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專欄｜新星獎】實驗電影的曙光，或黃昏：「2020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實驗類」的一些觀察

此屆2020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實驗類別共有22部學生作品參賽，作者來自台灣各大學影視相關科系。綜觀而言，作品所探討主題可謂多元，表現形式亦頗具創意。乍看之下，彷彿見到了台灣實驗電影的新曙光，值得欣喜。然無論是就質與量來說，或許也可以從這次實驗類的參與作品中，窺見一些關於實驗電影的隱憂。

我想先借用幾個實驗電影的關鍵概念來說明我的隱憂。從電影百年來的發展中，提出電影應該是什麼樣貌的理論家、導演與作者不勝枚舉。從「傳統」（容我暫且使用這個詞）電影中試圖做出突破和抵抗的作品更是數之不盡。或許有一派的觀點會認為，實驗電影就是不講故事，在敘事電影的框架之外找尋可能性。而Germaine Dulac在1928年即告訴我們，電影就是「視覺化」（visualization），電影的未來屬於「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換言之，所謂「故事」，只是表面（Dulac 1928, 34）。20年代法國前衛電影，在影像的表現形式上追求創新與突破，並不追求再現，以特殊韻律與技法，將電影帶往潛意識與夢的領域。史丹・貝克奇（Stan Brakhage）的《蛾影》（Mothlight, 1963）在表現形式上更激進地挑戰並移除了電影攝影機，以直接在底片上黏貼蛾與昆蟲翅膀等手法完成，此一概念可追溯到曼・雷（Man Ray）1923年的作品《回歸理性》（Le retour à la raison）中使用的「空中照相法」（rayograph）。

另外一派的觀點認為，更重要的是導演的想法與理念。阿斯楚克（Alexandre Astruc）1948年的〈攝影機鋼筆論〉（The Birth of a New Avant-Garde: La Caméra-Stylo）將電影創作與拍攝轉移到個人書寫的概念，強調導演如何透過攝影機來表達個人想法，也進一步影響了之後法國新浪潮的作者電影。瑪雅・黛倫（Maya Deren）1965年的文章〈業餘者對抗專業者〉（Amateur Versus Professional）則再三強調電影製作與拍攝，最重要的並不是使用昂貴專業的器材，而是導演的想法。這些理論家與導演提出的理念影響巨大，包括瓊納斯・米開斯（Jonas Mekas）與新美國電影（New American Cinema）的許多導演，都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窺見這些理念的實踐，他們同時也寫下了實驗電影發展歷史上輝煌的一頁。實驗電影跳脫了傳統的敘事框架，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企圖探索電影更多元的面貌。

以上簡單且粗略地以實驗電影過去的歷史、形式與內容，來試圖回顧實驗電影幾位重要理論家與導演所提出的關鍵概念，與他們所造成的影響。在觀看此屆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實驗類作品時，我也常浮現這些疑問：這些所謂的「實驗電影」，它們究竟是應該擺在實驗電影發展史的哪個位置？它們又是依循著怎麼樣的路徑來到今日？而當我們說「實驗電影」時，是否又能清楚地知道，我們所指稱的是「前衛電影」（Avant-Garde Film）、「實驗電影」，（Experimental Film）還是「地下電影」（Underground Film）？當然，我仍要再次強調，以上的分類都是簡化且粗略的。實驗電影有許多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運動和不同的理念，在短短一篇文章內勢必無法詳談。

讓我回到此次的幾部參賽作品上。《漂香四季》使用上千張照片，以類似幻燈片的方式播放，在影像上形成了有趣的節奏。影片以四個季節區分章節，闡述遊子對於家鄉，以及對於食物的一種鄉愁。類似幻燈片形式的電影在影史上同樣也可以找出許多例子，最著名的或許是克里斯・馬蓋（Chris Marker）的《堤》（La jetée, 1962）。全片影像部分由馬蓋拍攝的135照片構成，深刻的描寫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巴黎。2019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狂中之靜》特展中，阿比查邦的作品《灰燼》（Ashes, 2012），使用當時新推出的LomoKino拍攝，同樣也是以單張照片連續播放造成的動態影像。《漂香四季》中的情感真摯動人，然在表現形式與內容上，或許可以再思考，導演牽掛的那種鄉愁，與靜態影像和動態影像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沒有事件》藉由不同的新聞報導素材，來間接建構一個曾經發生過的慘案。影片中很直接地揭露了影片後製階段的操作，包括刻意地移動影像與聲音，產生滑稽，甚至有些嘲諷的意義。基本上，《沒有事件》可以視為一種「舊片衍用」（found footage）的實踐。Matthias Müller在他的作品《Home Stories》（1990）中使用了希區考克影片中無數的女性演員，她們充滿焦慮地不斷開門關門、開燈關燈。藉由衍用希區考克的影像，Matthias Müller犀利地批判並且改變了影像原有的意義。

《回流》與《丑角》是兩部相當有意思的作品。《回流》同樣是對於某種鄉愁及記憶的追尋，透過不同影像生產方式，將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編織在一起。對我個人而言，這樣的表現形式是有趣的。但後面所包含的理念和訊息有些龐大和複雜，以目前影片中的呈現方式，可能稍嫌不夠。《丑角》結合了實拍與動畫，非常一氣呵成的說了一個關於導演自己的故事。這部作品讓我感動的地方有兩點，第一是它的真誠，第二是它的勇敢。

最後，我仍想借用Germaine Dulac帶給我們的啟示來作為結尾：「任何運用創新的影像和聲音技術，打破傳統，在聲音和影像的領域中，尋找一種新的情感表達的影片，都可以稱為前衛電影」（Dulac 1932: 43）。同樣的一句話，在已經邁入數位電影多年之後，似乎更接近一種反思。關於實驗電影，如今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新的可能性呢？這是值得年輕實驗電影創作者深思的。

※李明宇，電視金鐘獎迷你劇集最佳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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