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和馬斯克為何在中國受到超規格接待

半個月內,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CEO)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和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先後到訪中國,他們在訪問期間受到中國官方超高規格的接待,引起關注——馬斯克在44小時的訪華行程中,密集與中國的外交部長秦剛、工信部長金壯龍和商務部長王文濤等三位部長級高官先後會面。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稱,馬斯克在離開中國前還與中國副總理丁薛祥會面,而這次會面並未出現在公開行程和對外報道中。丁薛祥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習近平的幕僚長,二十大之後躋身政治局常委之列,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比爾·蓋茨更是與習近平坐在一起,面對面會談,習近平對他說,「你是我今年在北京會見的第一位美國朋友。」此前,習近平先後兩次在海南博鰲與蓋茨會面,2015年首次訪美還與他在西雅圖會面。

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則在3月訪問中國,當時他與中國總理李強會面,距離李強在「兩會」上正式當選,不足半月。

但另一方面,德勤、美光、貝恩、明茨,以及日本的安斯泰來製藥等知名外企今年以來密集受到中國政府打壓。美國商會也發佈報告稱,在華美企日益擔心地緣政治爭端對在華業務的負面影響。

那麼為何蓋茨和馬斯克在中國享受超規格待遇?中國政府為何對不同的外企區別對待?在中國和歐美日益緊張的關係下,中國和外資企業還互相需要嗎?

「鯰魚效應」

「特斯拉和蘋果,就像『鯰魚』。」一位長期在中港兩地商學院授課的學者向BBC中文介紹,以前漁船裏的沙丁魚運回來都死差不多了,只有一艘船,沙丁魚幾乎都活著,因為船長往裏面扔了一隻鯰魚,刺激小魚們求生欲,反而活下來的多。這就是「鯰魚效應」,即一個生態體系裏,引入一個強者,會激發弱者變強。

特斯拉尤為如此,作為這個行業發展最早最快的企業,進入中國後不斷要求整個產業鏈壓低成本,寧德時代的曾毓群抱怨過,特斯拉很激進地要求他們壓降成本,他們的車子價格也是一降再降。

這條「鯰魚」讓中國的整條電動車產業鏈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雖然國內市場競爭加劇,但對外的競爭力則加強。

「在深入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很早就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但是,中國很少有自有品牌的大宗工業製造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空調、彩電等產品出口當然不少,但這都是家電,不能算是大宗工業製造品。」安邦智庫在發給BBC中文的一份分析中稱,這反映出的問題是,中國雖然是有規模製造能力的製造業大國,但並非真正的製造業強國。

「這種局面現在開始有所改觀,而它首先出現在汽車領域。」安邦智庫表示。

實際上,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出口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2022年全球出口的電動車中約有35%來自中國,在2021年這一比例為25%。今年則繼續放量,4月中國新能源車出口數量達到9.1萬輛,同比增長1028.5%,環比增長29.4%,佔乘用車出口量的31%。

類似的例子還發生在智能手機行業。2007年蘋果推出跨時代的智能手機iPhone,當時庫克正是蘋果供應鏈體系背後的核心操盤手,蘋果不斷向中國派去頂尖的技術人員,為供應商購買定制設備豪擲數十億美元,以開發一些獨家技術;甚至為實現筆記本外殼的一體成型,蘋果將全球最先進的萬餘台CNC機牀幾乎全部買下,幾個月後他們集體出現在中國的工廠中。

2011年庫克剛登上CEO之位時,蘋果156家供應商名單中只有八家中國公司,在他的治下,2020年蘋果主要供應商名單前200名裏,中國廠商達到96家。

這些參與到蘋果供應鏈體系中的企業被稱為「果鏈」企業,他們涵蓋屏幕、天線、傳感器、攝像頭等重要部件,往往手握該領域最尖端的技術,在度過半年到三年不等的蘋果買斷期後,他們就能把技術兜售給中國本土企業。

雖然在行業內流傳「蘋果吃肉,眾人喝湯」的說法,但中國智能手機企業在這條供應鏈的加持下,2015年出貨量達到5.22億台的巔峰,佔全球市場的40%。

在蘋果這條「鯰魚」的作用下,中國手機廠商用八年時間在一個相對高端的領域佔據全球半壁江山。中國希望特斯拉也能實現類似效應。

特斯拉在中國的核心供應商近百家,從核心的電池、電機、電控,到充電樁、底盤和內飾,幾乎涵蓋產業鏈每個環節。其中僅寧德時代在特斯拉電池訂單的加持下,市場份額連續六年全球第一,也大力惠及其他中國本土新能源汽車企業。

「盜火者」

「對中國而言,比爾·蓋茨更像個『盜火者』,這麼說有誇張的成分,也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他來得足夠早,而且來的時候就是巨頭姿態。」上述學者說。

「盜火者」來自希臘傳說,即普羅米修斯,從太陽神阿波羅那裏盜走火種送給人類。

1994年,比爾·蓋茨第一次抵達中國,推進Windows 95進入中國市場。

而那個年代的中國,電腦是新鮮玩意,對於互聯網甚至還聞所未聞,直到1995年,時年31歲的馬雲才第一次接觸互聯網,這時比爾·蓋茨39歲,已靠軟件第一次登頂世界首富的位置,並在之後連續保持13年。

僅僅兩年後,微軟亞洲研究院落戶中國,這是微軟公司在海外開設的第二家基礎科研機構,是微軟在美國本土以外規模最大的研究機構。

這一決策使中國科技行業受益匪淺,因為這家研究院之後成為中國科技界的「黃埔軍校」,產生了一長串赫赫有名的科技人才: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張宏江、黃昌寧、王堅、李世鵬、林斌、朱文武、湯曉鷗、孫劍等等;他們背後是百度、阿里巴巴、商湯科技、曠視、小米、騰訊科大訊飛等中國雲計算、人工智能領域的中堅力量。

但這些發生之時,比爾·蓋茨已經在2008年從微軟退休,並把主要精力轉向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開啟慈善事業。

外界很少注意到,當時蓋茨還保留著一份頭銜,即美國泰拉能源公司董事長。通過這家公司他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發生了聯繫。

在2014年,中國國家能源局的網站上刊發了一份名為《比爾·蓋茨談核能》文章,蓋茨在這次專訪中稱,「讓我感到尤其振奮的是泰拉能源公司……這個公司有一個創新性的設計,能夠極大地提高核能的安全性能,以便讓核能成為非常令人振奮、能夠提供大規模、安全、清潔能源的方式。」蓋茨稱這種核能技術為行波反應堆,並希望2023年前成功建造一個示範堆。

2013年當選為國家主席後不到一個月,習近平就出席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並在這次活動期間會見了比爾·蓋茨。

2015年,習近平再次與蓋茨在博鰲一對一會談,同一年,習近平上台後首次訪問美國,其中一站是蓋茨的大本營西雅圖,在那裏,兩人進行了私下會談。根據紀錄片《解碼比爾蓋茨》的說法,這次會談是突破口,此後雙方簽下合同。2017年9月,蓋茨和中核集團成立合資公司,環球創新核能技術有限公司,各持股50%,在中國利用行波堆技術,建設第一個第四代核反應堆,似乎勢在必得。

但是特朗普上台後,中美貿易戰也恰在此時開打,中美雙邊關係快速惡化,美國能源部在2018年10月11日公布了《美國對華民用核能項目合作政策框架》,蓋茨在中國建第四代核反應堆的理想胎死腹中,對此,蓋茨在泰拉能源的合作伙伴稱,「我們一直都知道會有政治的影響,但從沒想過是來自我們自己的政府」。

2019年訪問中國,蓋茨並未與習近平見面。此後,新冠疫情爆發,2020年2月,習近平給蓋茨回信,感謝他對中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

之後三年,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經歷嚴格封控、 「白紙革命」、經濟動蕩;蓋茨則深陷與性犯罪者愛潑斯坦交往的醜聞,以及與妻子梅琳達離婚。

2023年,時隔四年後兩人再次會面,但在公開報道中,並未再次提及能源上的合作。

「90年代就在中國放了個微軟研究院,前幾年又想在中國放個新型核電站,所以我叫他『盜火者』。」上述學者稱,說到底,中國想做大國,無論是庫克、馬斯克還是蓋茨,能幫中國擺脫低水平加工業,完成「大國夢」的,就能受到超規格接待。

蘋果商標
蘋果與許多同行不同,它在中國佔有巨大的市場份額。

中美關係下的需求和警惕

不難觀察到,不是所有外資在中國都能像特斯拉、蘋果等美企一樣如魚得水。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主席華剛林(Colm Rafferty)向中國媒體表示,中小美資企業的全球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因此疫情中其中不少已經關閉中國業務;再加上近年嚴格封控下,無法進入中國實地考察,新進入中國或擴大生產投資的決策都更為困難,少有新企業進入中國。

外企似乎在中國利潤堪憂。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前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8872.1億元,同比大幅下降22.9%。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降幅35.7%,下降幅度最大。

此外,今年以來,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在中國被重罰;全球三大管理諮詢公司貝恩的上海辦公室遭到警方突擊檢查;5月21日,中國宣佈對美光芯片的封殺令;3月,北京警方突擊搜查並關閉了美國調查公司明茨集團(MintzGroup)在北京的辦事處。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近期發佈的《2023年在美中資企業年度商業調查報告》顯示,49%的會員企業認為,相較前一年,他們在中國更「不受歡迎」,該比例在消費行業更高達56%。

一些是主動選擇;一些是被動打壓。

「有人離開,也有人來,比如馬斯克的特斯拉,大規模投資中國市場。這代表西方企業家對於中國市場的理解差異非常大。」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向BBC中文表示。

以前中國沒得選,大企業來中國建廠都是雙手歡迎;後來有得選,開始用市場換技術,培育自己的高附加值產業,然後歐美開始抨擊中國強制技術轉移,製造業回流,現在YouTube上的美國網紅們推薦產品,喜歡強調Made in USA(美國製造)的標籤,「Keep the job in America」(把工作留在美國)成為口號,代表著一種趨勢。中國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也開始區別對待外資。

圖為2019年,一座位於上海的正在施工中的特斯拉工廠。
圖為2019年,上海正在施工中的特斯拉工廠(資料照片)。

「中國對待不同外資的態度也『愛憎分明』,不待見的外資,概括起來就兩種:自然壟斷行業,涉及安全。」上述學者稱,中國在1990年代完成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在石油、電信、銀行、電力、航空等自然壟斷行業打造龐大的國企集團,其他則完全退出。這些行業,中國的民企進入都極少,更何況外企。

而金融安全、通信安全,再有中美涉及審計底稿的爭議,諮詢公司扮演商業間諜的角色,使越來越多外資企業捲入到中美之間日益緊張的對峙之中。

西交利物浦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田雨苗向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務實的政治機構,《孫子兵法》講究「分而治之」。所以,對於一些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正向意義的美國企業和個人,中國會區別對待那些上了「制裁名單」的企業和個人。

「中美經濟脫鉤事實上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中國一方可以選擇與誰脫鉤,怎麼脫鉤,什麼時候脫鉤。」田雨苗稱。

在中文社交媒體上也有聲音認為,對投資者來說,風險不是中美關係,而是對中國政策和經濟的信心。中國領導人通過高規格接待,可能解決個別企業的信心問題,但總體外資的信心,還需要更多政策上的善意。

馬斯克訪華可能恰好印證這一說法,他到訪首日,股價大漲5%,市值增加將近250億美元,使他重回世界首富。但同一時間,中國A股沒什麼大的起色,人民幣對美元還在延續下跌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