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我在台灣走著瞧 寇延丁的重生之路

50歲之前，寇延丁當過兵、當過公務員、當過NGO工作者，熱心推廣殘障人士美術，投入汶川地震救災，甚至得過獎（2012年度公和人物）。50歲那年，她卻被中國當局控以「顛覆國家罪」，祕密關押128天。她說：「坐牢讓我所有東西都清零了，我又重頭開始活了。」

她的重生之路在台灣。2016年受邀以訪問學者名義來台後，她徒步環島、參與社運、種田釀酒，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10月25日，她結束3年台灣生活，選擇回到中國。難道不怕回去後又遭到來自當局的壓力？她說：「我不讓自己成為恨和恐懼的囚徒。」

臨別之際，她感激台灣社會給她養分，也細細道出她對台灣社會的點滴觀察。

初訪寇延丁是中秋節前夕，她忙極了，在宜蘭員山的小農舍廚房裡，不停剝著一粒又一粒的柚子，仔細分成外皮、內皮、果肉、隔膜、籽共五堆，分別加入酒引釀造，等待發酵轉化7天後，就得到新酒。「中秋一過，這些柚子就沒有人要吃了，打成堆肥好可惜！我之所以在台灣多留一段時間，就是為了讓每一粒柚子都不枉此生。」她有多重身分：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NGO組織者…但最近她喜歡自稱：「鄉村釀酒師傅。」

極惜物 善用農業廢棄物

她惜物至極，釀酒後的酒粕再加糖製成冷漬果醬，一粒水果從籽吃到皮，沒有一點浪費。她從冰箱拿出一罐罐用回收玻璃瓶盛裝的果醬，香蕉皮、洛神花、青木瓜皮、柑橘皮、自種糯米製成的紅麴和酒釀…分別配上蘇打餅乾、烤饅頭片或自製豆漿優格，各種味道千變萬化，笑稱：「請你們吃農業廢棄物大餐！」嘗起來神奇美味。

她拯救廢棄物，也像是拯救自己瀕臨崩潰的身心。出獄後，身心狀況最糟糕時，一次感冒2個月好不了，免疫系統崩潰，長時間抑鬱起不了床，甚至出現用鋸子自殘的強烈念頭。2年宜蘭農耕生活，如今她身心鬆多了，一頭灰白短髮，身穿友人縫製的粗布未收邊洋裝，臉上笑容也多。但採訪時，面對攝影機、錄音筆，她仍然高度敏銳，眼光炯炯掃射；畢竟，她曾被關進一個到處監視攝影機、牆壁傢俱用泡綿嚴密包裹、24小時有人緊貼看守的房間。沒有律師，不能聯繫家人。

2014年，寇延丁50歲，在北京往五台山的臥鋪火車上被抓，時值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她被祕密關押128天，被釋放後在山東泰安的家中「取保候審」一年，持續被監視。今年55歲的她是作家，也是中國64天安門事件後的第一代NGO組織工作者，被抓、被審的魔幻經歷寫成《敵人是怎樣煉成的》，紀錄國家機器如何製造敵人，過程荒謬宛如置身文革時期。

二百五 缺心眼的行動派

她原是只有高中學歷的山東泰安小城畜牧局公務員，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老師，20出頭結婚生子，人生準確到像鬧鐘。但30歲那年，她舉報上級貪汙公款，反遭報復，說她勞動表現不好而被下崗（失業），「讓我看到整個世界是一個欺騙的系統，包庇貪汙的是領導的領導。」丈夫覺得下崗太丟臉，罵她蠢。她40多歲離婚，成了單親媽媽，獨立扶養一個兒子。

此後讓她逐漸偏離「正常」的生活。先是某個工廠同事是聽障，卻很會刻瓷，她開始幫忙出書、做展覽、拍紀錄片，1993年她開始關注殘障美術家議題，致力於改變殘障人士處境；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又在災區成立「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陪伴因震致殘的孩童。她形容自己的個性「二百五」「缺心眼」，在中國體制下，沒有一點二百五勁頭是不可能和官方周旋的。

她的確是個缺心眼的行動派。川震發生後，她跟兒子說：「農村裡受傷的孩子，他們之後的人生才是大問題。」兒子一聽覺得苗頭不對，甩了門，背對著寇延丁說：「妳要真去四川，哥（兒子自稱）也不攔妳，但妳不能一個月不回來一次。」寇延丁就去了，跑遍災區4年，陪伴一百多個傷殘孩童；但遵守對兒子的承諾，一個月回北京一次。

憑傻勁 來台灣研究社運

這3年，她為了研究台灣社運與民主轉型來台，也是一股純真的傻勁。此前，她在2013年、2014年來過台灣，大量採訪社運組織，探索1980、1990年代社會轉型，團體與個人如何實踐民主。書名都想好了，就叫《沒有老大的江湖》，代表她心中理想的組織型態，全然實踐民主、平等。2016年脫離取保候審後來台繼續尋訪，漸漸發現：實際上「老大不乏其人，我在台灣社運圈也看到很多小蔣中正，用獨裁者的方式、獨裁者的思維。社運組織成為一個權力體系，很多時候沒有大格局，太多小糾扯。」

也看到了台灣社會的問題：「過往台灣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林義雄說的『愛與寬恕』，他十年後重回林宅血案現場，說了這句話，他的精神內涵推高了台灣社會轉型的境界。我也記得2014年在景美溪邊慢跑的時候，旁邊經過的腳踏車騎士廣播說：『洪仲丘的爸媽因為不忍傷害那些年輕人，放棄上訴。』我流淚了。但是當我2016年再來到這裡，我發現這裡瀰漫著對共產黨的恐懼、對國民黨的恨，一個社會不應該被恨與恐懼籠罩，那就很容易被政黨集團利益操控。」她驚訝於台灣社會對李明哲案的冷漠，認為台灣人太不了解中共的思維手段，「抓我是偶然，但是打壓中國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國家維穩思維，不管是對香港和台灣人的影響，是必然。」

她離開台北社運知識分子同溫層，赴屏東鄉下「接地氣」，一頭栽進恆春「保存竹塹」運動。但在寫文章投書媒體、拉人參與的過程中，她屢屢遭到質疑：「為什麼是妳來寫文章？應該是由台灣文化人、社運人來寫。」言下之意，她沒有資格。「我隱隱嗅出一種獨占權力的味道，連社運參與都成為一種專屬權力，有悖於開放、自由、民主、公益、平等的價值觀念。」這番話聽在台灣人耳裡真讓人發窘，皇帝沒穿新衣，大家都知道，但經由一個不怕說出真相的外來者之口，反而更透澈。

《上下游》記者林吉洋說：「大部分中國民運人士活在對台灣民主的誤解與超譯，扣子（朋友對寇延丁的暱稱）看得比較深，因為她不斷實做，所以沒有失去人味，真正看到台灣社會民主的可貴。兩岸間的理解只有透過寇延丁這樣的人才有可能。」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則說：「寇延丁的行動主義，證明在中國仍然有一點抵抗的縫隙。她在台灣的實踐經驗則顯示出，儘管在目前艱難環境底下，台灣與中國的公民社會之間仍然有互動合作的機會存在。」

今年8月，寇延丁將在台灣行走觀察、參與社運的歷程寫成《走著瞧》。她徒步、騎腳踏車環台2圈，走了5千多公里，還全程走完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遶境，從都會圈知識分子走到鄉村最基層。「媽祖是道教神明，但一路上都能聽到佛樂，有僧人化緣，台灣的多元開放還是令我感動。我一路白吃白喝，吃到各種台灣小吃，隨時看到香客變志工，有人需要幫忙，香燈腳就臨時變成志工，等手邊的事情做完或下一個人來接替，又繼續做香燈腳。我也變成這樣一個志工，這是不知不覺發生的。」她笑開，語氣興奮起來。

赴宜蘭 當農夫證實能力

她坦言台灣經驗有挫折也有失望，但走著走著，她轉了一個彎，找到新的可能。2017夏天，她走到宜蘭深溝村，發現這裡的小農都用友善土地的方式耕種，力圖改變生產消費方式以及人們對土地、食物的觀念，覺得有趣。這裡的農友社群雖然有「老大」，學者楊文全發起「倆佰甲」，標榜用開放社群理念培育新農，提供代耕訊息；創辦「穀東俱樂部」的農友賴青松則幫忙介紹田地、租房資訊。但這裡的老大「不管你的死活生計」，寇延丁眼睛亮起來：「開放社群強調自由進入、自主退出，每個人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全責，我認為這是人類未來組織的型態。我一定要搞懂是怎麼回事，為了這個，我才來種田的！」

背著背包，租了二分田、一間老農舍，買了農具、釀酒桶，從什麼都不會，跟老農夫學採種育秧，到現在可以靠著自己的糯米收穫實現自給自足。那是全然的自由，第一次可以靠自己的雙手賺取生活，她笑得好開心：「今年開始，我手頭只留新台幣10萬元現金，支付田租、房租、水電、打田代耕費，到現在我手裡的錢有20多萬元，自己印的書、種的糯米全都賣完了，還賺了一點。一個什麼背景都沒有的新農夫，可以活得下來。」

晴耕雨讀，種田釀酒，每天的生活始於清晨5點下田，到9點太陽大曬的時候回家洗漱休息、吃早午餐，下午無所事事，或者讀書、釀酒，傍晚再下田。晚上寫字、運動，或者去田裡抓福壽螺，9點早早上床睡覺。她不用衛生紙也不用牙膏，只用手帕和水做清潔工作，洗澡、洗碗都用自製的酵素。

她的朋友、同在宜蘭慈林基金會上公民培訓課程的同學蔡宜汶說，以前對寇延丁的印象是上課時拿著筆電劈里啪啦打字、問問題時聳著肩、還會跟老師辯論中國現狀、讓人覺得是批判性重、難以親近的人。2年農耕生活讓她的生命得以緩慢下來，蔡宜汶有天主動對她說：「扣子，妳變柔軟了。」

離台前4個月，寇延丁已在海南島預定好土地與租房，準備繼續種田釀酒、過自給自足的生活，「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流亡者，恐懼的囚徒。」

急著回去，難道是期望看到兒子結婚生子？「那是他的事，我們母子已習慣互相放生，爸媽對我已學會節哀順變了。當我對自己愈來愈接納，對父母、兒子也愈來愈少要求，每個人都做自己，這樣的生活更好。」兒子目前在深圳當電腦工程師，父母在山東老家，她笑稱自己已是個「有色人種」，難免遭到關切，或許也怕牽連家人，這趟回中國，她選擇遠離老家生活。

坐牢後 人生都被清零了

「坐牢那次生死體驗，讓我所有東西都被清零了。那時候我就知道，我全都沒有了，你說不傷心、不痛苦嗎？也傷心、也痛苦。但是那一次經歷之後，我又從頭開始活了。」2年台灣土地學習，讓她確認了有能力靠自己的雙手活下去。

10月25日，我們前去送機。她依然一身颯爽滔滔不絕，興奮地說著明年將要在台灣出版的新書《世界離民主只有五天》，講她2016年在貴陽陪伴十幾個未成年孩童學習議事規則的經驗…中國內部控制越來越嚴，問她不怕嗎？她看起來有點傻，笑說身邊的朋友都比她擔心，只有她自己像處在暴風眼中心一樣寧靜，「還能比上次糟嗎？」

她揮揮手，頭也不回地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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