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防疫比人道重要？從接收羅興亞難民爭議，一窺馬來西亞華人「伊斯蘭恐懼」癥狀
文：李烈寬（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馬來西亞學生）
編按：本文中提及的「國內」意指「馬來西亞」。
近日，羅興亞難民問題再度成為馬來西亞朝野、網友熱議的議題。適逢國內疫情告急，不少人擔心難民持續流入會成為防疫破口，且在抗疫時期資源吃緊之下，難民的收留、安頓與醫療需求恐成國家額外負擔。前首相納吉（Najib Razak）日前也在社交媒體上針對羅興亞難民議題發表評論，提到馬來西亞不能繼續成為難民的首要目的地，同時提及過去馬來西亞政府（當然包括其任內）對於羅興亞難民給予許多善意與實質幫助，並批評國際上對於難民議題處理的不力。
評論一出，旋即引起熱議。而這一波對於羅興亞難民的爭議也在馬來社群中熱烈延燒。特別是日前網上流傳馬來西亞緬甸羅興亞人權組織（Merhrom）主席扎法（Zafar Ahmad Abdul Ghani）要求政府給予羅興亞人公民權與發表貶低馬來人言論的消息，導致許多馬來網友發表針對羅興亞人的仇恨言論。長期關注羅興亞難民議題的馬來西亞人道關懷組織（MyCARE）調查員張安翔亦表示，在行動管制令（MCO）期間馬來人對羅興亞人的態度顯得更加不友善。
儘管如此，在行動管制期間，也有不少民間的慈善機構、互助團體對包含羅興亞人在內的弱勢群體提供物資援助。在疫情帶來的全國緊張氛圍底下，民間的人道救助與輿論的劇烈爭議、歧視、仇恨平行發生，作為吊詭的對立同時存在。
而如果說這一波對於羅興亞難民問題的爭議，呈現了一種馬來穆斯林社群中「我群」矛盾之癥狀，那華人社群的反應，或許可被視為一種「他者」衝突、長年隱疾的陣痛，同樣值得關注。
羅興亞人是緬甸境內的穆斯林社群，主要聚居與若開邦境內。羅興亞難民問題由來久矣，除了與緬族之間民族問題外，也與帝國殖民下的政治經濟、印度獨立運動、印巴分治等歷史脈絡有複雜的關係。1982年緬甸政府頒布的國籍法使得境內的羅興亞人的公民身份不被承認，政治、工作、求學、信仰等權利受到限縮。而近年來的大批羅興亞難民出逃、海上漂流，更導致翁山蘇姬與緬甸政府受到國際的譴責，指控其為「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2015年的羅興亞人海上漂流事件，使得羅興亞難民問題開始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之一，而馬來西亞亦成為當時羅興亞難民主要流亡目的地之一。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目前在馬來西亞的羅興亞難民約10萬人，佔馬來西亞接收的難民總人數一半以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馬來西亞並非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的簽署國，因此在馬來西亞的官方文件是不承認過難民存在的，而是被列為非法的外籍勞工（Pendatang Asing Tanpa Izin，PATI）。
圖為382名被馬國當局驅離海域的羅興亞難民，在海上漂流數週後被孟加拉海岸警衛隊救獲。
為何華人對羅興亞人不滿
當時羅興亞人「偷渡」入境、接受救助也旋即成為了全國輿論的焦點。華人社群之中自然不乏對難民處置問題的討論。翻開各大華語報章、新聞媒體，或是社交媒體，便可見對於政府收留難民、給予援助的批評，甚至口出惡言、隔空叫羅興亞難民滾蛋等的言論，與今日並無二致。
誠然，若是針對政府配套措施的評論、難民人數收留的多寡、社會經濟資源是否足以承擔人道義務等難民問題的實際面作評論，自是各憑證據說話，無可厚非。然而，筆者關注的，是這些情緒性評論背後隱藏的一種去脈絡化的「他者」形象的建構與污名化，一種「伊斯蘭恐懼症」的癥狀。
細看許多評論留言，可見坊間對於羅興亞難民問題的評價，很大程度上與宗教身份、族群身份有關：羅興亞人野蠻無知，只會造成社會問題無助國家經濟、羅興亞人非我族類（穆斯林）無需同情、羅興亞人觀念落後衛生習慣差……有者甚至牽扯到國內族群宗教的矛盾，或是穆斯林的鬥爭「傳統」、伊斯蘭教義、價值觀等，認為作為穆斯林的羅興亞人具備某種「民族性」，阻礙了他們的進步發展，導致他們成為難民。一切仿佛是一種命定的、無可逆轉的「原罪」般。
然而，個別難民是否真的就必須為其遭遇負上全責？還是背後是否存在長期的、難以反抗或妥協的政治壓迫？有多少人是迫於無奈、在無法生存之下才出逃？而又有多少難民是具備足夠的資本、條件遠道而來為你的「國家經濟做出貢獻」？這些問題是我們在面對像羅興亞人，甚或是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其他難民問題時都必須考量的問題。
如前文所述，羅興亞難民問題的產生有其複雜的歷史脈絡。若單純將之歸咎於伊斯蘭或穆斯林身份，則毋寧是將伊斯蘭「本質化」為一種野蠻、落後的意識形態，且是毫無根據的自行揣摩，除了服膺於東方主義式的狹隘、歧視性他者觀以外，毫無助益。
很遺憾的，在我們認知中資訊藩籬日漸消失的今日，以及以「多元」「和諧」自詡的馬來西亞，這種論調並非少數。其特別在社群媒體的論壇、中文媒體的臉書貼文底下等網路空間上流行。在學者Mohamed Nawab bin Mohamed Osman對馬來西亞伊斯蘭恐懼症現象的研究，便可看到對這種發散的、零碎的社群媒體言論的問題化處理。他以社群媒體上的留言為考察對象，指出在公開的傳播媒介、印刷媒體受到一定的管制之下，非穆斯林便在網路、社群媒體貼文下的留言區等模糊地帶發表言論，形成一種「在邊緣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 at the margins）。
筆者認為，Mohamed Nawab bin Mohamed Osman的觀察很貼切地解釋了數年前、乃至今日圍繞羅興亞難民議題的輿論現象。就此而言，我們或許很難否認，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之間確實長期存在著對伊斯蘭與穆斯林的一種恐懼、敵意與歧視，而對羅興亞難民問題的輿論便是近期以來可見的事例之一。在上述的言論中，我們難以找到對難民問題全方位、脈絡化的理解，甚至是對這種理解進行嘗試的意願。網路上華人網友對羅興亞人的歧視、仇恨言論，往往也摻入對國內馬來穆斯林的不滿與敵意，反映了國內的族群矛盾如何主導了華人網友對國外事件的觀點。換言之，對「國內」與「國外」穆斯林的敵意、歧視，很多時候是互相交錯的。
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與伊斯蘭、穆斯林相關的議題上，如巴勒斯坦問題。但羅興亞難民議題離我們相對近些，且是切切實實影響我們的生活，故相關的討論也較明顯可見。另外，媒體的報導頻率當然也有影響。儘管巴勒斯坦人民的被壓迫、生活困境、衝突每日上演，卻不曾、也不會是馬來西亞中文媒體的常客。無論如何，伊斯蘭在可見的討論中，往往成為災難唯一的理由，一個明確的、可供推卸責任、亂扣帽子的對象。
那麼，這些種種對於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華人又有什麼關係呢？首先，以這種方式來簡化地解讀羅興亞難民問題，不僅使我們忽略事件的其他成因，失去對事件整體脈絡的掌握，亦阻礙我們以一種超越族群、文化、宗教、意識形態的視野看待難民問題，並將難民視為一種普遍性、全球性的人道議題，進而去關注、行動的可能性。
更甚者，若是讓一種「我群」與「他者」之間二元對立式的意識主導了我們觀察、評論時事的視角，族群之間長期形成的文化、宗教壁壘將更加分明、固化。這無助於解決當前的族群問題，也無法讓馬來西亞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和諧。如前所述，放在羅興亞難民問題所引發的爭議上來看，國內長期的族群政治、宗教文化矛盾所產生的情緒被挪用到羅興亞難民議題上，而針對議題的情緒性言論將進一步助長對穆斯林「他者」的刻板印象、敵意，兩者互為因果，交互影響。在這個意義上，這一波對於羅興亞難民問題的熱議，實是讓我們引以為戒，作為深刻反思族群問題、對「伊斯蘭恐懼症」隱疾望聞問切的好時機。
由於來自緬甸的羅興亞難民多為穆斯林，因此過去馬來西亞政府接收了不少羅興亞難民，此政策也獲得馬來穆斯林的支持。然而在武漢肺炎疫情的當下，對於是否該再接受難民，不僅許多華人反對，連過去支持接收難民的前首相納吉也挺身反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