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於今日之意義：洞悉遏止戰爭之結構以作為教訓

今年是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的65週年，近年來，臺灣與中國之間的軍事緊張再次升高。在此期間，中國的軍事力與國際社會間的存在感皆已出現重大轉變，然而回顧過往危機，仍極有可能從中汲取教訓。

殘存於蔣介石掌握之下的離島群

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為解放軍）針對福建沿岸的金門群島與馬祖列島展開砲擊和封鎖，第二次的臺灣海峽危機就此爆發（譯註，亦即「八二三砲戰」，以下簡稱「第二次臺海危機」。首次臺海危機發生在1954-55年，第三次則是1995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訪美與1996年臺灣首次舉行民選總統）。砲擊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為中國）領導層的意圖未明，但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卻強力捍衛這些被視為「反攻大陸」橋頭堡的島嶼，並在必要時欲針對中國大陸發動反擊。相對於此，對於這些與臺灣本島相距甚遠的離島是否適用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譯註：全名為「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美國仍抱持著猶豫態度，躊躇不前。然而，最終美國不僅出兵防阻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同時也力求避免臺灣軍隊的反擊讓情勢演變成一場新的戰爭。亦即，美國在周邊海域部署航空母艦戰鬥群，以遏止解放軍的進犯，同時守護臺灣海軍對於離島的補給行動；但當蔣介石要求支援反攻大陸，美國則是冷淡以對。

中國對金門與馬祖實施封鎖，同時向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喊話，要求撤出離島。不過，從砲擊開始約1個月後，金門的封鎖遭突破，毛澤東發表了名為「告臺灣同胞書」的文件，宣布決定接下來約兩週的時間，將停止偶數日的砲擊行動（譯註：亦即所謂「單打雙不打」——逢單日砲擊，雙日不砲擊）。其後，解放軍將隔天停止砲擊的措施延長，最終成為慣例。軍事危機逐漸趨緩，取而代之的，卻是某種拒絕停戰談判的邏輯。總之，毛澤東將金門與馬祖留在蔣介石手中，拒絕以「兩個中國」的存在為前提展開停戰談判。另一方面，臺灣與美國之間也進行協商，並由蔣介石與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譯註：John Foster Dulles）發表共同聲明。蔣介石從這份聲明獲得美國協防金門與馬祖的確切承諾，而作為交換條件，他被迫公開表示，往後將不再以軍事力量作為「反攻大陸」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臺海危機之際，蔣介石手中留下了金門與馬祖的掌控權，而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強調金門與馬祖是連結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紐帶」，藉由這樣的說法強調其意義。金門與馬祖在蔣經國時代的臺灣與中國之間，持續作為軍事要塞的最前線，象徵著國共內戰的延續；在李登輝政權以降，則成為臺灣與中國之間經濟交流的第一線。中國轉為提出與臺灣實現「和平統一」，尋求通商、通航、通郵的「三通」，而臺灣方面對於這些開放則持謹慎態度，首先分別在廈門市與金門島之間，以及福州市與馬祖列島之間開放「小三通」。2008年以降，臺灣與中國之間實現了「三通」，使得「小三通」的存在感降低，但在因疫情而受限的往來交流重新啟動的背景之下，「小三通」再次獲得矚目。此外，在習近平政權推動對臺「統一」的進展陷入困境之際，期望廈門市與金門島可以作為實現中國與臺灣「融合發展」的模範區域，發揮更多的「紐帶」連結作用。

離島的戰略價值已大不同

另一方面，在距離第二次臺海危機已逾65年的現在，臺灣海峽的軍事緊張再次升高。在此期間，中國的軍事實力大幅提升。當年為了砲擊金門與馬祖以及封鎖海峽，解放軍已然卯足全勁，無力取得周邊海空域的制海權和制空權，對於登陸作戰亦須審慎以對。相較當年，根據目前解放軍的實力，若無美軍介入，可以輕易掌握臺灣海峽的制海權與制空權。正如解放軍在1995年至1996年間於臺灣海峽進行的飛彈演習（第三次臺海危機），以及2022年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的情況所示，解放軍的目標已不再侷限於離島，而是轉為進犯臺灣本島，同時阻撓美軍援護的到來。

在進犯臺灣本島之前，若解放軍要先攻擊並佔領離島，很可能是中共意在形成某種政治效果，例如針對臺灣政府、民眾與國際社會的恫嚇與招降，或者是中國領導人的政治表現等。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之下，目標並非金門與馬祖，更有可能攻擊的是東沙島等人口較少的島嶼。其原因在於，正如前述，由於金門與馬祖長久以來一直發揮著連結中國與臺灣的「紐帶」功能，當地居民也希望與中國保持交流，因此較為反對臺灣「獨立」。亦即，即使攻擊金門與馬祖，可能不僅無法獲得中國所期待的政治效果，更有可能讓過去政治工作的成果化為泡影。此外，若從軍事角度觀察，至今仍有一定規模的臺灣軍隊駐紮於金門與馬祖，可能招致針對中國本土的反擊與美軍的介入。

美國的立場不變

美國對於保衛臺灣本島及離島的立場，雖然在過去的65年間歷經轉折，但不僅遏止中國的攻擊，亦避免臺灣挑釁而引發軍事衝突，在此雙重抑止的意義上，可說是堅定不移，貫徹始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曾於第二次臺海危機之際發揮作用，但1979年1月隨著中美建交，而在1980年1月失效。於此期間，美國國會在1979年4月通過「臺灣關係法」，強調「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將「為美國所嚴重關切」，並承諾「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人民」。其後，美國政府以戰略模糊的方式防衛臺灣，藉此持續嚇阻中國對臺軍事侵略，以及避免臺灣「獨立」而引發中國武力進犯。在1990年代的第三次臺海危機之際，美國亦曾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進入臺灣海峽。總而言之，若慮及美國的戰略模糊，以及過去臺海危機時美軍採取的行動，即便中國僅攻擊金門與馬祖，仍無法排除招致美軍介入的可能性。

如此一來，考慮到金門與馬祖在當前中國與臺灣關係裡的政治意涵、以及可以預料的軍事反擊、美軍介入等種種因素，中國若僅攻擊金門與馬祖，再次引發臺海軍事危機的可能性不高。我們反而必須重新思考的是，如何充分利用第二次臺海危機的教訓，以遏止中國針對臺灣本島進行軍事恫嚇與侵略。

軍事嚇阻力與危機應對外交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臺海危機的教訓裡，一般認為最為重要的，莫過於包含核武在內的軍事嚇阻力。由於毛澤東決定砲擊金門而引發第二次臺海危機，但在此決策過程裡，毛澤東對於美軍可能介入離島防衛而憂心不已，在下令砲擊前的那段期間幾乎夜不成眠。即使展開砲擊後，毛澤東與其幕僚仍不斷評估美軍介入的程度，導致無法踏出「下一步」，亦即登陸作戰的軍事行動。即便在今日的臺灣海峽，創造出如此情勢仍然極為重要。美國不時以各種方式言及對於防衛臺灣的關心，在美國與臺灣之間，甚至在區域的各同盟國家之間，針對臺海情勢進行保障國家與區域安全的合作互助，可以提高這種軍事嚇阻力的效果。

第二個教訓是在爆發軍事危機之際的國際關係與外交之重要性。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之際，中國的外交官持續收集各國的反應以及應對的相關情報，不斷檢討如何確保自身主張在國際間的正當性。綜觀種種因素之後，例如中國的軍事行動引發各國疑慮、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未獲支持、「兩個中國」論述出現在國際間停戰談判與締結協定的討論裡，毛澤東最終決定結束軍事危機。

此外，雖然蘇聯提供中國核武保護傘，但對於中國的軍事行動仍有疑慮，也對此決定產生重大影響。如今，中國作為擁有核武的國家，其國際影響力之大，與65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由於中國與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關係亦進一步深化，因此仍無法忽視國際輿論對中國行動的影響。雖然不容許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但必須在平時便向中國傳達訊息，表示這與支持「臺灣獨立」仍有所區隔，不可一概而論。

亦須考慮中國內部的政治情勢

第三個教訓則是認識到中國內部與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政治動向將會反映在對臺政策之上。若檢視1958年「八二三砲戰」的時代背景，可以發現當時毛澤東批評1954年以來以「和平共處」為原則的對外政策，更批判解放軍的現代化和正規化路線，試圖掌握軍事與外交的主導權，這些都是中共內部的政治動向。

時至今日，即使預期美軍可能介入，抑或導致國際孤立，中國是否會對臺灣進行軍事侵略，一般認為絕大程度取決於中共內部集權於一身的習近平。若是如此，提高對中國的軍事嚇阻力，或是宣示武力改變現狀缺乏正當性種種努力非常重要，但仍須考慮這些行動對於中國內部政治與中共黨內權力結構所產生的影響。

第二次臺海危機經過65年後，中國具備的軍事實力與國際社會裡的存在感，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這65年之間，臺灣海峽存在著由中國、臺灣與美國等主要行動者所組成的威攝、遏制結構，於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實際統治臺、澎、金、馬這些疆域也是事實。面對在臺灣海峽展示自身實力的中國，或許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應，但仍應理解過去軍事嚇阻的結構，以及抑制危機發展為戰爭的機制，不能遺忘從中汲取教訓的重要性。

標題圖片：臺灣金門島上公開供遊客參觀的砲台遺址，2018年7月（共同）

福田圓 [作者簡介]

法政大學法學部教授，專攻東亞國際政治史、現代中國與臺灣研究。出生於福岡縣，畢業於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修滿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政策・媒體研究科後期博士課程學分，獲得慶應義塾大學的政策・媒體博士。歷任國士館大學副教授、法政大學副教授等職，自2017年起擔任現職。著有《中國外交與臺灣：「一個中國」原則之起源》（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3年），該書榮獲亞洲・太平洋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