取直接資助的模式，學費比官立學校貴，生源大多來自中產家庭。

「在直資學校中，一家學校（過去一學年）走100個學生，（變得）很common，」陳狄安同時是香港直資學校議會的主席。他指出，直資學校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高中學生去海外升學，但這一兩年的情況是從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和幼稚園生都走，而且不是小孩離港升學，而是一家大小移民。與此同時，英華書院在過去一年有15個教職員辭職，或移民或換工作，這數字是近年最高，學校已加緊重新聘用新職員。

除醫護行業以外，香港校園也是受移民潮衝擊較為嚴重的場域。《報導者》採訪4名香港教師，大家都表示，校園內瀰漫著不穩定的狀態：老師們不知道學生什麼時候會走，而自己也在掙扎是否離開。

去年8月開始，中學教師家銘發現，認識多年的好友一個個離開，他的父母也跟著自己妹妹一家移民英國了。「7個朋友都移民了，都是老師，都是有家庭的、有小朋友⋯⋯有些來不及farewell，有些不講不出聲，再次見到就在Facebook報平安，」家銘說。

在家銘看來，中小學教師向來不是輕易移民的人群。在香港，教師待遇良好，在政府小學任教的學位教師起薪為31,750港元，但他們的專業能力並不容易在他國轉移：「教師是一個很在地的職業，特別是人文學科，你離開了香港，是很難再教這個課程⋯⋯現在這麼多老師走，可以看到推力是很大的。」

家銘原本教通識科，最近要開始教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面對年輕人關心政治、投入社運，北京及港府認為通識科煽動年輕人上街，在今年9月新學年將之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科目的課時大幅減少，考試沒有分數，只分及格、不及格。

「想不明白怎麼教，」剛過去的暑假，家銘沒有心思備課，士氣低落。他想念以前的校園氣氛，「和學生無所不談，拿份報紙，看到哪篇新聞就熱烈討論。」現在，他基本上只敢照本宣科。去年，家銘在個人Facebook上轉發一篇文章後，就被同事舉報到學校管理層。

醫管局秋後算帳，「我不想同流合汙」

這種疲倦和戰戰兢兢，Raymond也經歷過。

反修例運動高峰時，在有女士懷疑右眼被警方射中而導致眼球破裂等事件後，一些醫護在非辦公時間發起靜坐，抗議警方濫用武力、政府漠視民意。「政府會有壓力給我們醫療機構，要噤聲⋯⋯管理層開會，叫同事少去參加集會，」Raymond覺得，這對中層管理者構成「無形的壓力」。

「不走的話，將來就要永遠面對，去做一些以前你認知上覺得是不對的事，」Raymond說，「所以我選擇離開，我不想同流合汙。」他離職之後至今，同醫院中的7個護士均在不同時間提出辭職，移民前往英國、加拿大、英國不同地區，另外他知道也有4個同業已移民台灣。「我認識的（同業），一個月走一個，去不同國家，不是算很多，但全部是很資深的同事，或是專科護士，或者是獨當一面的。」

一邊夾在政治高壓和專業倫理的衝突之中，一邊也要考慮伴侶和孩子的未來。今年40多歲的林詩晴，一直捨不得離開香港。過去十多年，她在一家中學教書，目前負責教的班級，明年就要進行高考了。

「這個時勢，做記者、做老師的應該留守到最後，守護學生的，」林詩晴說，但她的丈夫在職業中同樣面對政治壓力，又擔心兩個孩子的教育，很希望盡快離開香港，兩人反反覆覆商量了一年多，她最終決定，明年送學生們考上DSE（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是香港的大學入學考試。）後，一家四口離開香港。

「我先生本來想今年走，但我還是很想教完班學生，他們中六了，你的學生不能沒有了你，但我的小孩更加不能沒有我⋯⋯，」林詩晴感慨。

考慮到家庭財務，家銘和太太尚未決定何時離開香港，但離意每日俱增。除了徹底改變的課堂環境外，他坦承，看見其他專業人士移民，也會增強自己離開的傾向。

「專業人士都傾向相信其他專業人士有自己的守則。我們做老師，走入一間醫院，我們相信那裡的醫生、護士是專業的，相反，一個護士將孩子送來學校，是相信教師的，」家銘說，「以後我在病床上，我還是否相信照顧我的護士是合格的？一個專業人士，如何看其他專業人士的移民，是會互相影響的。」

這一波移民潮，從個人、家庭擴及企業

坐在多倫多的家中，Ivan Mak透過視訊接受我們的訪問，身後是一片綠油油的花園。香港九七主權移交前，他一個人赴加拿大讀書，後取得加拿大國籍，2006年返港工作，從事移民行業。去年，他帶著妻兒又回到了多倫多，自己就開始港、加兩地飛。

「在我身邊，像我這樣的『回流加拿大人』，3個中就有1個又回了加拿大，其他的也在計畫，」Ivan說。根據港府2014年數據，港籍加拿大人高達30萬，其中許多是像Ivan一樣的回流人士。

回想80～90年代的移民潮，Ivan覺得當年人們的心態和此刻完全不同。「當時走的時候，不是很知道發生什麽事，來來去去就是四個字，『九七回歸』，沒有feeling的，總之買個保險，」Ivan說，「現在走的人，是說香港不是以前的香港，說到香港和自己行業的變化，是從1數到40、50的，可以說出很多concrete（具體的）變化的。」

目前，Ivan是移民公司AIMS香港負責人、執行董事，該公司以前主要做中國客戶的生意，協助他們來港投資移民，這幾年，變成了做香港人移民海外的生意。2019年夏天反修例運動剛爆發的時候，公司電話響個不停，生意大增，但隨著移民公司愈開愈多，以及各國推出簡便的救生艇計畫，許多市民可以自行辦理簽證，生意不再是爆發式增長。

移民離港的人數具體有多少？在出入境自由的香港，準確數字不容易統計。

目前，香港統計處並沒有單獨統計移民人數，最接近的數字，是每年兩次公布的「淨遷移人口」。查看過去兩年數字，2019年中至2020年中，淨遷移人口為48,300人；2020年中至2021年中，淨遷移人口為89,200人。

這意味著，扣除入境人數，自2019年夏天以來，已有137,500人遷移離境。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其中也包括短暫留港的人士再次離開，又或離港讀書、探親的人士。

除了市民移民離開，Ivan也目睹了不少外資企業撤離香港。除個人移民外，他們的公司業務也包括企業搬遷，從去年夏天至今，經手了20多家企業搬離香港。「99%是搬去新加坡，大多數是金融企業，員工數量從4、5人到200多人都有，同事也一起走（註：Ivan的企業客戶，是幫所有員工申請簽證，外派到新加坡。）」Ivan表示，而同一時間，他們接觸到的企業中，並沒有搬至香港的。

瞄準香港人才的離意，一些外國企業也開始搶人。

「C-level」走了，年輕人才呢？

Danvis是入行10年的獵頭（headhunter），為大企業招聘人才之餘，近年也開設顧問和教練公司，提供職業生涯培訓。他透露，有英國的大型企業瞄準港人移民潮，同時聘請很多香港IT人士。

「其實他們也是壓榨香港人的，一來英國脫歐後，需要人才，二來他們覺得港人語文水平接近他們，他們給的工資一般低於應聘者原本工資的25%，」Danvis指，許多計畫移民的人還是覺得這個招聘很吸引，會先接受，到英國後再慢慢找其他工作。

目前他提供求職培訓的客戶中，大約3成正計畫移民。加上從企業方來觀察，Danvis說，「很多走的都是senior的，特別是C-level的，CEO、CTO、CFO，目前市道也不是很好，一個senior走了，很多公司就請回兩個junior來頂替。」

上世紀80～90年代的移民潮中，同樣有不少中高層人士離港，曾有輿論分析，這些人的離開，長期來看，也為年輕人才的上升創造了空間和通道。這次香港《國安法》後的移民潮，是否會帶來相似效應？

目前下結論或許還言之尚早。陳狄安和源志敏從各自行業觀察都發現，這次走的同業，覆蓋不同年齡層，中等年資的人大多為了小孩而走，而剛剛畢業的沒有什麼負擔，加上加拿大等國推出針對年輕人的救生艇計畫，吸引年輕人才離開。

早前，香港青年協會（青協）發表數據指，20～34歲的年輕人才同樣存在顯著的流失情況。青協是香港一家關注青年問題的非營利機構，有61年歷史。

今年上半年，青協公布了兩項研究。第一項直接針對移民潮，進行實地意見調查，525名18～34歲青年中，28.6%表示有打算移民，提及的首三項移民原因，分別為《國安法》的實施（50.7%）、特區政府管治讓人失望（49.3%）以及認為社會撕裂嚴重／政治爭拗太多（31.3%）。

另一項調查剖析年輕專業人士的就業方向，1,135名受訪的青協會員中，24.2%的年輕人計畫在未來5年內離港就業。

負責第二項調查的研究員袁小敏對《報導者》表示，倘若聚焦看在香港四大支柱產業和五大具潛力產業中的年輕人，離港意願更高，29.5%人士計畫5年內去海外就業，而上述行業，本來已經人才緊缺。

在袁小敏看來，年輕人才短期內離港就業，並不意味著徹底不再返港，且在政治因素之外，也要考慮經濟方面的吸引力；然而目前問題是，港府並沒有進取的人才吸納政策。青協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加強招攬及聯繫在外地的年輕人才、為回流專才提供有時限住宿補貼、為二線人才提供在職兼讀銜接學位的資助等等。

「我們就此約見了勞工福利局，他們副局長、政治助理見了我們，但目前看來，他們態度不是很積極，」袁小敏透露。

消失的公民組織，石沉大海的建議報告

在當下香港，青協和港府的互動，或許已是民間機構和政府溝通的良好版本。

今年年初，香港護士協會把業內移民報告發給政府相關部門，包括多項挽留人手的建議。「他們連回我們一封信說『收到』都沒有，你說現在的政府是怎樣呢？」源志敏說。他同樣認為，目前香港特區政府變成了一個「執行部門」，不再真正掌握政策制定能力。

「現在這個執行部門，只有9個月命，之後又有新特首⋯⋯所有事情都沒有所謂了，挨過這9個月就算了，所有問題，就是下一任特區政府的問題，」源志敏猜測。針對醫護流失，不久前醫管局推出措施，包括延長退休年齡至65歲等，源志敏表示歡迎，但認為還不足夠，政府必須盡快加大護士培訓，「目前開始培養，也要4、5年後才有一個護士出來」。

香港護士協會有44年歷史，是依法註冊的護士工會，過往一直和政府相關部門就薪酬、護理制度等保持溝通。其上一任主席為李國麟，香港公開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前院長、立法會護理界議員，議員生涯達16年，早前因民主派初選47人案被拘捕，後不遭檢控。另一邊，在反修例運動中成立的新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則面臨更大壓力，被政府指其經費「用於政治目的」，被要求提交一系列資料。

而在教育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是有48年歷史的工會，由全港教師組成，一度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工會，會員超過9萬人，擁有自己的會址、超市等。今年7月，教協遭到《人民日報》等中國官媒的追擊，其後香港政府宣布和教協中止合作，不接受該工會的轉介個案、不承認他們為教師培訓的課程等。在繼續被《大公報》、《文匯報》追擊的情況下，到了8月，教協正式宣布解散。

自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社會漸漸生成一個個工會、行業協會、民間團體，縱使工運一直未成大氣候，但已形成扎實的公民社會肌理。這一切，在今年夏天被解體，堅固的紛紛消散，民主運動畫上休止符之餘，政府在其他議題上，也失去了透過公民社會和民意碰撞、了解社會問題的機制。

在解散之前，教協於今年5月曾經發布調查，透過網路訪問1,178名教師和校長，發現4成想離開教育界，主因為「政治壓力增」。這份調查很快被建制人士抨擊為「用心不良」、「存心製造恐慌」。

作為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狄生表示，該議會目前沒有計畫再針對教師流失情況進行調查，因為每家學校基本都掌握教師情況，同時都在努力聘請回合適的教師。在他看來，更值得盡快重新估算的是，香港未來多年的適齡學童人數走勢。

根據港府2019年統計，香港適齡升小學的6歲兒童，在2022/23學年開始人數持續下滑，而適齡升初一的學生，近年仍然上升，原本預計自2024/25學年會開始下滑。不過，因為移民潮席捲，一切都提早了，「今年很多學校都發現，初一學生人數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港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出生人口也在大幅下跌。2021年年中，出生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大跌22%，在死亡人口維持相若的情況下，人口自然變動為負11,800人，是自1961年有數據人來從未出現過的人口負增長高峰，這一現象也將在數年後影響生源。

香港直資學校議會曾向港府提出，允許更多學校高中開辦國際課程，讓本有離意的家長在香港再多留一段時間，更靈活處理政府資助學校的方式，以及更重要的，重新檢視全港適齡學童的數字和未來估算。

陳狄生表示，教育部門有持續聽取意見，但對他們具體的建議，「暫時未有正面回應。」

劇烈改造，人才流失，社會風氣將迎來倒退？

狂風暴雨不休，香港社會正在經歷一輪無聲卻劇烈的改造工程。周永新認為，目前北京計畫在短期內徹底落實「愛國者治港」，讓市民認同「一國兩制的初心、原意、國家的本、國家的根，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制」等觀念。

「我們都要承認很多人對中國共產黨是很多負面想法的，尤其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六四的人⋯⋯整件事很複雜，所以我希望整件事不要這麼快⋯⋯但中央似乎現在一是不做，做就徹底一些，」周永新說。

今年74歲的周永新是香港社工界鼻祖，在香港大學任教之餘，擔任多項政府公職，曾經被視為立場保守的學者，不過近年愈發開明，堅持在報章分析時弊，諫言政府。他憂慮，伴隨著移民潮，香港社會的老人照顧問題會愈發嚴重。早於2011年，香港10個長者中，已有3個是獨居老人或二老同住；隨著年輕家庭離港，老人問題將更加嚴重。他預料，持續會有更多長者申請政府福利來維持生活。而同時，護士移民潮也將促使安老院更難聘請護士。

此外他也擔心，經歷這一輪劇烈的變化，不少人失望離開，而留下的人或心灰意冷，或不敢再進行公民參與，甚至連做義工、捐款都擔心暴露痕跡，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將退回上世紀70年代「搵錢至上」的風氣──當時，香港社會流行「四仔主義」，不少年輕人、大學生追求的是屋仔、老公／老婆仔、車仔或BB仔。

「整個社會80年代開始轉變，公民社會開始蓬勃發展，多關心其他人，投入義務工作，不是只是考慮自己利益，」周永新說，現在，一切都在倒退。

從事獵頭和求職培訓的Danvis說，儘管他也明白目前香港管治問題很多，但「講到賺錢，還是香港好。」他認為市民不要在未有謹慎計畫之下，貿然移民，例如突然前往英國，可能不容易找到合適工作。

他稱，有一些已經移民英國的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等，因找不到工作而向他求助，也有移民數月的家庭因為不適應而回流香港。

「我反而更加努力，因為都快end game了」

風大浪大，在理想、家庭、信念和實際收入面前，每個個體和家庭都需要做出屬於自己的抉擇。

家銘目前覺得，只要一日還留在香港，就盡量去做力所能及的事。

近來他和教師同業討論前景，大家都很擔心被投訴、舉報。「（大家覺得）要不，就離開；要不，得留在香港跟隨政府的說法（來教學生），不然很快就犧牲⋯⋯。」在課堂上他已經不敢發起自由討論，也不敢表達太多個人觀點，「除了一些民生議題。」

他開始把目光放在課堂之外，搞課外活動，做社區探訪，在他看來，這也算是為公民社會「保留一點種子」。

另一個資深中文科教師Benjamin就深深感覺，身邊瀰漫著一種人心惶恐的氣氛。最近，大家連移民問題都不敢在同事、親友中隨便說起。9月22日，《文匯報》以「迷信外國月更圓、狠心移民拋老幼」為題，在頭版抨擊移民潮。與此同時，《大公報》則不斷報導移民人士不適應，回流香港。

「整個社會的氣氛，很多事情都不會問，不會說得很仔細，」Benjamin說，「大家過去了，settle down了，才會說已經走了⋯⋯你也不知道對方是不是參與了我們不知道的事，所以才不能講。」

他和太太也計畫移民離港，但暫時沒有具體日期。他說，看著身邊很多人走，愈發讓他覺得還有事情要留在目前崗位好好做。考慮到安全問題，他拒絕透露具體工作情況。

Benjamin說，留下的日子已被標上一定的時限，「現在每日工作反而更加專注，因為都快end game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Raymond、家銘、詩晴、Benjamin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