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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引導人民」——南京中學生的反內卷吶喊
【引言】最近，「自由」成了兩岸的共同關鍵詞。在中國大陸，江蘇南京的一名17歲中學生為了反對學校假期補課、爭取放假權利，以「反內卷、要自由」為宗旨，成立了「南京中學生反卷聯盟」，迅即匯聚了全南京的眾多重點中學學子，其聯盟成立宣言更是寫上「自由引導人民」的口號，驚動了學校、家長、當然還有警察關切。在台灣，台北第一女子中學的區桂芝老師說：中國傳統中也有自由，例如莊子的《逍遙遊》；區老師的論點引起台灣內部的藍綠、統獨甚至中國大陸方面的輿論迴響。台灣區老師的諄諄教誨和南京中學生的奔放，都是衝著「自由」去的。其實，「自由」一語從出現、到被賦予今時今日的意義，和西學東漸、和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文明開化熱潮密不可分。今年恰逢清日甲午戰爭130週年，那場硝煙昭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臣民國家無法戰勝國民國家。撫今追昔，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國或中華民族，並不在於武力、國土、人口，而在於人民的自由、社會的民主和年輕人的活力。南京的這場反卷聯盟熱潮，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一直都在。
「自由」一詞源自日本 乃西學東漸產物
莊子固然在《逍遙遊》中提倡精神絕對自主，但莊子的自由，和近世以來直到今人所理解的自由內涵——亦即個人不被群體侵犯，有著重大差異。南京中學生反卷聯盟在其成立文告中明白表示：他們不僅反對剝奪放假自由，在假期中強制補課，更需要開放、開明的教育。可見，南京中學生對自由的理解，恐怕比台灣區老師還更準確一點。
伴隨基督宗教和通商在東亞的擴展，西學東漸從17世紀開始漸漸影響中日兩國。早期中國獲取西方資訊的地點是澳門，後來是廣州。而日本則是長崎。到了19世紀帝國主義擴張時代，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均有深厚的民族憂患意識，開始對西方學術思想進行系統化翻譯和研讀。特別是中國方面，晚清在洋務自強運動中，設立京師同文館翻譯西方著作。而日本則將西學稱為「蘭學」（日本的西學由荷蘭人帶入），在明治維新催動下，亦如饑似渴地學習列強文化。中日同時展開翻譯浪潮，一派欣欣向榮。
然而，在如何翻譯西方學術概念上，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卻有重大分別。晚晴中國的大儒、國學大師嚴復，就很執著於從中國古代文學、文字、經典出發，對西方術語進行精準表述，很是追求形式美感和信、達、雅的漢語美學。但日本方面的學者們則認為機器大工業時代，文字應當力求簡約明瞭，因此對傳統漢語的形式主義元素進行了取捨，較為尋求方便與美感的結合。這兩種各有特色。
舉例而言，晚清中國京師同文館的大儒們，將Economics翻譯為「計學」、將Sociology翻譯為「群學」、將Metaphysics翻譯為「玄學」。但日本方面走了另外一條路，他們將Economics翻譯為「經濟學」；將Sociology翻譯為「社會學」；將Metaphysics翻譯為「形而上學」。中日兩國哪一種翻譯更具生命力從而影響後世、流傳至今，答案已不言自明。
至於最近台灣區桂芝老師、輿論和思想界爭論不休的「自由」一詞，更是翻譯史中的經典案例。當初晚清國學大師嚴復將liberty翻譯為「群己權界」，意思是說：所謂liberty，其實就是個人與群體的邊界。這個翻譯方式非常形象、非常具體和準確。但同時期的日本翻譯界更直接，他們將liberty翻譯為「自由」。從此，「自由」一詞，在中、日、韓、越等漢字儒家文化圈，開始流行並發揚光大；而嚴復的「群己權界」，則被當作經典供奉起來，卻未能成為大眾和學術界的日常用語。
日製漢語漸流行 晚清中國保守派抵制失敗
在西學東漸的歷史洪流中，傳統漢語文化、文學、文字的主動權，逐漸從中國移轉到了日本。因為任何語言文字都是社會演變和民眾生活的產物，任何語言文字都是活的，而非死的，所以一直堅持中國古典文化精髓的晚晴國學大儒，並未能夠讓漢語變得更活、更有生命力，哪怕在學習西方思想的過程中，他們也輸給了日本同行。透過翻譯和學習西方思想，日語中大量的和製漢語（也就是日本製造、翻譯的漢字詞，也稱日製漢語）詞彙，成為了西方語言和漢語的橋樑。這不僅讓日本走向了近代化和文明開化，也深深影響了中國。
具體地說，和製漢語從名詞、動詞、到形容詞，幾乎是無所不包。「促進」、「浪漫」、「革命」、「教育」、「演出」、「宗教」、「民主」、「哲學」、「警察」、「會談」、「文學」、「手續」等等……至於意識形態的各種主義和思想，更是來自和製漢語；理工、醫學類詞彙就更不用說了。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華人，不論是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只要一張嘴說話，就會有幾個詞是和製漢語。
當年晚清中國到日本的留學生，紛紛使用和製漢語來進行日常表達。這群在當時的人看來頗為「數典忘祖」的留學生們，不僅在日本如此，回到中國更是將和製漢語大力推廣，認為其簡便、好用。至於晚清中國的京師同文館的翻譯成果，已經被束之高閣、乏人問津。這種現象引起晚清改革名臣張之洞的強烈不滿。他向清廷呈文，要求在中國禁絕「日本名詞」。結果，他的幕僚、國學大師辜鴻銘提醒：「名詞」一語，也是和製漢語。最後張之洞以「日本土話」作為和製漢語的代稱，提交了奏章。但毫無疑問是無用的。和製漢語，最終成為了現代漢語中文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連「國學」一詞本身，亦來自日本。
甲午之敗肇於翻譯之敗 翻譯之敗乃革新之敗
清日兩國經過各自對西方學術思想的學習，然後就進入了工業化的改革。而甲午戰爭是對各自改革成果的檢驗。今年係甲午戰爭130週年，中國大陸官方、學界、民間舉行了眾多紀念活動。中共海軍方面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發文《【甲午戰爭130周年】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過去！》：「國恥猶痛，狼煙仍在。甲午海戰的悲歌深刻印證一個鐵律：面向海洋則興，放棄海洋則衰，國強則海權強，國弱則海權弱。」在今年7月25日，中國大陸海軍方面和政府機關、學校師生在當年的戰地旅順舉行儀式，向甲午旅順大屠殺的萬忠墓獻花致哀。眾多海軍艦艇則在海上舉行祭奠和宣誓儀式，表達決心和意志。
不過，甲午戰爭值得思考的，不僅僅是民族愛國主義。歷史上，甲午戰爭最後階段，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向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發出了史上最為有名的勸降電，其文稱：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
如伊東祐亨所言，默守陳規、食古不化，是戰敗之因。甲午之敗，非敗於軍備，而是從翻譯西學開始，清國就已經敗了。當丁汝昌自殺殉國後，搭載他靈柩的清軍「康濟號」運兵船行駛海上時，伊東祐亨下令日本軍艦鳴放弔喪禮砲。日本海軍元老勝海舟聽聞丁汝昌自殺，寫下悼念文：
「二月十七日，聞舊知清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之報，我深感君之心中果決無私亦嘉從容，不誤其死期，嗟嘆數時，做蕪詩慰其幽魂。憶昨訪我屋，一劍表心裡，委命甚義烈，懦者為君起，我將識量大，萬卒皆遁死，心血濺渤海，雙美照青史。」
反倒是清國朝廷，將戰敗的責任歸咎丁汝昌，下令剝奪其榮譽、侮辱其棺木。清國北洋水師和當時的日本海軍，雙方將領許多係英國留學同窗、更係好友。雙方打上戰場，私交與國族的糾葛，可想而知。但甲午之敗，絕非敗於軍備，而是敗於制度、敗於文化、敗於思想。當時的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已經開國會、制憲法、立政黨，人民已經是國民。晚清中國，則是太后乾綱獨斷、官場腐敗，百姓皆為臣民。一個臣民國家，如何能戰勝一個國民國家？
未來——傾聽年輕人的聲音
所以甲午戰敗後的中國人，沒有痛恨日本，也沒有襲擊日本人學校、沒有抵制日貨、沒有跑去日本做有違公德之事，知識分子也沒有大搞國學。戰敗後的中國人，選擇去日本留學，學習新知識；年輕的光緒皇帝甚至想聘請伊藤博文擔任清政府改革顧問。那時，中日關係反而進入史上最好的「黃金十年」時期。當中國的改革者們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遭到保守派追殺、迫害時，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緊急運作，將梁啟超等人用日本軍艦救走。按今日之標準，梁啟超絕對被視為「勾結境外勢力」、「漢奸」。
內卷的本質是機會的稀缺，對地大物博的國家而言，機會稀缺是不公平造就的。如果真的要捍衛、發揚、傳承中華文化，就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在時代的洪流中創新突破，否則結局就和19世紀清國翻譯西學的結局一樣——徹底被淘汰。難道今日中國人反思甲午，只局限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層面嗎？當然不是。南京學生學生的反卷聯盟，他們爭取、期待的，就是一種合乎人性、制度公平、可以發揮個人創造力、尊重個體差異的美好教育。他們對美好教育的嚮往，又何嘗不是對一個文明、自由和包容的中國的期盼？誠如胡適先生所說：爭取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南京反卷聯盟的學子們，真正做到了。雖然這個聯盟在警察壓力下解散了，但他們在反內卷中展現的創意和智慧，讓我們看到——他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中華民族的希望。
這種希望在華夏大地遍地都是。一篇由當代中國中學生寫的文章，在互聯網上流行：
「我希望未來的中國，能夠讓美國羨慕我們的民主；能夠讓德國羨慕我們的科學；能夠讓日本羨慕我們人民的財富；能夠讓新加坡羨慕我們年輕人的創造力……」
作者》徐全 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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