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案改變的台灣/「委託補助」變卸責主因 王婉諭:社會安全網破口就是政府

王婉諭談論起政府當年提出的「社會安全網」,認為距離理想中的狀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的關鍵是政府要勇敢扛起責任,不能滿足於當個旁觀的「監督者」。(圖/黃鵬杰攝)
王婉諭談論起政府當年提出的「社會安全網」,認為距離理想中的狀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的關鍵是政府要勇敢扛起責任,不能滿足於當個旁觀的「監督者」。(圖/黃鵬杰攝)

[周刊王CTWANT] 2016年3月,台灣發生震驚社會的「小燈泡事件」,事件發生至今已8年,然而事件掀起的餘波仍在台灣社會蕩漾。為深入了解這起事件,小燈泡的媽媽、現任時代力量主席王婉諭女士接受CTWANT的採訪,講述這起改變了她一生的重大事件,又是如何改變了如今的台灣。

如今,每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便會興起檢討「社會安全網」的聲浪。其實「社會安全網」這個字眼,前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都曾在公開場合致詞中提起,但當時只與發放國民年金,老農津貼、退休金制度等政策做連結,直到蔡英文總統在小燈泡事件後公開發文,「社會安全網」才第一次被賦予「守護公共安全」的意涵。

所謂「社會安全網」,是指在重大惡性社會事件發生前,犯人往往會出現各種徵兆,例如精神障礙者身上出現言行異常或是攻擊傾向,又比如遭受家暴的未成年人身上出現傷痕,過去往往只有當下的處理單位(警方、學校)知道狀況,但若能將警政、醫療、教育、社福、退撫等各種部門串連在一起,把這些資訊即時分享給相對應的單位,相關單位就有可在狀況惡化前及時介入,將悲劇扼殺在發生之前。

台南2012曾年發生駭人聽聞的「湯姆熊割喉案」。殺死10歲方姓小弟弟的兇手曾文欽國小畢業後即未升學,12歲時父母離異,此後沉默寡言,少與他人交往,且長期有憂鬱、激躁、焦慮、精神官能性憂鬱症等病史。方小弟的姑姑在小燈泡事件次日接受訪問時,仍為此痛苦不已、情緒激動。(圖/報系資料照)
台南2012曾年發生駭人聽聞的「湯姆熊割喉案」。殺死10歲方姓小弟弟的兇手曾文欽國小畢業後即未升學,12歲時父母離異,此後沉默寡言,少與他人交往,且長期有憂鬱、激躁、焦慮、精神官能性憂鬱症等病史。方小弟的姑姑在小燈泡事件次日接受訪問時,仍為此痛苦不已、情緒激動。(圖/報系資料照)

以小燈泡事件的王景玉為例,據調查,王景玉在兇案發生前,就曾多次透露出「精神狀況異常」的訊號,早在2010年,他就因在社區持棍棒揮舞,敲破警衛哨亭玻璃、毀損他人腳踏車,被由警方送至三軍總醫院急診,但隔1天他就自行離院。若當時已有社會安全網機制,那警方、醫院、社福單位就會保持聯繫,關注王景玉是否有持續就醫治療,若發現他的狀況惡化,還能協助強制送醫或緊急安置,也許2016年的小燈泡案就不會發生。

然而,提起這項已經由政府編列了數百億預算的「強化安全網計畫」,王婉諭有些無奈。她先是思索了一下措辭,表示「社會安全網」不能說毫無成效,「它是有在發揮功能的,但是距離大家理想中的概念,仍然『十分遙遠』。」

她認為,目前這張「網」還沒有真正發揮功能的原因有很多,從小處說起,比如主持「社會安全網計畫」的林萬億政委雖是出身社工背景的學者,但是許多提出的政策卻沒有真正充分了解底層社工工作遇到的困難,因此許多立意良善的社會安全計畫沒有辦法得到基層社工的支持與肯定。

「如果沒有在一線去做過這些事情,沒有親自去經營這件事情,又不願意傾聽基層工作同仁的聲音,當然講出來的政策就很難是具體有效的。」王婉諭表示。

另一方面,社會安全網想要成功運作,最大的關鍵就是需要串起包括警政、社政、衛生教育、勞工單位、法務等各個公家單位的流暢訊息管道,還有許多民間社福機構的參與,「有在公家機關工作過的人就會知道,任何跨部門的工作,做起來都是最困難的。」

然而真正細究「社會安全網」最大的失能原因,王婉諭認為關鍵是政府的「怠惰卸責」。

她深入解釋,目前台灣所有的社福機構,都是採用由政府「委託補助」的方式在辦理。從兒童的托育服務、到寄養家庭安置幼兒,再到青少年的安置,以及社會精神衛生相關的工作,全都被政府花錢下放、外包給各種民間團體,彷彿只要補助了,就盡到自己的責任了。

王婉諭表示,在社會福利機制中,國家、政府的角色應該要很強力,應該要是一個親自執行的「責任單位」,而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監督單位」。然而現狀是,政府透過補助提高社工薪資為由,逃避了自己應該擔起的責任,把所有該做的業務、大量的工作責任通通丟給外包的民間團體去執行,彷彿自己只是個驗收報告的「監督者」,每當發生重大事件,就把自己撇得一乾二淨,用高高在上的角度指責民間單位做得不夠好。

2024年3月,台灣爆出男童「剴剴」遭保母虐死案,兒福聯盟社工因涉偽造文書、過失致死等罪嫌遭警方上銬移送,引發社工集結上百人至衛福部門前陳情抗議。(圖/報系資料照)
2024年3月,台灣爆出男童「剴剴」遭保母虐死案,兒福聯盟社工因涉偽造文書、過失致死等罪嫌遭警方上銬移送,引發社工集結上百人至衛福部門前陳情抗議。(圖/報系資料照)

至於造成這樣境況的原因,王婉諭認為是因為社福領域的國家基礎建設,是一份需要長期耕耘的工作,很難在一兩屆的任期中看到具體成效,也很難轉換成具體的政治利益或選票,因此在公部門的眼中是一塊燙手山芋。

她還補充說明,社福工作是一份面對人的工作,其成效很難被量化預估,「比如你蓋一條鐵路,可以計算出大概能服務多少人、每天有多少客運量,他是一個很具體的成果。但是在社福相關工作中,服務的對象是各式各樣擁有複雜處境的人,所以即使整個體系的人都已經竭盡全力,仍然可能有意外狀況發生。」

王婉諭還進一步指出,社會安全網想要發揮效果,不應單單只是一個「計畫」,而應該是各部會真正認同、真正施力執行的事情。由於社福工作往往牽涉到多個部門的跨部會協同運作,「所有在公部門工作過的人都知道,跨部會的事情是最難做的」,若沒有真正的共識與熱情,很難順暢運轉,需要有真正的熱情與決心來推動。

她自述在立法院的4年期間,目睹最大的問題是社政、衛政、教育等各方面的脫鉤。比如說學生在寒暑假期間發生了自殘的行為,可能當時有警政部門去處理,但是把學生送到醫院就醫就結束了。當這項資訊沒有被順利轉接到教育端,就有可能錯過學生發出的危險訊號。又或者說學生在學校情緒不穩定,但是可能只有教育系統知道,衛政和社政端都不知情,因此無法正確掌握個案的正確狀況,直到事件發生才進行檢討。

王婉諭指出,決定一項政策能發揮多少功用,真正的關鍵是在執行「能不能被落實」。她自己在立法院中,見識過太多其實很好的提議,因為後續沒有民意代表去監督關心,就此被束之高閣。她坦言,過去時代力量專注在各種社會議題上,提出了不少法案的修訂,如果推動的政策是完成、合理的、是政府應該要做的,那麼即便政黨不同,政府其實也是會買單。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當這些政策往前推進的時候,如果沒有人去監督緊盯的狀況下,尤其是它不是一個主流議題,也不是有明確政治利益的政策時,其實最終就可能沒有辦法被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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