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一座人文的山

我們的登山文化一直以來都有著小眾的特色，一個原因是戰後受嚴格管制的山地使得人民親近不易，另一個原因是早年交通、裝備、資訊上面的限制。然而，小眾的優勢就在於社團成員關係緊密、向心力高，且大家皆分享同樣的興趣，對於登山安全來說最為關鍵的教育即可用師徒制的方式傳承下去，甚至在此之外拓展文教活動。放眼現在，登山社團沒落了、傳承式的教育也斷絕了，導致民眾大多無緣接觸前輩的故事和經驗，進入一個巨大的文化斷層。取而代之的新勢力，則是自組隊伍和商業登山服務業者，前者的問題是經常出現登山新手遇難的憾事，後者的問題一是不受政府管轄，二是品質良莠不齊。雖然從登山風氣上仍能見到國家公園入園數量逐年增長，但欣欣向榮的背後，藏的卻是普遍缺乏教育的民眾，往往化為山難的未爆彈而不自知。究竟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

登山文化的分水嶺

我認為二○○一年社團申請制的解除，是臺灣登山文化的分水嶺。二○○一年十二月之前，由於政府的山區管理規範，攀爬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為社團申請制，必須由領有「高山嚮導證」的人員帶領，所以可以想像，當時還沒有像是現今自組團和商業團的區分。然而根據資料顯示，一九八○年起即有營業性社團出現，這類遊走於非營利組織和商業之間的經營者收錢替客戶代辦手續、帶領登山行程而不平攤費用。換言之商業行為一直都在，只是從表面看上去都是協會而已。隨後以山區觀光為主軸的一波波開放之下，國防部與內政部於是修法，除了大幅解除郊山區域的管制，也順勢取消了高山申請制度，自此自組隊和商業團有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而各大協會則隨著申請制遭到廢除，在岳界逐漸失去往昔的地位和主導權，邁入高齡化和邊緣化的階段。

終止申請制本身用意良善，但社團體系中長年運行的傳承式登山教育跟著走上了末路，只怕是當初沒人能預見的惡果。其後政府也未配合登山產業發展和戶外教育缺失制定配套措施，埋下了日後諸多問題的遠因，諸如山難頻傳、不合理的嚮導認證制度、商業團亂象，以及最極端的反作用力：《登山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按照現今的觀光法規，登山健行係屬於旅行服務的一種，當由登記立案的旅行社承攬業務方為合法，但旅遊和戶外活動本質上差異甚大，不符實務所需，迫使部分業者以「靠行」方式與旅行社合作，而過時的規範甚至偶爾還成了同業彼此攻擊的把柄。

由於目前尚且缺乏清楚的法規定義，我將以個人經驗解釋區分自組隊、商業團和協會的方法：盈利與否和隊員組成。

首先，我和家人、朋友一起去爬山，是建立於友誼或親情的基礎上，費用分擔的合理性可透過協議輕易達成，甚至主辦人往往只收些大宗費用（接駁車、公糧等），其餘則由個人概括承受。然而隨著社群網站和通訊軟體興起，卻吹起了網路徵求陌生人組隊的風潮，也就是所謂的「網路自組隊」或只求湊人數的「共乘團」。這種嶄新型態的隊伍，即使費用採平均分攤，卻容易因為成員彼此不信任、主辦人規畫不周、個體觀念差異等，使得隊伍安全的變數極高，一旦出了事故，複雜的責任歸屬問題只能訴諸法律解決。誇張一點來說，若改編俚語為「網路自組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大概就能稍稍明白問題所在；相反的，假如是商業團主辦的行程，隊員彼此不識就不太重要──因為行政、後勤、風險管理之責，皆落在專業嚮導和團隊的身上。剩下的疑慮，就是他們真正的專業程度如何。

將時光快轉到二○二○年三月後，也就是國際新冠肺炎開始肆虐之時，臺灣卻正在經歷史上最高的一波戶外休閒浪潮。從交通便利的已開發地帶，到必須健行數日才能抵達的高山景點，皆有程度不一的環境破壞新聞傳出，不只令各地主管機關疲於奔命，也為社會大眾上了血淋淋的一課──臺灣人的素質，似乎不是最美的一道風景。

人潮衝擊自然環境

從北到南，從臺灣頭到臺灣尾，龐大的遊憩人潮湧入山林，衝擊了自然環境，也衝擊了過時的山林管理體制。路途遙遠的「上帝的部落」司馬庫斯，以往光是駕車都是個挑戰，現在竟傳出一日遊訪客過量，逼得部落居民整日忙於撿拾垃圾的消息。位於臺東的著名高山景點嘉明湖，也因為無總量管制的替代路線「戒茂斯」爆紅，再加上協作業者便利的伙食和搭帳服務，竟使得妹池附近出現遊客排隊領餐的「帳篷城」。

再看看合歡山（小溪營地）、太平山、特富野、霞喀羅、加羅湖、松蘿湖、劍龍稜、眠月線等地，訪客超量產生的問題又有什麼不同？國家公園靠著總量管制和嚴格執法負隅苦守，卻阻止不了準備不足的民眾轉而選擇「一日單攻」，更別說是園區以外的國有林地了。

平心而論，這一波浪潮是個意外，與「山林解禁」政策的關聯有限。正常的情況下，從事戶外活動的民眾數量應是逐年增加，但二○二○～二一年的疫情扼殺了出國旅遊的選項，再加上暑假本來就是旺季，使得遊客有如海嘯一般往各觀光景點打去。隨之而來的亂象，除了凸顯國民素質不佳，更揭開政府長年漠視戶外活動體制發展的真相──從戒嚴起算，輪番執政的兩黨乃至於其餘小黨，皆不甚在乎這個議題，甚至可以說是不願蹚這灘渾水。為什麼二○二○年的美國SpaceX正在計畫殖民火星，臺灣卻依然沒有一個戶外活動的主管機關？

原因很簡單，我們的人民缺乏「戶外文化」。少了精神層面的共同價值觀為基礎，制度面又該怎麼跟得上人民的意志呢？正是因為如此，我們的登山健行族群走向缺乏內涵的觀光化；也正是因為如此，臺灣人只有海鮮文化，而沒有島嶼子民應有的海洋文化。

如果要瞭解為何臺灣的戶外文化失落至斯，我們可將目光望向世界上的戶外大國，其中一個範例就是美國。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就認為自然遺產是重要的休閒資源之一。雖說早期的殖民者多半是出於必要才前往戶外空間，且清教徒律法也不鼓勵這類娛樂，人們依然會在由工作衍生的活動中找樂子，例如打獵、釣魚、射擊比賽、賽馬等。十九世紀中期，更出現一波「健碩基督教運動」（muscular Christianity），結合宗教教義和鍛鍊體魄，使得民眾更加願意從事戶外活動。其後，在二十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餘波之中，隨著工時逐漸降低，鐵路、汽船的引入和汽車大量生產，經濟大蕭條前迎來了一波戶外活動的高度發展期。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數以百萬計的役男、役女返國重拾正常生活，催生戰後嬰兒潮之餘，也刺激了戶外活動的發展。由於汽車、道路的品質提升、燃油變得便宜、工時縮短等因素，中低收入階層也終於能走向戶外。爾後上述的因素不斷循環發酵，讓美國的戶外活動在一九六○年代迎來一波大爆發。另一個因素是早期廣為流傳的浪漫主義思潮，例如盧梭、拜倫、庫柏的著作等，使得大眾逐漸認同自然的蠻荒狀態和原始生活方式有其價值。其後美國的超驗論者，如愛默生、繆爾、著有《湖濱散記》的梭羅，更相信神性存於自然之中，因此認為荒野的價值正是保存了文明。受此思潮影響，美國人民和政府益發重視戶外休閒的需求，國家公園系統於焉誕生，即便是主要功能為林業的美國林務署，也沒有忽視人民休閒娛樂的權利。

和美國相比，臺灣要等到一九二六年日本平定全島的原住民族之後，才開始發展山區的遊憩活動。然而，因為官方始終不放鬆戒備，入山管制嚴格，山林與社會大眾的距離極為遙遠。國民黨政府來臺後，考慮山域掌控不易，亦採取同樣的山地管制規範，民眾必須通過社團申請才能進入。一直到一九七二年「百岳俱樂部」成立，乃至為配合發展觀光事業，山地管制區才逐步放寬限制。

說起來或許有點難以相信，攀登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自由，要等到二○○一年高山嚮導證制度的取消，才正式還給人民。二○一九年的「山林解禁」政策，則是歷代一系列開放措施的集大成之作，自此登山者自負安全責任，政府也不再基於保護心態而禁止民眾登山。分析臺美兩地的戶外活動史，不難發現美國是由自由走向管理，臺灣卻是從管制走向開放；前者由民意主導發展，後者卻是政府限制發展，形成的戶外文化也截然不同。從一開始，美國人即視戶外為遊憩場域，大眾化甚早，直至近代因環境不堪負荷，才啟動規畫與管理措施；臺灣則恰恰相反，由日本、國民政府接力主導的山地管制，嚴重限縮山林的遊憩功能，使得民眾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日益疏遠，徒助長了排斥與恐懼情緒。

早期臺灣先民害怕具出草習俗的原住民族，讓山域成為了孕育恐懼的溫床，輔以民俗傳說中的山魈、魔神仔等，至今仍寄附於民眾的想像之中，構成一道精神上的無形障礙。再加上臺灣的山域地形普遍山高谷深、腹地難尋，氣候造就植被茂密、天氣變化迅速，地質造成坡面易於崩塌，在其中行動具有先天的困難度。若非經過公路、步道、指標系統的適當人為開發，確實也讓一般人難以親近。戰後的登山者能利用深入山區的林道縮短步程，但當時的活動從事者跟大眾相比只是少數。後來諸多林道因政策轉變，走上毀棄的命運，然而前輩開闢的成熟路徑和登山產業的興起，就成為了降低活動門檻的主要推手。

全面檢視戶外資源

即便登山界前輩披荊斬棘創下功績無數，終究只是山岳協會和大學登山社體系內的小眾文化。隨著這類組織逐漸消亡，也遲早會退出歷史舞台。人是文化的載體，臺灣社會缺乏影響美國民眾至深的歷史文化思潮，且一旦傳承式教育的薪火斷絕，碩果僅存的登山文化將無以為繼。戰後的學術踏查專家楊南郡為一九九九年第二次出版的《丹大札記》作序時，即在裡面直言：

近幾年來，對臺灣的山岳界來說，登山運動已經出現瓶頸，五岳三尖固然是陳年舊事，完成百岳也不再是眾所矚目的大事。同時，為了確保登頂的成功，大家似乎只熱中於重複既有的登山路線，因而喪失了昔日拓山時代的骨氣。…

當時談論最多的話題是國外登山的趨勢，由學生組成的隊伍，往往也肩負了學術調查的使命。例如喜馬拉雅山區的登山活動，當登峰隊員努力於攻頂的同時，在基地營的隊友也習不暇暖地進行天文、氣候、地理、植物、動物、原住民文化等的種種調查研究。…

一旦突破登山運動的瓶頸，便會發現海闊天空，到處都是值得一探的處女地帶。…

確實，就他自己以前於在臺美國單位工作的經歷來說，也是因為美國同儕非常喜愛戶外活動，加上可以取得美國塞拉俱樂部的月刊，所以才去報名了人生首個高山行程，造就了一位思想上領先時代的的登山者。但為何美國人有這樣的強烈傾向呢？

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各地的民間健行組織就形成了獨特的戶外文化，即使在動盪不安、經濟崩潰的年代中也依然堅持著要走入戶外。他們認為健行的意義有二：敬仰上帝，並使人們的心靈、勇氣和愛真正得到再生。只是不知道如果楊南郡見到現在大學登山社的困境，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放眼未來，自學為主的社會大眾勢必會塑造新的文化。如果政府與社會繼續以不慍不火的態度面對戶外教育，也不推動納入國教和相關商業體系之中，未來發展實足可慮。現在是大眾化後塑造戶外文化的過渡期，也是政府應正視戶外遊憩活動，從管制轉向妥善管理與超前部署的良機。

美國國會於一九五八年授意內政部成立戶外休閒資源審查委員會（Outdoor Recreation Resources Review Commission，ORRRC），即是臺灣可借鏡的好例子。這個跨部會組織的首要目標，包括確立人民對戶外休閒的需求、確立國家可用的遊憩資源，並提出對應的政策與計畫，以滿足當時及未來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美國議會賦予委員會的目標，不僅只是提出當下的需求與改善計畫，而是需評估未來半世紀（直到二○○○年）的發展趨勢與需求。此委員會促成的里程碑，可見於其後一九六五年成立的水土保育基金（Land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und）、一九六四年的荒野保護體系（Wilderness Preservation System）、一九六八年的國家自然與風景河流系統（National Wild and Scenic Rivers System）、一九六八年的國家步道系統（National Trails System），皆是值得我國學習的優良範例。

疫情總有一天會減緩，但我認為即使在峰值出現之後，只會看到短暫的下滑。按照國際發展，山林遊憩資源的需求量只會有增無減──與其坐視自然環境因龐大的遊憩壓力而持續劣化，不如督促中央政府成立類似的跨部會委員會，重新檢視全國範圍內的戶外資源，並提出具備永續精神的提案，保障臺灣的未來子孫依舊能夠獲得美好的自然體驗之外，也藉政策撥亂反正，留給臺灣新戶外文化一塊肥沃的土地。（本文精摘自《登一座人文的山》一書，奇光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