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在師大（上）

四分之三世紀前的一九五零年，我以唯一志願考入師大音樂系，四年後畢業，至今整整七十年。大約一九八零年起我在師大音樂系兼任，一九八五年成為專任教授。一九九六年退休後繼續兼課至二零零四年。我當了五十年老師，有一半時間在師大。當年進了師大，就註定成為老師。我是一個師大人，以此為榮。

現在的師大校史是從1922台北高等學校成立算起的。而我考入的，是1946年成立的，大學位階的台灣省立師範學院。1955年升格為大學。我們師範生在校四年後必須實習一年才算畢業，所以我的畢業證書上就是「台灣省立師範大學」，似乎可自許為「第一屆師大畢業生」。要讓老校友說說古早的師大，像我這樣的白頭宮女不多了。

我不得不以「我們」自稱，因為那些年的「我們」凋零殆盡，只能由少數尚存者代為發聲。我們的師長們的言傳身教，透過我們，在這幾十年間直接間接影響了無數人。我們中的每一個，或長或短都當過老師，註定了比其他職業給更多人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我們」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經走完一生的旅程。下面回顧的，不過我記憶所及的一小部分，掛一漏萬。說說我們當學生時的趣事，還有其後幾十年人生的足跡。當年，年輕的我們，懷揣著夢想，面對不可知的命運，在現實的泥濘中努力前行。有些人堅定地朝向目標，或多或少實現了夢想；有些人走上不曾預想的道路，收穫截然不同的成果。總體而言，在當年那艱困的條件下，從小小的校園中，確實湧現了許許多多人才，交出了良好的成績。想想其實也不奇怪。在好些學科中，我們，就是被傾注了全國最好教育資源的天之驕子。我們都心懷感激，很多人早就心懷大志（我是少數例外），自覺要做出一番事業來。

因為師大貫穿了我的大半生，反而需要努力回想，才不至於混淆前後時間的不同印象。台北市定古蹟的四棟建築：講堂（禮堂）、行政大樓、文薈廳、普字樓，應該大致還是當年模樣，用途可能不同了。世界上沒有一個別的地方，到今天我還可以一腳踏入，回到七十幾年前的時光。它們見證過我的青春，聽過我的歌聲，映照過我的身影。

禮堂是我從入學考試到畢業音樂會所有公開演出的場所。現在閉上眼，還可以依稀看見台上的鋼琴，在後台向外窺望的自己。這裏是全校的中心，重要典禮都在這裡舉行。還聽過大師的演講，像錢穆，牟宗三。內容都不記得了，本來就聽不太懂他們大學問，只記得濃重的鄉音。而音樂活動占據禮堂的時間獨多。這裡就是我們窄小的音樂系的延伸地盤。記憶裡的禮堂總是黑黝黝的──倒不是像褪了色的照片而黯淡，反讓我想起球場上的光陰就分外明亮。而當年的體育館已經拆除重建。

能坐在禮堂裡聽演講有時是享受。每天朝會升旗聽訓就真是苦事。那時幾所大學中好像這規矩是我們師大獨有。我早上爬不起床，經常缺席。訓導處有一位老師會告訴我已經被點名幾次，再不及時露臉就要記過了。劉真校長口才極好，每天演講不重樣。可惜我多半迷迷糊糊，沒吃早飯，好幾次差點暈倒。同在日光熾烈的操場，我打球就生龍活虎。也常有來賓演講。印象深刻的如關於韓戰的報告。韓戰就在我考上師大的民國39年六月底爆發。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等大事。尤其攸關台灣的命運。那時，勞軍也是我們的重要課外活動。音樂學生更不可缺。

原來的「膳堂」在男生部那邊，女生用餐要帶著碗筷列隊過去，男生倚著宿舍窗口怪聲亂叫，評頭論足，討厭極了。我提議跟男生拆伙，搬回來女生食堂吃飯。因為女生吃的米飯比男生少得多，省下的米錢我們可以加菜。於是我被選上了伙食委員會主任委員。可以算不自知的女權先驅。

二年級時新建了兩層樓的圖書館，讓我感覺「這才像個大學」，精神上有了寄託。我借的多半是小說。有一次上田培林老師的課，偷看小說。旁邊一位年紀大些的旁聽生，批評我人在福中不知福。的確，田老師是教育學的泰斗，師大是全國教育第一學府。這是師大學生的福分。不過我看的也不全是閒書，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令我著迷。比必修的教育心理學有趣。

女生宿舍八人一間，四個上下舖。大家都處得很好。一年級下學期我因為頂撞舍監差點被開除，劉真校長網開一面，讓我留校察看。我感念一生。但我因此不能住宿舍（我就是因為宋世謙急病，叫男生進女生宿舍幫忙而違規的），也不能到食堂吃飯了，頓時陷入生存危機。才知道師大於我何等重要。師範生一個月七十元公費，姐姐姐夫補貼我三十元，再兼任家教，勉強夠用。怎麼可能在外租房上館子？幸好宋世謙的高中同學盧玉霞收留了我，她家在師大後邊。又虧崔連照老師帶我到教師食堂，和體育系老師們共餐。所以我和體育系有不解之緣。

那時幾乎沒有任何額外花銷。打牙祭就是五塊錢一碗，以「又大又辣」聞名的師大牛肉麵。看不到牛肉，我們學唱的還不能吃辣。除此之外就是電影票錢。終場賴著不走，再看一場。音樂學生的家庭多半富裕。不都像我這麼窮。我看許常惠傳記裡寫他家裡每月給他四百元還不夠花。真是紈絝子弟。我還有姐姐姐夫可以依靠，比那些流亡學生們略強一些。最大方又最窮的是白景瑞，只能請我們吃花生米。有一次我和劉塞雲嘔氣，拒絕演戲，他做調人傾囊請我吃冰淇淋，我不能不看他這天大的面子。

音樂系辦公室很小。老師休息的時候都沒地方坐。鄭秀玲老師總坐在門前的樹下織毛線。琴房更小，左右兩側各六間，剛容得下鋼琴一台，師生兩人。其他樂器沒有幾樣。曲譜稀缺，多是老師自備，我們手抄。只有一台手搖的留聲機，我們總借出來到操場上，在夜空下傾聽。幾十張黑膠唱片，全部放完不過五小時的音樂。早就聽得滾瓜爛熟。戴萃倫主任每年的指揮課都是放那張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響樂。我們後來就去朝風咖啡聽音樂。

戴主任是留學維也納的小提琴家，曾任上海音專校長，很有歐洲紳士的風度，高不可攀，沒跟我單獨說過幾次話。最有興趣的是聽他回憶維也納的音樂生活。跟我們說，一輩子總要在維也納歌劇院聽上一場。那時候不能想像幾十年後我成為那裡的常客。不過戴老師跟我們講述的時候，維也納歌劇院已毀於戰火，1954年才重建完成。

音樂系雖小，卻是名師薈萃。那時台灣最好的的音樂師資，應該就在師大。無論是大陸遷台的菁英，或日治教育下台灣音樂世家的人才，濟濟一堂，為我們灌注心血。

我原是鄭秀玲老師的學生，二年級時鄭老師去義大利深造--我畢業十四年後，又重到鄭老師家中跟她練唱--林秋錦老師來到師大，收了我在門下。林老師是全台第一花腔女高音，大家都對她非常尊敬。她九十歲時來聽我的獨唱會，可惜那天沒有留下照片。聲樂的還有戴序倫（我們稱小戴老師，我在師大教書時還與他共事）、江心美、張震南、曲直老師。孫德芳老師帶合唱，她課間常和系主任挽著手踱步。理論作曲方面有蕭而化、張錦鴻老師，他是繼戴老師之後的系主任。鋼琴是必修的。我跟過周遜寬、林橋老師。高慈美老師是台灣第一位女鋼琴教授，上過日本「主婦之友」雜誌封面的美女。她和張彩湘老師同出日本鋼琴名師笈田光吉門下。我們這些林秋錦老師的聲樂學生的伴奏必須是張彩湘老師的鋼琴學生。他們彼此敬重。鋼琴老師周崇淑教授是留德博士，2021年一百零八歲過世。她的先生是我國體育教育奠基人江良規博士，師大的體育系主任。他和張繼高先生一同創辦了台灣第一家音樂經紀公司「遠東音樂社」。引進國際音樂表演節目，替台灣打開了眼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