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觀察:歐洲「左膠青年」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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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敏而/業餘知識分子

自從年初的武漢肺炎疫情以來,在許多台灣人眼中,我們傑出的防疫表現實在值得各國政府、人民效仿。事實上,台灣在疫情下如何確實執行隔離政策,並在國際交通幾乎徹底中斷下重啟國內經濟的種種政策,近來也(難得)獲得了歐美國家主流媒體一定程度的關注。

然而,就當台灣人驕傲地向世界喊出「Taiwan No.1」或「Taiwan can help」這些口號時,本文必須潑冷水式地分享以下一些真實情況:至少筆者在過去幾個月來,與許多來自歐洲各國的「左派進步價值知識青年」(又稱「左膠青年」)試圖談論台灣時,所面臨的一些困境:

歐洲「左派進步價值知識青年」是如何煉成的

首先必須討論,筆者周遭這些「正宗歐洲左膠青年」的世界觀是如何形成的。既然會被稱為「左膠」,這些人往往有以下幾個共通的「雙標」特質:

第一,逢與「自身利益無關」的公共政策即必反(但對自己有好處的政策時又十分擁護政府)

第二,「口頭上的」反資本主義與關懷弱勢(但往往只是說說而已,沒有任何具體行動)

第三,對「號稱左派」的政權有莫名的想像與期待(同時間卻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和權利)

最後,「基本教義派」式的狹隘國際觀(只關心主流強國,說好的「關懷弱勢」呢?)

舉例來說,與筆者對談的這些「左膠青年」雖然相識於英國的牛津,也多有很不錯的家庭和學經歷背景,但絕大多數不屬英國公民。

這樣的基本背景,讓自詡「左派進步價值擁護者」的他們,凡是談起英國保守黨的強森內閣或美國的川普政權時,總是嘲諷備至,並且聲稱「與這些排外的右派政權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弔詭的是,當他們自己受益於本國右派政府因保障本國公民就業機會、抗拒外國公民移入的政策時,卻反面露得意之色,從不訴諸批判。筆者一位身為奧地利公民的朋友就是如此:批判英國右翼政府「脫歐排外」不遺餘力的他,卻對自己在奧地利右翼政府的保護政策下、獲得了本國不錯的工作機會而沾沾自喜。

再者,基於「左膠」們總必須對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進行「批判與反思」,讓這些自以為擁抱「進步價值」的青年們,往往對極權的中國帶著莫名且近乎無知的美好幻想──這樣的思想脈絡,或許來自當年法、英等國的左派知識菁英在工運潮時,也曾「尊馬」(馬克思)、「崇毛」(毛澤東)等過往;殊不知當中俄共產政體日趨極權化後,這些左派思想大師也大表失望地極力批判。

以武漢肺炎的疫情為例,筆者身邊就有朋友將「就是因為歐美崇尚自由的個人主義太過氾濫,因此就算各國政府頒布了許多嚴格的封關措施,人民卻依然故我;所以『學習亞洲國家的集體主義、甚至中國的集權』,才是防堵疫情的不二法門」這個論調奉為圭臬。

諷刺的是,筆者身邊的這些左膠朋友們,平日卻對個人權利和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極度重視,絲毫無法妥協。實在無法想像,若中國的極權主義侵犯到他們「個人的」人身自由時,他們會如何反彈?現在他們這些「口頭上的」崇尚集體主義、大政府,在筆者看來,不過都只是因其人身自由尚未受到侵犯的罷了。

號稱「關懷所有弱勢」的歐洲左膠,與他們的「國際觀」

許多左膠青年總是號稱自己「關懷所有弱勢族群」;但筆者觀察,他們所關注的多僅限於「與自身弱勢面向相關」的議題。

舉例而言,筆者身邊一位自詡「為左派思想發聲」的女性友人,基本上卻只是喜歡「在修辭上」強調與女性權益相關的論述,平日並未具體做出或參與什麼有助於女性平權的行動。然而,當發生了與自身權利切身相關的事情時,狀況就大不相同了:當她在英國遲遲找不到適合租賃的房屋時,便將自己的處境訴諸「難道房東歧視我身為單身女性,所以不願租給我嗎?」這樣無法舉證,卻也同樣難以否定的論調。

將這樣「只關心與自己相關議題」的基本態度放大到國際視野,筆者認為這些人的所謂「國際觀」坐實了基本教義派關於「國際(international)」的解釋:顧名思義,international 這個字眼由 “inter-” 和 “national” 兩個字所組成,而 “national” 這個詞彙又清楚地指向源於十九世紀末出現的、關於「民族國家」的意涵。所以在現代英文中 “nation” 才會同時指涉「民族」和「國家」的雙重意義。

簡言之, ‘international’ 這個詞彙的意義,在其誕生的十九世紀,僅限於當時幾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的關係──以今日的標準而言,就是僅指涉歐洲、(最多)加上美國等幾個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

換言之,在這個定義之下,對他們而言,「亞洲國家」往往不在討論之列,而只是一種奠基於未知與幻想的「東方主義」式想像。

所以,和「歐洲左膠知青」討論台灣議題有多難?

基於上述的討論,這些歐洲左派知識青年的「世界觀」,基本上源自兩個基礎:「對資本主義的(口頭)批判」和「對歐美主要國家以外政體(主要是中國)的幻想」。在這樣的預設立場下,想要和這些歐洲左派青年深入討論台灣問題,實在近乎天方夜譚。

例如,在「後疫情時代」的脈絡下,談及台灣奠基於「不信任中共政權」前提下所達成的防疫成就時,筆者的這群朋友、同學不是無言以對便是支吾其詞。因為究其根本,他們的思維和心態,早已建立在「反思批判」歐美政體、「幻想崇尚」中國政體的基礎上──簡單來說,從小到大早已習慣前者帶來的自由和權利的他們,反而對其嚴詞批判不遺餘力,並幻想著後者的制度可能更好。

也就是說,他們無法理解台灣人認為「民主自由」的得來不易和值得珍惜,也不懂台灣人在這些價值面對威脅時的心情。

另外如同前述,在他們的「國際視野」外所發生的種種事物,也往往被視為「與我無關」,或動輒以想像的濾鏡去脈絡地了解──簡單來說,甚至在「一個中國」原則之外,任何論述都已經超過了他們的想像範疇,從而造成筆者與他們討論「台灣問題」的根本限制。

最後,身在歐洲的最高學府之一,這些「左膠青年」畢業後各奔東西,往往都會在各國政府或重要企業中擔任要職。因此以上這篇文章,並非旨在挑起所謂左派右派之爭,亦非批判這些「左膠青年」有如何言行不一、或多麼「不在乎台灣」;而是希望大家正視一個事實:在歐洲的「進步知識圈」要如何介紹、談論台灣議題恐怕是門大學問,並非單純標榜「我們崇尚民主自由人權」、「我們反對中共極權壓迫」等等即可。同時台灣的「國際宣傳」之路,恐怕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牛津觀察:歐洲「左膠青年」的國際觀》,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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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敏而,作者畢業於台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目前是英國牛津大學音樂學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於如何透過討論音樂的全球流動提出批判帝國主義與冷戰政治的新論述。專欄以「業餘知識分子」為名,期許自己成為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筆下「思想上的業餘者」,不為權力所動,只為自己的興趣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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