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揚名一支頑強的電影系譜

一開始蔡揚名是一個聲音，電話那頭的聲音。

二○○五年，我和楊元鈴寫了《台灣黑電影》紀錄片的企劃案，要為一九七○年代末期台灣盛行一時的社會寫實片「翻案」。當企劃案順利獲得補助，準備執行時，頭一個連絡的對象當然是以《錯誤的第一步》開啟社會寫實片風潮的蔡揚名導演。

打電話給蔡揚名導演，心裡有些忐忑，畢竟他的電影是那麼激越、那麼的江湖味。然而電話接通後，卻是一個斯文溫和的聲音。

蔡導演客氣地婉拒了我們的訪問，但他大方地同意我們引用他的電影片段。掛上電話，我心裡想，他聽起來和他的電影不一樣。

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和我說話的不只是蔡揚名導演，他也是台語片的大明星「陽明」。

當蔡揚名還是陽明的一九六○年代，他是兩百多部台語電影的男主角。陽明當紅的時候，每天收到數千封女性影迷的來信，而他招牌的銀幕形象，是一個不管歷經多少變故，都還是一往情深，永不變心的癡情男子。

十七年前，台灣社會對於台語片歷史的認識還未如今日完整，我那時也只是一知半解，不知道「陽明」是如此傳奇的人物。我第一次見到蔡揚名導演本人，則是在二○○八年。那一年，首爾的忠武路國際電影節企畫了「台灣黑電影」專題，選映了好幾部蔡揚名從演員轉任導演後，引領風潮的社會寫實片經典作品。

出現在影展紅地毯上的蔡揚名導演，帶著墨鏡，非常瀟灑，他帶著已經八十四歲的另一位台語片傳奇：辛奇導演一起來到首爾。忠武路影展的開幕式超乎想像的盛大，廣闊的石階鋪著紅毯通往大會堂，兩旁是擠爆的影迷和鎂光燈。我看著蔡導演扶著辛導演拾級而上，揮手回應周圍歡呼聲的背影，忽然意識到在這個遠離台灣的電影現場，一個台灣電影的黃金時代正前所未有地被榮耀著。一時之間，驕傲與感傷同時湧上心頭。

同樣的感受也出現在二○一三年的紐約。那一年的紐約亞洲電影節將終身成就獎頒給蔡導演，頒獎儀式就在蔡揚名導演《錯誤的第一步》電影映後，場面沒有首爾那麼華麗，但是影廳裡坐滿的都是熟悉蔡導作品的西方觀眾。這些觀眾有的從唐人街的錄影帶店，有的從網路上各種搜索，找到一部部在它們的故鄉小島已被遺忘的「台灣黑電影」，引為經典。他們看待電影的方式不像主流影展或藝術片影迷那樣嚴肅，而是另一種宗教般的瘋迷。散場時，一個從加拿大專程趕來的影迷拿出他珍藏的《女性的復仇》原版海報，引來一陣讚嘆。在影迷簇擁中為海報簽上名字的蔡導演，像個與海外信徒團聚的電影教主。

在此之後，幾次和蔡導演見面，記憶力驚人的他，總將他高潮迭起的電影人生一遍遍訴說，就像是一堂堂另類的台灣電影歷史課：《大地飛鷹》為了要搶拍沙漠場景，出動所有村民拿出家中炒菜鍋，將雨後未乾的白沙灣一鏟鏟炒乾；《錯誤的第一步》被要求在警備總部審片，他一人舌戰在座殺氣騰騰的將軍們，終於獲准上映，成為賣座黑馬；《小妞、大盜、我》被剪去三十八分鐘，最後僅能以一小時的版本上映，只因為拍得太過緊張刺激……這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荒誕、奇幻、異色，一點也不遜於他拍的電影。這是台灣電影草莽野蠻，充滿生命力的另一面。

有一次我又被蔡導演召喚，到衡陽路上一家老台式酒樓，包廂內除了蔡導演，還有奇峰、陳俊良等等，我暗自google又是一個個隱藏的影史人物。他們談著當年，談著彼此的生活，以前的與現在的電影。我彷彿闖進一個祕密的電影家族。我常想蔡導演為什麼找我去參加他們的聚會呢？當然以他豪邁的個性，照顧後輩一頓飯是尋常之事，但或許，他會不會也是希望留下一個人證，見證一支頑強的電影系譜，並沒有因台語片消失而滅絕，他們站在政治與文化的逆流，以庶民觀眾為後盾，不曾停止尋求生存之道。他們是《金色夜叉》、《愛你到死》，是《錯誤的第一步》、《凌晨六點槍聲》，是《小丑》、《新桃太郎》、《新阿里巴巴》，也是《大頭仔》、《兄弟珍重》、《阿呆》……

那天晚上，走出酒樓，深夜的衡陽街上飄著細雨，這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蔡揚名導演與眾人道別，一如以往每次聚會結束，他都堅持自己走路回家。已經要邁向八十歲的他，依然身板挺直，步履穩健，揮揮手就走進深濃的夜色中。就像那個他一說再說的故事：五十多年前，他擔任電影《相思枝》的場記。一場冬夜海邊的戲，特技演員臨陣退縮，不敢跳進風浪兇惡的海中。蔡揚名怕大家收不了工，自告奮勇，擔任那個從海中游泳上岸的走私客角色。他穿上大衣、拎起皮箱，頭也不回地躍入黑夜大海，攝影師喊著：「要記得回來啊！」當他終於游回燈光照射的範圍，成功上岸，攝影師給了他一個大特寫，那是他的臉第一次躍上大銀幕。

從此，蔡揚名成了「陽明」，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電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