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托邦(Dystopia)的建構和擴張：中共科技體制的演化

今年3月，中共成立了科技委員會，集中管控科技發展和規劃。這種科技體制從何而來，其演變的軌跡和特點是什麼？

1.科技作為「黨的馴服工具」

對中共科技體制形成和演化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影響。其一，在建制初期，中共與蘇聯結盟，鞏固政權。自1950年代，中共仿照蘇聯模式，以已有的幹部機制，培養科學幹部，在科技體制中自上而下，建立中共黨組織，管控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此外，中共將建制前獨立的民間專業科學研究會整編為統一的兩個組織，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和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後來這兩個機構合併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被納入政協組成單位，內部建立中共黨組，接受中共領導和意識形態指導。

其二，除了組織結構和意識形態效仿蘇聯，中共也模仿蘇聯計劃科技模式。1955年，中共在蘇聯協助下制定了科技發展十二年規劃（《1956年至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借助大量蘇聯技術轉移項目，發展核武器計劃和實現工業化。這種規劃是將科技發展納入計劃經濟，制定科技計劃。這個階段，中共也在其軍事體系成立研發單位和製造工廠，如國防部研究院和軍械（後改為兵器）研究院和相關工廠，由中共組織控制。 這種軍事科技部門經常是一套人馬的中共專門委員，黨政軍三個牌子，軍事科技體系是黨國體制和黨軍體制的結合。

其三，中共以思想改造重塑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思想。1951年下半年開始，中共對大中小學教職員、專科以上學生、高校、科研機構員工實施思想改造，強迫知識人包括科技人員接受中共意識形態作為所有科研學科的唯一指導，不能提出質疑。這種思想改造過程伴隨著清洗，接受中共意識形態、按照中共指導發言者，被標定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不接受中共意識形態的知識人被開除，或調離使用，一些知識人自殺。這種思想改造、監控和懲罰模式持續至今。

其四，中共科技體制的演化主要受到與歐美日等國交流的影響。在中蘇分裂後，中美逐漸聯合對付蘇聯。在中蘇美三角關係轉換過程中，中共使用更多的技術官僚制定科技發展計劃。從1978年以後，中共大規模進口美歐日技術，也效仿這些國家軍民科技協同發展，技術相互轉換，以中共頂層規劃主導，組織政府、企業、學校一體化的計劃科技。在制定不同時期的科技發展規劃綱要、五年計劃和遠景規劃中，包括了科技政策和計劃。

2. 惡托邦(Dystopia) ：計劃科技與極權政治的組合

在六四後，中共將科技進步作為反對和平演變，反對顏色革命的主要手段。中共借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濟停滯，與俄國再次開始軍事合作。中共向俄國購買了先進的武器和軍事技術，改造這些武器和技術，生產數量龐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此作為「大國崛起」、「中國夢」稱霸世界的工具。而中央科技委員會以更集中的權力，制訂更具有進攻性的規劃。

從《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剛要），可以觀察到中共爭霸戰略，其背景是應對美國近年來限制對中國關鍵技術的出口。《剛要》規劃主要包括發展數位、生態、能源、航太、人工智慧、 機器人、科技金融、類腦智慧、基因技術、軍事科技。這些相關技術的更新，既是中共意識形態新添加的內容，也協助其權力重組，升級對政治、行政、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領域的控制，也以科技合縱連橫爭奪霸權，實施利維坦(編註：怪獸)的無休止的擴張。

從技術政治和極權政治角度觀察，在中共意識形態和集權組織方式下，七十多年的計劃科技，成為進行大規模思想改造，重塑社會分層和勞動分工的一部分。這種計劃科技由唯一意識形態指導，在「個人志趣服從國家利益」、「中華民族復興」的壓榨下，泯滅獨立人格，技術更新只服務於維護專制和擴張; 遵從中共意識形態成為科技倫理的唯一標準。中共計劃科技既剝奪了公民的知情同意權，也限制了社會討論和辯論的空間，科技災難導致了環境惡化、更大範圍健康受損及更多生命的損失，災難後封鎖消息，阻止調查，導致社會失憶症。計劃科技是中共監視、異化和消解人性的主要機制，也是中共建構與爭奪不同空間、擴張惡托邦(Dystopia,與烏托邦Utopia相反之意 )的重要權術。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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