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君走上繁花似錦的前程（下）

葉嘉研一下學期時，中大的中國研究中心請了來自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方秀潔教授（Prof. Grace S. Fong）任訪問學者，開了一個專題“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ese Fiction: 17th–Early 20th Century”。這門課沒有中文課名，暫譯之為「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小說裡的性別與性」，直擊從明末的「才子佳人」傳統到民初的「鴛鴦蝴蝶派」，正是葉嘉所需，我極力推薦她去修讀。

秀潔與我有一特殊的淵源，即我們都受教於葉嘉瑩老師，我是葉師在臺灣大學的關門弟子，她是葉師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的得意門生。我還在哈佛唸書時，已獲博士學位的秀潔曾在哈佛當過一年的青年學者研究員，還一起吃過老師訪哈佛時親手烹調的波士頓大龍蝦。

秀潔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以吳文英為主的南宋詞，後來研究範圍擴大到明清婦女文學的研究，極有成績。葉嘉從其所學，交出了令人驚艷的學期報告：〈珍珠衫和千里鏡：兩個女人的兩重僭越〉，以馮夢龍所編《喻世明言》的名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的偷情信物「珍珠衫」與李漁《十二樓》之〈夏宜樓〉中的窺視禍根「望遠鏡」來探討兩篇小說中的女性，如何身在重樓，而依然越過了情與慾的界線，一個失身而後變心，一個錯愛而後誤嫁。這個審視男性編者與男性作家所編或所寫通俗小說的女性角度，為後花園私訂終身的老套故事，帶來了新鮮的視野與批判的力量，也為她後續的民初上海文藝雜誌的研究打下了頗有深度的基礎。

當時的翻譯系位於人文館，和新聞系、人類學系是上下樓層的鄰居，與新亞書院的錢穆圖書館成直角，占著全中大的制高點。山上栽種了各種竹子與相思樹，多走幾步即可隨意俯瞰雲水相映的吐露港。中大的建築或許沒有令人一見難忘的，但山水與花木確是絕色。若沿著山坡往下走到大學火車站，我記得該是七層樓的高度。我這幾位研究生，同時是助教，共用我研究室對面的127室。也許距離近，我們師生之間逐漸內聚了很強的向心力，在研究和生活上彼此支援、彼此相伴。千禧開年後那些日子，SARS疫情過了之後，我們在世外的山頂悠遊歲月，經常出其不意而來的訪客，必然是之藩先生了。日日月月年年，大家都認識了這位老師丈。

我帶學生最重視他們原創的想法，所以一定催促他們先看第一手的原材料，而不用急著看其他學者所寫的論文。哪知香港各個大學圖書館以及地區圖書館舊上海的雜誌都很少，葉嘉決定念完研一的那個暑假直奔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尋覓《禮拜六》。

那年是2008年。6月6號我生日，學生們鬧著請我吃飯，當然得帶上陳先生。大雨傾盆中，我們卻十分歡快地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利苑吃了一頓好飯，之後再回校切蛋糕。我的生日，陳先生比誰都高興，也不回他自己在何善衡樓的研究室，反而在旁邊的錢穆圖書館看書，等我遲些時候一塊兒回家。只是，只是過了一夜，就在第二天，陳先生中風跌倒住院，我的世界從此全變了。前些天，聽聞利苑已結業，滄海桑田，只在一瞬。

暑假裡葉嘉依照原計畫去了北京，一點點在微縮膠卷上尋覓上海文藝雜誌的蹤跡。往昔不似今日，許多稀有的舊雜誌都可在網上查閱。她下了扎實的工夫，帶回了寶貴的原材料；另外，還有一雙棉鞋，是送給陳先生的。他在威爾斯醫院三個星期、沙田醫院六個月之後返家，正是冬天，我看著老病纏身的陳先生、輪椅上穿著棉鞋的雙腳，是來自北方家鄉從小熟悉的物事。陳先生離家後沒有回過家，棉鞋就是鄉愁，小女生的溫暖、細膩、體貼使我在陰鬱的冬日沉吟良久。

葉嘉的碩士論文《從「佳人」形象看《禮拜六》雜誌短篇翻譯小說》，基本上重述了明末以降佳人形象的轉變。然而，透過翻譯而產生的佳人又該如何在文字與文化上滿足鴛蝴派譯者的口味？這裡已有了女性視角所關注的議題。由於雜誌內容帶來了非常龐大的信息量，論文的開篇自然不容易說得清楚，葉嘉改寫數次，我仍覺得不甚順暢，才恍然悟出，是基本的寫作工夫少年時沒有機會歷練，遇到複雜的理念不容易條分縷析。但她如何會輕言放棄？一直修改到話說明白了為止。

我想起她讀大學本科時成績優異，我誇她英文不比香港本地同學差，她居然說：「我的英文好在表面，是虛的。我只是用功把成績弄好，其實知道自己的不足，每天兢兢業業，都是以香港同學為榜樣而加倍努力。」如是年少而有此胸襟，同時又能見賢思齊，與之並駕，這樣傻傻堅持不懈的靈魂，如我127室的青青學子，雲朵飄流，各有因緣，最後都聚在了新亞山頭，成就了我們彼此永世難忘的一段人生。

葉嘉留校續修博士學位，已經在沙田醫院療養的陳先生幾次出狀況要送回威爾斯醫院掛急診，而每次離開時都要把所有的私人物品清空，留出床位。兵荒馬亂之際，在旁的葉嘉與世昌幫我把陳先生的枕頭、毛巾什麼的先帶回學校，而劍雯跟著我上救護車隨時照顧。香港為我驚濤駭浪的顛簸人生帶來了再世為人的機緣，讓我歷劫歸來，終於品嘗了幸福的滋味。只是，陳先生突然中風，使我在一夜之間感受到舉目無親的無助與四顧茫然的無告，但又同時發現身邊的學生竟成了家人，從2008年一路相伴，陪我走到2012年陳先生的告別式。

這三年半中，我離開中大去幫新成立的東華學院建立通識教育課程，但是每星期一次仍會回中大上課。還在跟著我寫論文的，繼續指導；進入新階段的，改弦更張。我請他們來我的班上，為學弟妹講授自己研究的專題，不能想像他們在我的凝視之下，已然長成了青年學者的模樣。

陳先生過世之後第二年，我應聘回臺灣，接任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一職。臨離香港，127室的孩子們幫我清理書籍雜誌，打包好的一箱箱堆疊起，放在走廊上，如山般壯觀。縱有千般不捨，在港住了將近二十年的我，離港了。

八年來，127室的孩子全都獲得博士學位，在香港的多間大學教書，翻譯系也早已搬到別的樓，不在新亞書院了。雖然與他們的物理距離已渺遠，尤其新冠疫情未消，我有兩年沒有踏上香江，但因緣未斷，彼此俱在念中。最新的好消息是葉嘉要出書了。內容是她自哲學碩士到博士累積的研究成果，寫成了《通俗與經典化的互現：民國初年上海文藝雜誌翻譯研究》，由華藝學術出版部出版。她以我是她學術生涯的開端，希望出現在她的書裡，特來請序。因為參與了她自少女時代以來如陶塑般養成的日子，寫序自是義不容辭；她寫作碩士論文期間，也是我面對生死悲歡情感最為激盪的時刻，所以在寫作此序的當下，也無法把學術上的追求與無常人世的點滴完全分開。回眸一瞥她在學術上的成長，就是回溯一段我與陳先生說再見的過程，其中經緯交織著我127室孩子們的溫柔相待。在線性的敘述中企圖描寫同時存在於不同空間的小劇場，彷彿用平面的工具來塑造立體，讓這篇序看著有些不尋常罷，但確是我的真情實感。

閱讀書稿，看見葉嘉在論述上的精進，越發能表顯出對大局的觀照。從民初上海文藝雜誌上翻譯的作品與視為模範的《新青年》上翻譯作品的對照，可以看出其實是從翻譯切入，研究的是中國面對西洋文化大軍壓境時的惶然所作的反應與反思。換句話說，是從翻譯的視角看中國的現代性。

當年已送青年學者的葉嘉走上繁花似錦的前程，現在又看著花朵一路開下去。（本文由華藝學術出版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