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傳統更崇尚自由!談余英時中國情懷的「兩個世界」 學者曝關鍵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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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8月在美國寓所辭世,享耆壽91歲,與他相識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陳方正指出,余英時有「中國歷史學術研究」和「當代中國批判」的兩個世界,既不一樣卻又互相影響,而這兩個世界都是因他有5年身處於50年代的香港所形成。

聯經出版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4日下午以「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題,邀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與談,並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何曉清主持。

與余英時相識一甲子的陳方正談「余英時的兩個世界」,他表示,余英時的人生態度、世界觀、事業取向,都是在不到30歲就已經定型,後來都沒有重大改變,這非常重要。

陳方正借余英時於1974年發表的文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可以說余英時自己也有兩個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他徜徉其中、落而往返的中國歷史學術研究的世界,另一個他不能自己、奮筆疾書的當代中國批判評論世界,這兩個世界既不一樣卻又互相影響,余英時這兩個世界很早就定型,後來逐步深化擴大,但始終沒有在根本改變,換言之他很早就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這是他獲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影響余英時一生的3個關鍵時期 與錢穆的相遇相知

陳方正說,要了解余英時的人生態度,最可靠的就是看他發表的回憶錄,其中剖析了他早年的3個關鍵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7年至1946年的7歲到16歲,他當時在安徽鄉下度過,雖受良好的傳統教育,但見聞十分有限;第二個時期是1946年到1950年的16至20歲,那是一個兵荒馬亂、受學生運動衝擊的時代,余英時輾轉於南京、北平、瀋陽、上海,雖然有兩趟大學經歷,但不可能用功,可說是無所適從。

陳方正接著提到,余英時第三個時期就是1950年到1955年的20至25歲在香港的5年,可以說是他一生的關鍵,因為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嚐到家庭的溫暖,雖然家裡沒錢但有親情滋潤和支持,他的父親余協中是有名的西洋史教授,並且和當代大儒錢穆很熟識,所以余英時不久就進了新亞書院成為錢穆最器重的弟子,這對兩人都是難得的緣分,當時新亞書院雖然困難,但因強大的理念支持,沒多久就得到援助,而且開辦了研究所,余英時的學業因此沒有中斷。

20200917-國學大師錢穆,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維基百科)
20200917-國學大師錢穆,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維基百科)

國學大師錢穆。(取自維基百科)

陳方正指出,在這5年中余英時不只長日埋首故紙堆,也大量批閱西方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同時寫文章、辦報、辦雜誌、探索新思想、出版書籍,成為一位最活躍的年輕文化人,他日後的兩個世界正就是在這時期逐漸出現的,中國歷史研究的世界是在新亞書院內錢穆的循循善誘下形成,當代中國評論的世界則是透過自己的學習、探索及社會上中國社會知識人的社群碰撞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兩者互補。

同樣經歷過50年代香港的陳方正說明,當時香港的處境很艱難,首先還未從戰爭中復原,湧入大量大陸難民,人口遽增4倍,經濟非常困難,同時受到想突破禁運的新中國、挑動反共意識的台灣及美國這三大外部壓力,能維持穩定是一個奇蹟,而這要歸功英國人高明的政治手腕。

50年代香港的經歷種下余英時日後的根基

陳方正指出,當時美國一方面要求香港政府收緊中國輸入物資的渠道,還有長期的戰略目標,政治上是為扶持第三勢力,文化上則資助教育和出版活動,培植自由民主思想對抗共產主義,這是當時香港知識份子能發展出一個蓬勃活躍社群的基本原因,例如新亞書院也得到美國雅禮協會大力支助。

陳文正說,對余英時而言,在50年代香港的經歷無比重要性,一方面堅定他對傳統中國的熱愛、以歷史研究為志業的決心,另一方面又提供充滿挑戰的環境,使他發展成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換言之,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就是在50年代的香港行程,從此看來不能不驚嘆當時美國在香港推行的文化策略非常成功,余英時就是最傑出的例子,他的名言「我到哪裡,中國就在哪裡」可說就是從美國的精神而來。

陳方正認為,余英時基本上是一位相當保守的人,他的人生觀在50年代確立,之後就沒有大的變動,只有緩慢逐步的發展,這兩個世界的發展也不是一樣的,他歷史研究的世界是透過吸收各種西方學術觀念,並深入發掘中國史料而變得更寬闊、豐富、深入;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在基本觀念上是堅定沒有變動,只不過因為時局刺激,而變得更為尖銳、劇烈。

陳方正指出,余英時2014年出版的《論天人之際》十分重要,可說是他的收官之作,本書利用西方的薩滿信仰和軸心突破兩個重要觀念,追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起源的發展和過程,從原始的巫文化、降神,演變成孔、孟、荀子、老莊等個人化哲學思想,中國史上天人合一講的很多,但真正能夠透過歷史材料獎的確切的,《論天人之際》是第一本。

20210904-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談論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取自聯經出版「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
20210904-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談論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取自聯經出版「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談論余英時的「兩個世界」。(取自聯經出版「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

六四事件爆發後 余英時看衰中國前景

陳方正說明,余英時的歷史研究理智、知識性的,但對當代中國批判則是感性、發自肺腑的世界,他以自由民主作為普世價值是固定、不容置疑的,背後的原始動力就是感情,這種情懷在他年輕時定型,後來就繼續發展,例如說7、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家都希望回中國,余英時只因興致索然回去過一次,從余英時寫下的詩詞看來,他沒有把中國看成是他的家。

陳方正提到,六四事件以後余英時悲憤莫名,他斷言,從一部中國歷史看,20世紀是中國歷史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比五胡亂華、五代十國、蒙古入主更糟糕,知識分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因此他認為21世紀的中國不太可能有光輝前景。

陳方正說,21世界中國經濟起飛,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英美兩國政治生態出現危機,但這些變化都沒有觸動余英時的批判世界,他的內心深處就算有微妙變化,立場卻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他的自由主義信仰十分堅定,不會因為現實的政治而動搖,沒有這樣堅定、近乎信仰的支撐,也難以想像他的當代中國批判世界能屹立數十年不變。

陳方正最後表示,正如余英時經常引用的故事,他經常自我比喻為鸚鵡,常僑居四鄉,四鄉就是神州大地,現在神州大地在他看來有山林大火,就算沒用也要沾濕羽毛去撲救,因此生出了他現代中國批判的世界,至於這是否能夠感動天神為鸚鵡滅火,「我想他是求心之所安,不再去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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