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到「第零天」──《十二夜》導演Raye專訪

作者：李國豪（動物當代思潮特約採訪）

【前言】2013年紀錄片《十二夜》登上大螢幕後，台灣廣大的民眾因此才得知流浪動物議題的重要性，召喚出更多人投入推動「領養，不棄養」的觀念；2018年導演Raye將以《十二夜2》再度叩問流浪動物議題，不同的是，這次她將從收容所走向街頭，希望帶著攝影機與民眾一起「回到第零天」，企圖找出流浪動物問題背後的真正根源……

什麼是「零」？──讓我們回到問題的源頭

什麼是《十二夜2》的「回到第零天」？而那個「零」又應該被放在什麼位置來思考？是「零撲殺」或「零安樂」嗎？還是流浪動物被送進收容所的前一天？抑或是早在飼主接下動物生命的那一刻開始？

這些疑問在採訪導演Raye時，並沒有直接得到解答，但是她開口說的第一句話：「你喜歡那個零嗎？」簡潔有力的問句背後，便透露了Raye對流浪動物議題的觀察、擔憂和提問。

對支持收容所全面推行流浪動物「零撲殺」的人而言，「零」所代表的可能是不再有傷害發生，以及台灣人民對動物平權意識的抬頭，因為我們不再以犧牲他者的生命來做為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

但是Raye卻持不同的觀點，認為在錯誤的時間推動不合時宜的法令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人們對於「零」的思考倘若只停留在收容所，那麼對流浪動物議題的幫助將會很有限。

她說：「那個『零』反映的是民眾對過去撲殺作法的反感，那個『零』，導致的是政府對執行產生畏縮，因而不敢撲殺。但撲殺手段某方面來說，過去在收容所裡確實有它不得不的功能。」

Raye表示，她個人其實並不反對實施「零撲殺」，但並不贊同在流浪動物源頭尚未獲得解決的狀況下，就強行推動這項法令。因為實施「零撲殺」，不等於解決了流浪動物問題；在沒有配套措施的狀況下貿然推動，只是讓真正的問題「滯留街頭」或「轉移至私人狗場」。

換句話說，「零撲殺」的概念懷著人們對生命的憐憫上路，但我們同時忽略了缺乏配套的「零撲殺」，竟會以另一種形式讓民眾迴避掉了「原本應該面對、但現在似乎可以不用面對」的飼主責任，直到開始有人提出質疑，民眾才慢慢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必須從「零撲殺」走向收容所轉型

《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為了幫助觀眾更聚焦在現況，並思考可能的解決辦法，Raye將攝影機從動物受傷的身體移開，切入零撲殺帶來的負面效應，以及收容所過去到現在的轉變。

Raye認為，過去的收容無窮無盡的收納甚至吞噬被送進來的生命，所以撲殺做為終極手段，其存在的正面意義是讓重大傷病的動物，解除其生命結束前最後的痛苦，也就是「安樂死」。但在民眾普遍忽視飼主責任之下，部分飼主將動物送進收容所後，便全權將生命的裁決交由收容所處理。

實施「零撲殺」後這個問題越趨惡化，為了照顧不斷增加的動物，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已經無法負荷爆增的工作量和不斷加重的責任，台灣各地收容所紛紛面臨因動物爆量而加劇的互咬受傷、疫情爆發等狀況，迫使收容所不得不思考轉型的必要。

然而，相關單位目前只能以「最適載養量」和「臨界值」的說法，暫緩外界對於收容所的施壓，並配合「精準捕捉」的策略，控管動物進出收容所的數量，但動物最終需要的，是更積極性的具體辦法[1]。

「政府沒有意識到過去的政策改變之後，後續該怎麼辦？以前的工作人員比較像清潔人員，他職責上無須在乎動物的感受，但是現在收容所人員則必須思考，我的每一個動作都要幫助動物社會化，從動物跟人接觸的那一刻開始，不能再有傷害。」

對此，Raye認為轉型是逐步讓收容所從終結生命的空間，轉變為具生命教育意義的轉運站。首先必須排除工作中可能造成的傷害，提升硬體設備並擺脫髒亂不堪的負面形象，並能夠幫助有意收養的民眾獲得應有的知識，如此收容所才有機會轉變為吸引民眾、協助民眾的空間。

過去流浪動物收容所在民眾眼中是「鄰避型設施」，總是和垃圾場、火葬場比鄰而居，蜷縮在城市最邊緣的角落，一批又一批孱弱的生命如同被搜捕入獄，牠們等待著同樣的結局，等待著獸醫師注下闔眼前的最後一針。「我們必須盡快讓這樣的收容所成為歷史。」

一邊訴說收容所改變和困難，Raye的神情變得越加嚴肅，因為她非常清楚收容所要擺脫「生命終結站」的陰影，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尤其光是「人的問題」就解決不完。

「在那麼多問題裡面，人的腦袋才是最難改變的。台灣動物訓練的觀念還沒有起來，我們不可能要求相關人員瞬間具備動物心理學的專業能力，這是要花時間來養成的。」她說。

做好飼主管理，就等於改善流浪動物問題

為了進一步釐清人在此過程中扮演著什麼角色，Raye在準備拍攝工作之前，就將對於「零」的思考，轉移到人的身上，並分成兩個面向：一個是收容所的工作人員、另一個是飼主管理。

舉例來說，許多關心流浪動物的人士並不能理解什麼是飼主責任，以及為什麼應該強調飼主責任，他們認為自己根本算不上飼主，對此有太多觀念上的衝突需要進一步溝通，因為當善意缺乏管理時，有時其影響力遠比人們想的更複雜。

獲得穩定食物來源的流浪動物不斷繁殖，還造成地方環境和交通困擾，甚至壓迫到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此外有些飼主完全放養，或將寵物以牽繩綁在家門口，也很容易和其他流浪動物交配繁殖，導致繁殖數量節節高升。

Raye說：「我個人覺得，台灣流浪動物最嚴重的問題是野外放養，收容所現在收進來的很多是不知道有沒有飼主，很可能都是疏縱放養的家犬在野外生出來的小狗。」

這些餵養流浪動物的人或是放養寵物的飼主往往會強調，受人餵養的動物不愁吃住，夠幸福了，而忽略了其「所謂幸福」背後的陷阱──這樣的行為常招致部分民眾情緒反彈甚至仇視動物，不但有引發更大衝突的風險，甚至也不乏虐待動物的事件因此發生。

另一方面，主動維護動物生存空間，當然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但如果人們只看見動物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忽略了生命品質的重要，這樣我們所認定的幸福，還會是動物們的幸福嗎？除了「這種」幸福之外，還有沒有更友善動物的幸福定義？而是否能感知他者的痛苦、是否能兼顧流浪動物怎麼活得有尊嚴，又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不只是收容所內部，動物福利的觀念越來越重要，沒有法律保護的動物只會被關成神經病。當然這幾年政府慢慢地做了很多調整，但是就結果看來，還是遠遠不夠的。」

收容所轉型也是如此，工作人員所要理解的不僅是動物的習性和生理需求，還有動物的思考方式，甚至是人與人之間不同群體的歧見，唯有不斷對話，才有機會破除某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任何地方都可能是流浪動物生存、繁殖的空間，有時這些空間本身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缺乏管理的人。只要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有關注這個議題的責任，自然會產生某種社會氛圍，對政府和繁殖業者產生約束力，許多問題自然會逐漸獲得緩解。

就像Raye所說的，提升動物福利非常仰賴民眾的參與，我們不能把全部的問題丟給政府或是一昧的責怪業者，因為政府的資源有限，即便不斷補充人力和投入更多資源，執行的速度也絕對追不上流浪動物繁殖的速度。Raye希望以邀請大家參與而非用指責的態度來面對議題，因為流浪動物問題有其社會結構性。

說到這裡，Raye自嘲《十二夜》是一部很煽情的紀錄片，所以有很多觀眾帶著衛生紙進電影院。但這次《十二夜2：回到第零天》，會用更理性的方式討論如何改善現況，帶領觀眾深入問題核心，「因為《十二夜》已經引起廣泛注意了，接下來是該討論如何改善的時候了。」

Raye相信民眾的意識已經被打開，也準備好用更嚴肅的態度面對問題，或許幾年之後就不會再出現「通過犧牲無辜生命、民眾得以覺醒、才能落實生命教育」的惡性循環，這時法令也才有機會發揮功能，形成推動理念的基石。

[1] 詳見《多管齊下苗縣動物收容所爆量解套》，自由時報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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