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與真相之間的縫隙與悲劇（下）

四 做成「制裁」的結論，又是根據什麼樣的邏輯呢？如果理解當時兩岸三地媒體世界大變動的趨勢，各種對兩岸政治領導人誣蔑、揭露的八卦書籍和文章到處都有。江南《蔣經國傳》的內容，其實大都逃不出坊間流傳的耳語，估計《吳國楨傳》也寫不出什麼太驚天動地的內容。那麼，台灣的情報單位，為什麼要大動干戈、籌劃一個到美國那麼敏感的地方，執行制裁的任務呢？劉宜良的爆料有到那麼高國安層次的顧慮嗎？在我看來，「三面間諜」，做為制裁的理由是相當薄弱的，當時的媒體環境（現在恐怕更嚴重），因各方面的爭取所產生的種種訊息交易，應該是相當普遍的事，能不能認定它就是間諜行為，恐怕還有檢討的空間。嚴格說來劉宜良不能算是我方正式的諜報人員，作為付費的線民，能不能以「制裁」的理由加以約束，這都令人質疑。

談到權力核心和政治敏感議題時，我總會想起我九十二歲大表哥的特殊經歷與見解。他在1950年代初甄選入國防部二廳外勤班，接受諜報訓練。之後去日本，並輾轉歐、美、亞、非等各地執行任務。1960年代初派遣大陸，不久文革爆發，被捉入獄。1990年代初，我們才得知他還在世，經多方努力，得以回台終老。多年前某日，他看我入朝為官，一臉嚴肅地問我：「你現在進入官場，我問你：有沒有人願意為你死？」我當場愣了一下，這是什麼時代，做官還要有人願意為你死，你不被罵得臭頭已是萬幸。我當時回答：「當然沒有，我也不想有。」大表哥哼一聲冷冷的說：「那你沒有用！」隨後他舉經國先生為例。他說：「我們外勤班，不屬於情報局，我們屬於國防部，直接受經國領導。救國團、政工幹校才是蔣經國掌握權力的真正骨幹，大家都願意為他死。」我雖不認同他的看法，但卻相信這是「權力」（power）這個東西最最核心的邏輯，是最理性的非理性力量，清冷且充滿秋天肅殺之氣。情報和國家安全的工作，即是最接近權力核心的工作，很難用一般邏輯來規範，尤其在一個威權體制的時代。這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二個基礎。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江南案發生前後台灣內部「權力核心」的變化及其面臨的問題。台灣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之後，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最後並接掌大位。這中間面對國內外嚴峻的挑戰，政府之所以能一一克服，免於社會的動盪；在經濟高度成長的同時，又能逐步完成台灣民主化的工程，這當然需要許多積極條件的配合；但，權力核心的穩定，應該是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正因為蔣經國在父親全力的栽培下（這當中當然有許多的故事可以說），權力核心的移轉才得以平和順遂。

隨著台灣社會的解放及民主的深化，也由於蔣經國總統身體狀況日益惡化，七O年代後期，權力核心的鞏固，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不同於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權力移轉，戒嚴令支撐下的黨國體制，即使受到外界若干的批評，威權的力量仍在，只要掌握關鍵的統治機器，權力核心依然穩固。但是，後蔣經國時代的權力安排，明顯和之前的狀況有了本質上的變化。台灣主體意識崛起和民主化的工程，已經不是原來的黨國體制所能框限，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一直到1984年的江南案，在在顯示中華民國正在面臨一次國家體質的變革，情報、國安系統首當其衝。「願意為你死」的古典精神，必須從「領袖」、「黨國」或某種「意識形態」的牢籠裡掙脫，找到一個更制度性的安頓。困難就在這裡！

1979年至1983年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所主持的「劉少康辦公室」，一個統合黨、政、軍、特的編組，反映了國安系統急需建立快速、靈活回應社會突發事件的機制。結果並沒有成功，徒然增添了指揮系統上的紊亂。劉少康辦公室的設置和王昇的啟用，隱隱透露出鞏固「權力核心」（蔣經國）的思維比較是個人親信的考慮，而不是因應民主化所需要的客觀制度性的變革。不同於之前兩位蔣總統父子的權力移轉，「權力核心」及其周邊的鞏固力量，是充滿焦慮的。新的領導核心該是誰？誰是下一個效忠的對象？好讓大家繼續為他死，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感。這才是1984年前後，中華民國情治環境的真實狀況，也是江南案一個不該發生卻終於發生的悲劇之時代背景。天鐸以「大汪」（汪敬煦）、「小汪」（王希苓）內鬥作為其重要拼圖之一，我雖不敢說全無道理，但無法讓我們掌握到問題的本質。大時代變化的力量，豈能是個人私願所能左右？事件主角之一的陳啟禮事後批評：「小汪沒有擔當，他後面的人也沒有擔當」。並認為一開始便把責任推給陳自己，由他一人承擔，就不會惹出後面這麼多麻煩。時代的巨輪哪裡是個人意志所能撼動的呢？

蔣經國總統晚年，不論他個人知不知道，其權力周邊，的確有官邸、家臣或其嫡系在考慮、安排權力核心移轉的舉動。情報局以劉宜良寫《蔣經國傳》且著手要寫《吳國楨傳》，詆毀國家元首，做為「制裁」的理由之一，是台灣民主化之前的舊思維，是威權時代的產物和情感。天鐸花了不少筆墨描述汪敬煦將軍接掌國安局之後興革的新氣象。汪先生我完全沒有私交，卻有數面之緣。早年我曾住在新店，樓下一對朱姓「外省」老夫妻及其兒女和我們過從甚密，我的兩個女兒幾乎是他們照顧帶大的。後來知道，朱先生曾為何應欽將軍開過座車，後來更長期做了汪敬煦將軍的駕駛兵。朱先生一家人曾都住在大崎腳，汪將軍住在那裡，前立法院長劉健群也住那裡。朱太太原本在劉健群家幫傭，因而結識了朱先生。當時住大崎腳的，還有何應欽將軍的弟弟何應瑞。何將軍沒有子女，弟弟將三女兒何麗珠過繼給哥哥，大女兒則嫁給了汪敬煦。二戰期間汪先生因英文好，曾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的侍從參謀。兩家深遠的關係，可以想見。

我和汪先生就是在朱先生兒子結婚的典禮上遇見的，之後還在若干場合見過面、打過招呼。雖然如此，從朱先生夫妻口中，卻常聽到汪先生做人處事的一些風格，和天鐸的描述，頗為脗合。汪將軍工兵出生，有過作戰經驗。從工兵署長一路上來，並在台灣大變革的關鍵十年（1974~1984），擔負起中華民國情治首長的重要位置，身處風暴中心。他擔任過憲兵司令（1974~1975）、情報局長（1975~1978）、警備總司令（1978~1981）、國安局長（1981~1985），經歷了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和江南案等重大案件，每一個案件都有牽動台灣歷史走向的能量，汪先生也成了箭靶。

在那關鍵年代，能將情治敏感的工作交給汪敬煦先生，顯示層峰對他絕對的信任。然而，從汪先生許多口述資料中，他常強調自己是職業軍人，面對的是國家，並不與官邸的人做私下的往來。討論如何處理劉宜良問題的前置作業時，許多資料顯示的確有官邸或親近官邸的人介入，也邀汪先生參與。這些事態汪先生應該是知道的，但似乎並沒有積極配合，其中的難處，不難想像。江南案事發之後，國安局發動「一清專案」，能不能將它簡化成自己人內鬥？我是高度懷疑的。軍隊國家化，權力核心轉移的民主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逆反的道路。李登輝總統的接班，後來幾次的政黨輪替，都需要一個新的思維和精神來面對。江南案是翻過威權時代第一頁的開始。

五

大學時代讀過勞思光先生的《歷史的懲罰》一書，裡面一段話令我難忘至今，他說：

「人在任何歷史階段中，一方面他要受已有的歷史條件的限制；一方面他卻可能據其自覺的活動創生新的條件，以改變未來之歷史。人是以往歷史的奴隸，卻是未來歷史的主人。在歷史的因果關係下，人只能承擔一切已成立的歷史之過，但又能為未來種下新的果實。倘若人所處的歷史階段，正遇上已成立的歷史條件都給人類帶來苦難，則人對這種苦難只有承擔；但人仍可以為未來留下種子，以待新條件成熟，而使苦難解除。」

其實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政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個人，都各自有其因果；我們的價值判斷，我們所追尋的「真相」，充滿著縫隙，這些縫隙也是一切悲劇的根源。這一篇序寫得這麼長，不是要和天鐸抬槓，只是想從我理解的「大背景」補充一些觀看江南案的視角。做為一個外行人，我只能盡其所能，真誠地表達內心的想法。誤解和不周延的地方，只能請大家見諒。我固執的大表哥，非常反對我寫這類涉及情治事務的文章。我說這可以留下歷史記錄，以供後人參考啊。他說：「我們選擇這條路，就是打定主意要做無名英雄，真相對我們不重要。」問他有沒有遺憾？「有什麼遺憾？我很多同志第一次出任務便被打死了。我沒有什麼本事，只是幸運，才能活到現在。」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了解一切，就會原諒一切。」我想這才是真正的擔當！（本文係《江南案拼圖：改變中華民國國運的關鍵》推薦序，時報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