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川雄的高教遺言:通識教育與生命教育不可偏廢

The mind is not a vessel that needs filling, but wood that needs igniting.(心智不是一個需要被填滿的容器,而是需要被點燃的木材)——普魯塔克(Plutarch)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創造它)——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我名叫鄒川雄,今年五十六歲,任教於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擔任專任副教授。我的最高學歷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在南華大學服務21年期間,除擔任專任教職外,曾兼任多個行政主管職,包括通識中心主任(兩度)、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發展處處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和教務處處長等職。無論是在研究、教學和服務等方面,我主要的服務都奉獻給了南華的學子和同仁們。除此之外,我透過著書立說、各類政府(科技部和教育部)委託計畫和透過面對面演講(各級學校機關)與網路教學(磨課師)等方式,將我畢生所學和對人生的體悟,奉獻給了廣大的社會,這擴及海內外中文世界。我戮力付出的主要面向,包括:通識教育與經典教育、社會科學本土化、質性研究與社區實踐、書院教育、未來學堂和生命教育等。其中,我認為通識教育和生命教育兩方面,是我付出心血最多的領域,以下,是我在這兩方面努力的說明。

從通識教育說起

基於對大學理想精神的渴慕,以及透過通識教育來實踐理想大學這樣信念的堅持,在過去十多年來,我的大學教師生涯與通識教育緊緊地相扣在一起。不論在通識教育的行政事務上、在通識課程架構的規劃與實際執行上,以及針對通識教育理論與實務的學術研究上,我均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心力。事實上,通識教育已日益成為我的學術志業與召喚。

經多年的觀察,我對於台灣通識教育的基本心得是:

,這都使得我們的大學教育向專業教育嚴重傾斜。實質上,在淺薄速食文化、專業掛帥與功利實用思潮的影響下,我們的大學早已成為高級的職業訓練所。近年來的高教改革,強調教育市場化與提升國家競爭力,這更使得台灣的通識教育雪上加霜。在強調學術研究(尤其是累積論文數量)的氛圍下,通識教育在大學中通常只是聊備一格罷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及斷裂十分明顯。「二流師資」與「營養學分」,就是今日通識課程的寫照。

檢討今日台灣通識教育,大體上有以下的幾個缺失:第一,學生過早分流與分系,造成大學科系掛帥,學生只歸屬於某一科系,未能體會大學本身的普遍性與多元性,也間接造成通識課程的邊緣化;第二,通識課程所佔學分數不足,缺乏整體設計,課程內容過於鬆散,無法建立學生整體與一貫的知識統合能力;第三,具體的通識課程內容或者過於偏向實用性與功利性,或者過於偏向專業課程(形成「稀釋化」的專業基礎課程),或者偏於教條或訓示型的「道德教育」,事實上,這三種偏向均喪失了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尤其當我們賦予大學教育一種引領社會進行文化創造及形塑共同文化這樣獨特的使命時,我們顯然需要思考今日我們所需要的通識教育與課程。

圖1: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取自牛津大學)
圖1: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取自牛津大學)

「我們大學的通識教育基本上處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困境之中。由於文化的斷裂與移植,我們的大學教育早與華人傳統的人文教育脫節,也完全沒有承接西方大學原有博雅教育的精神⋯⋯」圖為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取自牛津大學)

在此我們將問題轉向社會學的思考。儘管在台灣通識教育似乎不受青睞,但我仍認為它是今日解決台灣社會亂象的一股良方。我們這個海島國家,在多元紛亂的文化衝擊下,在各種社會勢力與利益的夾擊下,呈現出一種失去規範意義,且過於庸俗與炒短線的政治文化。究其原因,我們並未在教育過程中培育出共享的文化共識,沒有為培育公民精神付出足夠的心力,更遑論獨立思考與創新能力(這些據說是知識經濟時代競爭力的核心)。就現實狀況而言,我們的大學只是讓科系(專業系所)在校園建立自己的霸權陣地,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學校以外的國家與經濟職場製造並輸出產品—亦即大學畢業生罷了。這就是高級職業訓練所的真相。

其實,通識教育可以成為建立共享文化、公民素養,以及獨立批判精神與文化創造的基地。表面上它對於一個人的專業似乎沒有多大幫助,事實上正好相反,這些通識能力及素養,不僅有利於自己將來的專業競爭力,更對於整體社會帶來正面積極的意義。正如當代政治哲學大師史特勞斯所言的,博雅教育(通識教育)可以作為今日庸俗民主社會的解毒劑,這一點對台灣社會也許更具意義。

因此,我對台灣通識教育的建言主要是制度性的,也就是透過教育體制的改革。其具體作法是,第一,推動大一大二不分系,讓學生在大學前兩年可以真正將心力放在通識教育的學習上,培育獨立思考與知識統合的能力,如此可以建立通識課程的自主性;第二,各大學應建立主修與副修學程制度,取代今日的科系掛帥制度,學生在大學四年階段均屬於通識的學生,並選一主修及副修學程。科系只是教師及研究所的建制單位;第三,在通識教育課程中具體落實具有必修精神(或低度選修)的核心課程制度,把前面所言的共享文化、公民素養、批判精神與文化創新的內涵,在核心課程中實踐出來;第四,應建立有本土特色的通識教育,例如應規劃與傳統華人文化及經典接軌的通識課程、具有與台灣土地或人文高度結合的通識課程,或者能讓學生在行動參與中投入社會及社區關懷的通識課程,教育部或學校應鼓勵開設這樣的課程;第五,必須在制度上保障及鼓勵教師投身於通識教育與課程之優質教學上,例如擔任通識導師或通識教學績優者,可以減授上課鐘點,或作為教師升等的重要依據;第六,教育部或科技部應重點鼓勵有關於通識教育之研究,至少可以將通識教育列為科技部學術分類中獨立的一類。最後,上述的模式要能產生效果,則必須落實通識教育的評鑑,也就是,教育部應將通識教育列為各大學或各系所評鑑的核心項目(其評鑑結果實質影響教育部對大學的補助),並應將上述六項作法列入通識教育評鑑的核心指標之中。

除了制度性的改革之外,通識教育要能順利推動,還必須建立起全社會對通識教育的重視,也要在大學中真實提升老師與學生的通識涵養與視野,這需要在大學中形成生氣蓬勃的通識教育的學習社群(包括老師與學生在內)。換言之,讓通識社群在大學中生根與茁壯,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是這是一條漫長的不歸路,還望大學中的有識之士共同攜手前進。

關於我的生命教育取向:心志:一個另類的大學教授

我是一個基督徒,任教於具佛教色彩的南華大學。如此的宗教人文背景,使我篤信「生命的蛻變與成長、追尋天賦、找到自我」,才是教育真正的本質。兩屆的南華通識優良教師並不能讓我自滿,因為打從在大學教書的那一天起(至今已21個年頭),我就不想把自己定位在做一個純粹的學者或教書匠,我認為大學教授應是社會的良心。所以我一直致力於通識教育與生命教育,我想在這塊園地中找尋大學的新生命與我自己的生命救贖。

經驗:兒子唯智教育的迷惘

我決心投身於生命教育,源於我兒子極為痛苦的求學經驗。他原本在小學階段是一個天真、樂觀、熱情洋溢且帶有獨特天賦的孩子,卻在進入國中後完全變了調,我看見自己心愛的孩子在扭曲的升學壓力下深受痛苦折磨,讀書變成惡夢!一切的教育理論與學習方法在升學主義面前,幾乎毫無用處。我想要幫助,卻又無能為力。只好與妻子在報紙中投書:「唯智教育路上的迷惘」,對今日教育問題提出針貶與抗議。沒想到這篇文章引起極大的迴響,至少有上百個網站轉貼及討論這篇文章,我與妻子也因此接受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專訪,來討論今日台灣的教育,隨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這些經驗使我相信,我應貢獻一己之力來宣揚生命教育的理念,這是上帝放在我心中的使命。

從台灣的教育現場的「反生命力」談起

讓我們走進今日的高等教育現場(不論在所謂頂尖大學台、清、交、私立大學或是中南部偏遠學校,都一樣)來觀察,例常地,我們將捕捉到一幅見怪不怪的畫面:

老師在講桌前用高亢口音傳講著他所謂永恆真理,一群學生姍姍來遲、慵懶且百般不願意地坐在課堂,有些人已進入夢鄉,大多數人滑動著手機,進入自己的多彩世界中⋯⋯ 獨留那充滿無奈,卻仍聲嘶力竭的老師,發出空谷之回音⋯⋯

學生一個個仍筆直坐著聽講,心思卻早已魂遊在外,「這好似一個個人形墓碑!」,某位大學教授看見這種完全「反生命力」的教育景象,發出了如上的感慨。著實令人玩味。

事實上我們發現,這個當代台灣教育現場的一瞥,竟然與中世紀大學課堂的景象相符,彷彿時間停格了五個世紀。儘管科技、資訊傳遞模式,以及人們思維方式與生活樣態之進步,早已大相逕庭,然而我們的課堂與教室,竟然數個世紀沒有多大變化(除了多了PPT螢幕以及簡易數位講桌外),這真是人類文明史的奇蹟。

一堂無學分的課,為何能夠場場爆滿、讓台大學生與校外人士搶著上?(圖/李明璁臉書)
一堂無學分的課,為何能夠場場爆滿、讓台大學生與校外人士搶著上?(圖/李明璁臉書)

「學生一個個仍筆直坐著聽講,心思卻早已魂遊在外,『這好似一個個人形墓碑!』,某位大學教授看見這種完全『反生命力』的教育景象,發出了如上的感慨。著實令人玩味。」(示意圖,取自李明璁臉書)

當然真正變化的時代就要來臨,21世紀夾帶著智慧革命的教育改革狂潮眼看就要席捲全世界。每個老師與學生都要面臨一個全新的世界。時間的巨輪正在啟動,變遷的腳步不會停止,固守殘缺者很快就會不知所措,我們必須思索一種新型教育的可能性。他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數位革命的挑戰,而更在於建構一個培育二十一世紀具備生命涵養之未來人才的教育基地。

就生命教育而言,面對世界局勢的重大變化,新世代所面臨的挑戰加劇、價值多元紛亂,不確定性與風險如影隨形。這使得生命教育愈來愈重要。不只是在高中以前,在大學教育中亦是如此。然而在台灣,高中以前受限於升學主義與考試填鴨教育,生命教育成效不彰。進入大學以後,我們赫然發現,在在今日高度專業取向的大學中,生命教育根本找不到實施的立足點。他只能零零星星的開設在通識課程中,最終成為通識課程的一些「點綴」。

出發:敦親睦鄰的生命樂章

就在同一時間,南華大學開始推動「敦親睦鄰方案」,欲派遣老師至全國高中職進行生命教育講座,算是作為公益大學南華回饋社會的一種表現,此一構想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這與我內心孕育的使命幾乎不謀而合。很快地我成為這個方案的最佳推手,後來我也成為敦親睦鄰方案的實際負責人,我們籌組一個超過40人的生命教育種子教師團隊,並組成了至少十個生命自覺教師社群,大家不分所學專長,不分信仰,透過讀書會與互動交流來擴充生命能量;這些年來,在上課研究之餘,每位種子教師上山下海,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從離島、偏鄉到海外,我們共進行了超過500場的生命教育講座,直接參與聆聽互動的師生超過20萬人。儘管我們都是默默無聞的私立大學老師,但卻在台灣這塊土體地上,辛勤灑下與灌溉生命的種子,無怨無悔,共同譜出動人的生命樂章。

突破:翻轉生命教育—翻轉生命也翻轉課堂

帶領生命教育團隊,我自己也需要投身於第一線與學生的生命互動。我與周平本是一組好搭檔,常常在同事聚會或學生活動中進行雙人相聲或其他表演,自娛娛人。我們兩人很自然地將這種相聲型態帶入敦親睦鄰講座,開創出一種另類的生命教育演講。過去五年來,我們以相聲方式至少已經進行超過100場的演講,超過3萬名師生參與。

為了讓學生有感,能夠進入生命悸動與反思的情境,我們以樂器表演、影片、感人故事、相聲、繞口令、幽默對話等相互串聯,成為一種獨特的生命教育演出。我們不以傳統的生命教育模式為滿足,因為我們無法忍受學生不耐或厭煩的表情,我們不希望學生認為我們只是無聊說教或老生常談。我們要翻轉生命教育,我要現身說法,訴說自己從學生時期的口吃狀態蛻變成為以演說為職志的歷程,我要訴說感人的生命故事,陳明許多生命經驗的積極意涵,我們希望在每次講座中,學生能耳目一新,能在歡笑與淚水中享受一場生命教育的饗宴。

我深信,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生命有無限的可能、而且生命會自己找尋出路。換言之,「生命不設限」,在這個大使命下,我擘劃了南華珍珠學生計畫、催生了展現學生生命力的南華辯論比賽,並且參與爭取及執行「以生命力帶動生命」為導向的南華教學卓越計畫,以及生命教育的磨課師課程計畫。這些努力均希望能夠透過翻轉式的生命教育模式,來翻轉課堂也翻轉生命。

反思:他們才是我生命的救贖

每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看見生命的悸動與蛻變;每每在平凡無奇的時刻,發現生命的美妙與偉大。這些年來我在與學生的日常互動中,看見了生命的根本法則。當來到生命教育互動現場,我在學生的眼神中看見他們的鬱悶與徬徨,在學生的疑惑對話中發現他們的矛盾與茫然。

也許我的職志—我的存在意義,就是去宣揚生命不設限的根本精神,讓那些受限、受歧視的靈魂找尋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我最終發現,不是他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他們;我本想來救贖他們,但這些受限卻美麗的靈魂,他們的成長與茁壯、笑容與堅毅,以及他們的動人故事,卻最終成為我生命的救贖。

結語

以上是我一生在通識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無怨無悔的付出。如今,我的生命也將走到盡頭,希望我卑微一生的生命敘事,儘管已到燈枯油盡的關頭,但仍祈願身上這小小的火苗,還能如長夜明燈般對世人綻放出最後的光明。果如此,則我也就不枉此生了。(推薦閱讀:林志忠觀點:高教問題,請說白話文

*作者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相關報導
風評:解高教與企業人才外流,該從平等主義轉向「馬太效應」
戴伯芬觀點:光明頂上的高教大亂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