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證、追捕、心理攻防，檢廉如何聯手溯源國營甄試舞弊集團？

文字：鄧筑縕、盧丹云、林宣佑；攝影：楊子磊
共同採訪：陳弘偉；核稿：李雪莉；責任編輯：黃鈺婷、張詩芸

由舊屋改建的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簡稱南調組）辦公大樓，殘留著新裝潢的味道，所有設備泛著新穎的亮光，甚至連辦公椅的塑膠膜都還沒拆掉。辦公大樓內的詢問室也一樣嶄新和燈火通明，卻無法讓進去的人感受到明亮寬敞。

詢問室內沒有窗戶，四周牆面都被藍色的防撞墊覆蓋，避免被詢問的嫌疑人情緒激動撞牆自殘。兩張辦公椅和一張較高的桌子屬於負責詢問的廉政官，桌子前緣是幾乎頂天的透明隔板，隔開了對面只有簡陋木椅、低矮桌子的嫌疑人座位。

像這樣的詢問室，整個南調組約有10間。從2021年啟用開始，這裡就是調查國營事業甄試舞弊案的重要地點。

單一舞弊案就有101名被告，檢廉動員上百人力應戰

早在十多年前，國營事業內部就曾多次接到有考生在新進人員甄試作弊的檢舉，這些檢舉可能會指明作弊者，但光是根據「工作表現不佳」、「聽過他在炫耀靠作弊進來」等理由，司法警察和檢察官無以證明考生作弊，更難以往上追溯舞弊集團與首腦。

不過從2020年開始，高雄地檢署（簡稱雄檢）已經起訴兩起國營事業甄試舞弊的案件，目前還有第三起正在偵查中。三起案件都成功從考生追溯到作弊集團成員、首腦，發現作弊人數遠遠比想像中龐大。

（延伸閱讀：〈從槍手代考到電子作弊，揭露兜售「國營夢」的舞弊集團模式〉）

高雄檢檢察官范家振、蔡杰承是啟動調查舞弊案的靈魂人物。2020年，當時雄檢派駐在南調組的檢察官范家振收到檢舉，從中油甄試的現場逮捕10名槍手，發展出第一起國營甄試舞弊案的調查。

2021年，蔡杰承擔任南調組駐署檢察官，當時他收到檢舉，交由南調組的廉政官先行調查，發現了第二起舞弊集團案的痕跡。

南調組廉政官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當時第二案被檢舉的考生完全沒有相關科系的背景，錄取分數卻不低。他們前往考生家中搜索、帶回詢問，發現考生留有和集團仲介聯絡的紀錄，於是繼續往上游追查，並斬獲考生名單。

「我沒有想像過名單會這麼長，」這位調查的廉政官苦笑說，光是第二起電子舞弊案未被銷毀的名單就有101名考生，代表單一案件中至少有101名被告。

然而整個南調組含科長不過33名廉政官，轄區從嘉義以南到台東、澎湖，還得同時處理其他勤務。人力吃緊下，只能花費數月時間將考生分批帶回詢問，但每次詢問還是要投入近20名廉政官、全組近三分之二的人力。至於整個辦案過程中，雄檢、南調組、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各國營事業的政風處，在不同階段通力合作，總計動員了上百人次的人力。

心理攻防之外，更要掌握擲地有聲的金流證據

國營甄試不是國家級考試，過往監考機制也不嚴格，考生即便作弊被抓，只是當場不能繼續考試，並沒有明確的處罰。這讓作弊集團幾乎無所顧忌，紛紛對潛在的考生祭出「考場查得很鬆」、「不會被抓」、「被抓也不犯法」等話術。

范家振說，這幾次能順利起訴，是因為累積了大量指向集團首腦、成員的證據，讓法院認定作弊集團詐欺得利。

檢察官必須設想法庭上可能發生的抗辯，指導第一線的廉政官應該蒐集哪些證據、如何詢問。

而廉政官從接觸到考生的那一刻起，就開始了和考生的心理攻防。一位參與調查的廉政官說：「不管是搜索也好，或是我們去現場帶人也好，其實對於當事人來說，那個當下壓力是最大的。」

「我們通常都會跟作弊考生說，你不要再妄想說工作還可以繼續做（指保住國營事業的工作）。」廉政官會提醒作弊考生，檢察官會根據考生配合調查的態度，決定是否提出緩起訴：

就算如此，還是有考生在檢察官訊問時認罪，之後到法庭上再翻供：「我確實有找過他們（指舞弊集團），但是後來放棄了」、「舞弊集團為什麼會有我的資料？我的個資被盜走了！」

「所以我一定要有能夠反駁他們的證據，最基本的就是金流，」蔡杰承說。

錄取後支付給作弊集團百萬元現金的紀錄，可以確認考生有花錢作弊的事實，還能證明集團首腦與仲介藉此謀取不法利益，成為詐欺得利罪強而有力的證據。

機關缺資源、主嫌逃亡難追捕，辦案團隊如何突破？

雖然在電子舞弊案中，雄檢以詐欺得利罪起訴多名集團成員，但回顧辦案歷程，檢察官和廉政官除了證據，資源上的挑戰也不少。

廉政署調查組的主要業務是《貪汙治罪條例》的公務員貪瀆案件，「跟調查局要抓的毒販走私、警察局常要抓的一些擄人勒索，那種犯罪型態不太一樣，」參與調查的廉政官無奈解釋，「他們（指調查局與警察局）有很多方式可以即時掌握到犯人的行蹤，但我們主要（面對的）是白領犯罪，未有立即危險，沒那麼多的設備跟資源可以即時掌握一個人的動態。」

缺乏資源下，廉政官開玩笑說他們要追人只能「土法煉鋼」，必須跟各個分局、各個派出所，調閱路口監視器影像；如果向附近店家調閱，還要發文、帶著公文去現場。

2022年1月4日，南調組幾乎全員出動，搜索電子舞弊集團首腦吳岱霖可能出沒的8個地點，卻無法掌握半點他的行蹤。原來吳岱霖早在2個月前得知下游仲介被抓並開始逃亡。當日廉政官們去到他的住家搜索時，看到保險箱為之振奮，覺得應該會有許多犯罪所得的現金，卻沒想到，請鎖匠花了一、兩個小時打開保險箱，「裡面就放一顆金莎跟零錢，」看到現場的廉政官說，「當下我們整個夯（giâ）起來！」（註：台灣閩南語，在此指脾氣發作。）過程就像是吳岱霖早早準備好要給司法人員的嘲弄。

檢察官蔡杰承猜測吳岱霖已在脫產，於是當機立斷扣押其名下所有財產、帳戶，並發布通緝。在此之前，吳岱霖已脫產一部分，將一台2、3,000萬元的賓士超跑賣掉，又將帳戶裡的錢換成支票拿走，但留下了大約價值4,000萬的不動產被檢方扣押。

「發現他有跑去屏東入住高級旅館，我收到資料當天就殺去墾丁，當天來回，」參與調查的廉政官追著吳岱霖的行蹤跑遍南台灣，「為了抓他，我們幾乎整個科都一直跑台南調監視器。那段日子真的是非常痛苦。」最後吳岱霖受不了檢廉追捕與財產被扣押的壓力，自行投案。

搜捕吳岱霖的過程充滿挫折，於是廉政官宣示，一定要再找到更多作弊考生，把吳岱霖的犯罪所得往上加，讓他繳回更多的錢。

但現實是101名考生帶給南調組的負荷實在過大，於是2022年7月蔡杰承再以「國營甄試舞弊是重大經濟案件」說服高雄市調查處加入偵辦行列：「我跟他們說，2,000萬（註）在我們這個案子是a piece of cake（小事一樁），找十幾個考生就有了。」聽起來輕鬆的話，隱含著國營甄試作弊的龐大規模，及兩年來辦案人員的辛勞。

註：依《法務部調查局重大經濟犯罪案件認定要點》，在高雄地檢署，2,000萬元以上被害法益金額的詐欺得利案件，屬於重大經濟案件。

雄檢主任檢察官董秀菁看到檢察官和南調組非常細緻，以辦貪瀆案件的手法調查，不只是衝去機房，衝一衝就沒了，「是一層一層去突破，帶人去詢問，是一般司法警察不容易做到的。」

董秀菁欣慰地說：「案子一波波辦下來傳染力滿強的。」如今名單上的考生已經超過一半都承認作弊，辦案團隊對根除舞弊集團和作弊考生愈來愈有信心。參與案件的檢察官和廉政官受訪時都認為「這是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案子」。

要求代考槍手為弱勢學童授課，期待平衡社會資源

把舞弊集團連根拔出之外，對於在集團內擔任最基層工作的代考槍手，高雄地檢署則做了新嘗試。檢察官一方面給予緩起訴處分，一方面要求他們繳回犯罪所得，並完成義務勞務，輔導弱勢學生的課業。

由於代考國營甄試的槍手大多來自頂尖大學的理工科系，范家振和蔡杰承認為，將槍手關進監獄，或是安排清潔的義務勞務，無法發揮槍手的「價值」，也無法引導槍手回歸正常軌道；這些聰明的槍手應該就自己所學，為社會做一點貢獻。

在時任南調組組長、現任連江地檢署檢察長黃元冠的提議，以及台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主委陳義成的牽線下，在起訴第一起代考案後，雄檢和南高雄家扶中心合作，以「名師專案」的形式請槍手到家扶中心幫弱勢學童授課。

這對雙方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合作。

「要（槍手）用自己的專長陪伴學童，磨合過程中有滿多狀況，」負責專案的南高雄家扶中心督導陳靜怡回憶，當時以營隊的方式，安排槍手幫小四到小六的學生上課。但槍手大多缺乏與小孩互動的經驗，很難進入教學的狀態；而年齡較小的學生，也讓槍手的學識發揮空間小。後來隨著家扶中心在每次服務結束後留下檢討，與槍手老師溝通，和小孩的互動才漸入佳境。

吸取了第一次的經驗，雄檢和家扶中心將在今年（2023）為第三起國營甄試作弊案的槍手，展開新一輪合作。

「我們去問每個槍手的專長、適合教什麼，」蔡杰承說，這次為了發揮槍手的最大效用，將媒合一對一教學，以單科考前衝刺為主。而家扶中心的扶助對象其實從0到18歲都有，除了有會考、統測、學測需求，其中不少孩子也在高中畢業後會選擇考國營事業或軍警，對於這些代考國營甄試的槍手來說，正是相對應的專業。

「我們期待，讓槍手看到社會公益，把自己的專才用在對的地方。」陳靜怡分享家扶中心承辦夏令營的初心：

檢察官們協力30多位廉政官與調查人員，以3年的時間深入虎穴，起底作弊集團。而採訪時問受訪廉政官能否具名，他／她們說，因平時調查案件需要低調，就叫他們「小螺絲廉政官」就好。

從檢察官、廉政官，到調查人員，在國營事業甄試案裡，他們選擇投入心力，打了一場漂亮的仗，讓國營事業考試有機會走向公平，更進一步運用彈性，把資源流向真正弱勢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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