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照顧者與工作者的兩難：職業婦女永不停歇的「第二輪班」
文：歐紫彤（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生，現職為嘉義縣家庭照顧者互助資源整合中心社工督導）
下班是什麼，可以吃嗎？
後工業時代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使得經濟快速成長，人們提高了對於生活的期望值，此種期望使得家庭中的夫妻雙方都必須外出就業，才能夠實現此一期望（Yi, 1994）；加上婦女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勞動市場的需求，潛在的婦女勞動力逐漸到重視與開發，愈來愈多婦女投入職場。勞動部（2018）《性別勞動專輯》顯示，2016年的婦女勞動力為518.6萬人，較2012年的497.2萬人及2011年的489.6萬人，各增加21.4萬人與29萬人。進一步觀察婦女勞動參與率，2016年為50.80％，與10年前相比，上升2.12 個百分點。進一步分析同（2016）年25至44歲之勞參率為81.01%，較2006年大幅上升 8.26 個百分點。過往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在現代化的浪潮之下，已然崩解，雙薪家庭取而代之，成為常態。既然養家這件事情共同分擔了，照顧這件事情是不是也可以一起分擔？
顯然這件事情對很多人來說並非如此，跟據內政部統計，仍有45.5%者認為，「在家由母親帶」是最好的照顧方式。另中央研究院報告也發現，有21.1%的民眾認為，在企業因為經濟不景氣亮起紅燈時，第一個應該要裁員的對象應該是女性，特別是已婚育女性。
但弔詭的是，王舒芸研究發現，伴侶雙方在討論照顧與就業計畫時，男性都是採「尊重女性自由選擇」居多，一個表面的平等，實際上的自由選擇卻充滿籌碼不對等的情況，換言之，女性沒有下班這個選項。
越來越多婚育女性在歷經文化改變後投入職場，但是家庭重擔依舊。白天在公司上班，處理公務，下班回到家裡，處理家務，繼續上著「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
除了以第二輪班說明女性的處境之外，Hochschild更進一步以「停滯的革命（stalled revolution）」一詞，說明婦女婚育與就業的兩難。照顧結構雖然開始變化，但是家庭重擔依舊，男性分擔家務勞動的比例並未因此提升，雖在我國有意無意的協助下，如推動育兒相關政策等，似乎企圖宣告男性將開始逐漸走入家庭，未來與婦女公平地分攤照顧工作指日可待。但要注意的是，傳統文化對於性別雙方的桎梏依舊，人們仍被無形中限制、形塑著，最後發現父親有條件地參與革命，也就是說，其以「被動」的照顧行為與態度回應（李庭欣、王舒芸，2013）。
理想工作者與理想照顧者的衝突
以理想工作者（ideal worker）為中心思考的勞動環境，雇主為了利益與工作效率的最大化，把勞工想成一台工作機器，並將大量的時間投入在工作之中，家庭與照顧所分得的時間有限，甚至是零。雖然現實中，這樣的人幾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成年男性最接近這樣的人，因為他們被文化期待必須負起養家責任，而女性亦被文化教育，必須學會將自己的自我實現與丈夫的成就做出妥協，女性必須懂得犧牲，才會有完整的家庭生活。
多數女性被期待婚育後離開職場擔任全職照顧者或者是由全職轉為兼職人員，以達成母職形象，及人們對於理想照顧者的想像。換句話說，理想照顧者就是一個以孩子為中心，除了照顧之外，必須心無罣礙的人，尤其是女性。
理想照顧者與理想工作者是一體兩面，兩者兼具性別意涵。社會期待與男性自我認同都扣緊了理想工作者的信念。即便雙薪家庭如此普遍的現代社會，男子氣概（masculinity）與養家扣緊，旁人與自己對於男人的定義亦取決於他的工作成就。女性亙古不變的與照顧緊緊相連，母職被視為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從虛擬架空的角色，看到女性真實的人生
2018年的韓國暢銷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趙南柱以淺白平淡的語氣敘述了一個看似熟悉且平凡的女性就醫紀錄，爬梳了隱藏在現代社會下的性別不平等樣貌，包含職場、家庭、育兒等。因為淺白易懂，所以讓許多讀者產生共鳴。
書中角色是一個生於1982年的韓國女性，作者更以當時候的菜市場名「金智英」替主角起名。書中有一個場景是，金智英因為育兒暫暫離職場，某日帶著幼兒稍至公園休憩，卻被附近的上班族男性指稱為「媽蟲」。所謂媽蟲是一結合英文「mom」和「蟲」的韓文新造單字，最初用以形容無法管教在公共場合大聲喧鬧幼童的年輕母親。但後來被擴大用於多數的母親上面，小說中更被用來貶低全職媽媽一角，認為離職照顧的婚育女性是一群不事生產但卻不斷向伴侶要求生活費的「吸血蛭」。
雖然這是在韓國小說所見，但台灣真的沒有這樣的狀況嗎？
社會究竟是，期待女性背負就業養家還是育兒照顧的責任，當女性符合期待擔任照顧者時，被貼上一個「媽蟲」標籤：當女性選擇以就業為重的時候，又被指稱為「烏鴉媽媽」。該詞是德國社會用以暗諷專注於工作而棄孩子不顧的「壞媽媽」。當人一天只有24小時的時候，如何要求女性獨立擔負家庭中最重要的兩個任務？
背起勞動力與照顧力的女性
南韓國家報告指出，低生育率是婚姻斜率作祟，而元兇是女性教育程度與高勞動參與所致。該篇報告引發眾怒，迫使研究單位迅速下架。婚姻斜率是一個社會學名詞，簡單來說，是用以形容「女性往上嫁、男性往下娶」的婚姻流動。這亙古已久的秘密，在女性高教程度與勞動參與率逐年升高的情況下被破壞了。是此，女性成為了造成低生育率的眾矢之的，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同樣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是否也將生育率低迷的原因歸咎於女性？
剛開始就讀博士班時，便時常被告誡，「高學歷女性沒有婚姻市場」等話語，警告者性別多元，其中不乏高知識與高社經地位者。兩肩扛起生育率與勞動力重責的女性，社會是否有給予同等的正向回饋？答案是「沒有」！
近10年來台灣致力推定相關性別平等法案與措施，包含推動性別工作平等法、建設社區保母系統、設立公共托育中心、發放育兒津貼等。
雖在服務推廣下，人們對於育兒的想像，也逐漸因為政策的變化，開始有所改變。在家庭結構改變、文化與政策的三方交織下，育兒偏好逐漸走向專業照顧。但多數仍以發放現金補助為主的托育政策，充滿濃厚的家庭主義文化背景，政府將自己定位為規範者而非提供服務者的角色，慣以津貼發放的方式試圖給予家長育兒協助。對於孩子的觀點亦停留在「家庭的」孩子而非「社會的」孩子。
白天的育兒照顧重擔釋出，女性得以外出就業，但晚上下班接回孩子後的照顧，沒有伴侶的協助，第二輪班不會停歇，沒有喘息的機會，生育還是會成為女性不敢想望的念頭。文化期待的理想照顧者與職場希望的理想工作者，成為壓垮現代婚育女性的重擔。走到一半的性別革命，若沒有政策的繼續推動，恐會停滯不前，照顧赤字將會持續擴大。最終，無法下班的女性，成為我國目前職場婚育女性的最佳寫照。持續低迷的生育率，則是職場女性對於結構的無語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