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蘋果》的窒息、香港的陷落

編按：香港《蘋果日報》在6月24日緊急停刊，震驚國際社會，相關效應持續擴大。港蘋的窒息指向香港的陷落？本篇作者、曾任香港《端傳媒》評論總監的曾柏文，以此篇重磅評論，帶讀者看見港蘋殞落背後的時代意義。

2021年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印行最後一期報紙，結束其在香港長達26年又4天的歷史。

最後一份頭版，以「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為標題，刊出前夜從香港將軍澳蘋果日報總部窗台拍攝，外頭人行道上湧現支持者的半版照片。照片中人們在街頭用手機織出一片燈海，呼喊感謝，替《蘋果》送行。

《蘋果》網站則早一步在6月23日11:59分停止服務。過往的報導文章、分析評論、見證香港歷史的無數照片，瞬時從網路消失。

或因預見這一刻，早幾天在臉書等社群網站上，掀起一波名為「蘋果照妖鏡」的潮流，許多人紛紛翻出過去自己曾被蘋果刊登的照片，先一步下載轉到社群網站。在「笑當年」的戲謔自嘲背後，是一種各自搶救珍貴記憶的無奈倉忙。

看似嘉年華式的告別緬懷，底層透露一種深刻悲傷：憤怒已無用、記憶將抹滅，只能相濡以沫於此刻。

《蘋果》殞落的三重衝擊

七天前的6月17日清晨，警方國安處忽然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9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捕五名蘋果日報高層。隨後港府派出500多名員警，大舉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查扣電腦主機與硬碟。

與此同時，香港保安局局長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凍結蘋果三間公司共計約1800萬港元的財產。營運資金斷流，加以不可測的觸法風險，最終導致董事會停刊的決定。

香港《蘋果》停刊雖然震撼，卻也非無預兆。早在去年6月通過極具爭議的香港《國安法》，以及在8月10日藉此港府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時，就有不少人對蘋果停刊的命運有所預期。

畢竟《蘋果》自創刊以來，雖在新聞娛樂化的小報風格存在爭議，但也同時樹立「不畏強權」的強悍形象，替港媒打開更寬闊的制衡權貴的可能。意識形態上，《蘋果》更是長期堅持自由民主，勇於直言批判北京與港府的威權作為，不免成為中共眼中釘。

香港《蘋果日報》最後一期報紙。達志影像

正因如此，《蘋果》的殞落，重創了香港的新聞與言論自由，大幅限縮在香港「無懼於言」的空間。過去許多受害者、吹哨者敢找《蘋果》爆料，一些評論人願為《蘋果》撰稿，是出於相信蘋果敢刊敢報；當蘋果消失後，這些找不到適合渠道的聲音，也難免消失。

社會的言論光譜，其實共構成互相依存的生態系。如果最激進敢言的聲音消失，原本相對溫和的批判建言就可能在當權者眼中顯得刺眼。若連溫和批判都剷除，那是否連「沈默」不表忠都會是有異心？回看前幾年中國大陸媒體、學術機構紛紛表態「姓黨」的風潮，這種擔心並非多餘。

其次，《蘋果》官網內容的下架，更是一大片香港公共記憶的抹除。多少歷史見證，多少獨有的分析觀點，從過去方便搜索、連結的網上資源，退縮到可能某些圖書館才有採購的研究資料庫？

而當下最怵目驚心，是港府清剿行動造成的恐懼蔓延，帶來的寒蟬效應。有蘋果員工坦言，過去一週港警的行動，迅速造成公司內部人人自危的氛圍。蘋果記者不知道是否哪天也會被警方登門盤查，要求為同事「犯行」舉證；不知道自身是否會被檢控，被拘捕。而6月23日筆名李平的蘋果主筆楊清奇被捕，更讓編輯擔心查扣的硬碟資料，是否會導致其他筆名作者的真實身份被揭露掌握。

《蘋果》在政治壓力下停刊，瞬時造成香港「言論限縮、記憶抹除，與恐懼蔓延」三重衝擊。許多人記憶中，過去讓香港綻放文化光彩的自由氣息，已不復存。

香港的陷落（Fall of Hong Kong）

而就在港府拘捕行動前一天的6月16日，英國《衛報》（Guardian）才以〈從擁擠的街到靜默：紀錄香港的陷落〉（From Packed Street to Silence: Documenting the Fall of Hong Kong）為題，刊出香港攝影記者左力丰（Laurel Chor）對過去兩年香港變遷的回顧。

該文從2019年6月9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寫起，回顧《逃犯條例》引起的「反送中」抗爭浪潮，如何遭遇到警方的強勢鎮壓、拘捕。作者也談到，2020年6月底在爭議中通過的港版《國安法》，以及2021年1月依該法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大拘捕，又如何震攝香港社會，如何讓許多人因恐懼而噤聲。

而由於《國安法》的震攝，加上新冠疫情爆發，香港街頭趨於沈寂。許多支持民主抗爭的香港人，只能在海外重逢相聚，齊唱那些在故鄉已成禁忌的歌。

港版國安法生效後的最大規模逮捕行動。達志影像

這篇文章標題中「香港的陷落」（fall of Hong Kong）一詞，在過去在英文文獻中，多是指1941年12月，駐港英軍遭到日軍擊潰，被迫在聖誕節當天投降的那場戰役。該次戰敗，開啟了港人常稱為「三年零八個月」，充滿脅迫、虐待與屈辱的日軍佔領期；其更是大英帝國自1791年以來首次再失去殖民地，重創了英軍在亞洲的威信，也成為大英帝國從極盛走向衰敗的關鍵轉折。因此，該詞不只牽動香港的傷痕，更是英國的屈辱。

我唯一讀過該詞的另一種意義，是在前亞洲週刊特派員羅伯蒂（Mark Roberti）在1994年出版 《香港的陷落：中國的勝利與不列顛的背叛》（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這次指的自是1997年的香港回歸。而隨著最近香港局勢發展，也越來越多人重新去檢討當年英國政府的決策過程。

從1941年算起的80週年，再次看到英國媒體以「香港的陷落」下標。文章內容是詮釋香港現況，但在熟悉香港歷史的讀者眼中，又不免與香港的歷史傷痕、英國的虧欠與責任，嗡嗡共鳴。

而就在文章刊出次日，在政治壓力制約下的香港公民社會，又多了一次大規模的崩落。

國際社會的理念與現實

2020年5月，北京正在強推港版《國安法》時，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曾疾聲重申，英國作為香港的前殖民主、中英協約的簽署方，有責任為香港站出來。

但同時，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nam House）也刊出專文指出，在香港回歸二十多年後，英國不再是能影響香港的主要角色；近年英政府對香港現況的因應，也一直欠缺策略方向。

回看歷史，是英帝國對亞洲殖民貿易的擴張，賦予香港崛起璀璨的機遇；是英國在治理哲學上的寬容，替戰後香港打開自由的空間。但當戰後殖民秩序漸次崩解，遠在八個時區外的倫敦，實無力量繼續替香港撐起這「借來的時間」。

這兩天《蘋果》停刊的消息傳出，國際特赦組織（International Amnesty）稱其為「香港媒體最黑暗的一日」；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則指《蘋果》「窒息而死」會造成香港媒體的寒蟬效應。

香港反送中運動。陳之俊攝

英國沒有缺席，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譴責港府強迫蘋果日報停止營運，稱其「對香港言論自由是一記令人心寒的打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也正色呼籲，港府應停止扼殺媒體自由和限制言論自由，並指相關舉動會破壞香港的民主制度，並損及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

國際上不缺各種聲援表態；但面對北京政府的強勢作為，再多聲援表態也顯得蒼白。

就在前天，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議上，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諾頓（Leslie Norton）代表 40 餘國發表聲明，針對備受矚目的新疆人權問題，敦促中國盡快允許聯合國獨立調查團進行「有意義、不受限制的」調查。連署者包括歐盟各國、美國、紐澳、日本與以色列等大多數已開發國。

然而中國外交部指出，另有以白羅斯為首等 65 個國家，聯合聲明指外國不應干預中國內政，作為反制。

前者聲明，代表的是第一世界的經濟先進國，基於共享價值，透過國際治理平台消弭人權迫害的努力。後者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其政經實力，動員二、三世界友邦護航，以當代西伐利亞（Westphalian）國關體系中的「主權不受侵犯」原則，鞏固其對領土內事務的全權支配。

前者體現了國際關係中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的理想；後者則證成，即便在歷經全球化洗禮的當代，現實主義聚焦的地緣權力結構，仍有不可輕忽的力量。

這也是回歸後的香港，得面對的現實。

本文轉載自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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