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真能被翻轉嗎？《寄生上流》讓觀眾上一秒發笑，下一秒就發現自己身在其中

作者：彭紹宇 Peng Shao-Yu

「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奉俊昊導演的巔峰之作」、「宋康昊與奉導再度攜手」⋯⋯無論要怎麼形容這部電影令人期待的程度都不為過，因為，這絕對是今年為止最必須看的電影之一！

縝密的劇情設計令人瞠目結舌，卻不流於只為最後轉折服務的俗套；悲劇用喜劇包裝呈現，反倒加強了悲涼的力道；對白足以省思，卻不顯得造作。這是不是奉導的生涯最佳作品確實有其主觀性，但這部電影將成為時代經典，是不受質疑的。

（以下內容透露部分劇情，請讀者斟酌閱讀）

《寄生上流》：利用對比，刻劃貧富差距

還記得電影的第一顆鏡頭嗎？那是兒子基宇（崔宇植 飾）找尋 Wi-Fi 不得的畫面。電影鏡頭一開始從地平線逐漸往下，第一幕就給觀眾千言萬語，標誌這家人住的地方、他們的社經地位，在全球無線網路最先進的韓國，找尋網路的橋段定位出了他們所處的社會邊緣。

金家人住的半地下室，對於常看韓國影劇的觀眾應並不陌生。韓劇《請回答1988》裡，女主角成德善一家人就是住在半地下室，但那是 30 年前的韓國，而 30 年後韓國縱然表面光鮮亮麗，卻也踏上了已開發國家舊路，甚至比先進國有著更嚴重的貧富差距，這是許多韓國影視作品都在談論的母題，也是《寄生上流》一切發生的主因。

如同《燃燒烈愛》中，劉亞仁飾演的李鍾秀對「韓國蓋茲比」（指平時無所事事，卻很有錢的年輕人）的憤怒，其實是源於對社會體制的滿腔怒火，此片同樣燃燒著灼熱的怒火，卻以截然不同的敘事手法推行。巧妙至極的劇情設計，與技巧富足而不炫技的鏡頭語言，讓它說服得了韓國人，也說服得了來自不同國家背景的坎城評審。

「對比」是這部電影不斷發生的事，從住家高度、人的性格、工作娛樂，連教育程度都是天差地別，對比映照出階級，片中多次出現階梯、上下樓或「奮力往上爬」的橋段設計不言而喻。

將無奈世道訴諸於無形，上一刻仍在訕笑人群的荒謬，下一刻卻明瞭自己其實也身在其中的悲涼，這就是我看了《寄生上流》後，好幾天都難以停止思考的原因──並非因為難懂，反之，淺白的劇情走向與出乎意料高的娛樂性，證明影展得獎片不需曲高和寡。奉俊昊作品擅長的懸疑驚悚風格，似一把幫社會現實解剖的手術刀，刀刀見血，它所帶來的陣痛，才是讓這部片最能盤踞心中、揮之不去的特色。

因為富有才善良？小人物的「道德失重」

「那位太太富有卻很善良」，當金家 4 人趁著主人外出獨占整幢豪宅，吃著不屬於他們的佳餚、喝著不屬於他們的酒，享受著不屬於他們的風景，爸爸金基澤（宋康昊 飾）這樣形容社長夫人（趙汝珍 飾）。然而媽媽忠淑（張慧珍 飾）忿恨不平地說：「不是富有『卻』很善良，是富有『所以』善良，要是我有這麼多錢，我也會很善良⋯⋯錢就是熨斗，把一切皺褶都燙平了。」

與社會寫實劇《我的大叔》中的這句「活得好的人，容易成為好人」遙相呼應（有趣的是該劇男主角正是朴社長李善均，只是角色定位全然不同），道德與生存確實存在先後，而「良心」在電影裡其實也多次顯現於這群下流人的心中：

包括爸爸擔心尹司機、媽媽在前管家（李姃垠 飾）求饒時猶豫、女兒（朴素淡 飾）逃出後在大雨中追問那二人的處境，與兒子忍受不了想擔負全部責任，在在都顯現社會底層人無處不在的為難。只是現實來得又急又猛，如惡水漫延至頭頂前，人們只能先擔心有沒有下一口氣，道德什麼的，別人好不好，之後再說吧。

「風水石」與「角色命名」的符號意義

電影開頭，敏赫學長（朴敘俊 飾）送來的那塊石頭，聲稱能夠改善財運和考運，值得注意的是，當眾人抱著期盼的心打開箱子，導演特意加入詭譎配樂，彰顯這塊石頭之於整部電影的特殊。幾乎可發現，一切故事的開始都源於風水石（也可發現，此片的多版海報幾乎都在不同角落藏有石頭的蹤影），敏赫因這塊石頭而有了造訪基宇的機會，進而告訴基宇家教的事，基宇才有機會接二連三將家庭都帶入朴社長家。

風水石其實就是貪念，金家宛如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面對這塊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金家產生了平步青雲的幻想念頭。導演藉將石頭比喻為護身符的表面意涵，帶出貪念其實「緊緊黏著」這家人的心。因石頭而風生水起，基宇最終卻被石頭砸成腦傷，曾抱在胸懷當成寶的貪念，到頭來被貪念擊潰。

這也是為什麼在最後導演刻意安排的反轉想像戲中，有了基宇將風水石放入水中漂走的畫面，唯有戒掉這種一心想抄捷徑的投機，才有可能腳踏實地翻轉階級（即便真正結尾又打臉所有觀眾，而這又是另一個階級牢靠與無奈的故事）。

另外的小細節存在於電影片名，本片的韓文名稱為「기생충」，中文直譯便是「寄生蟲」，懂韓文的觀眾可能會發現金家人的名字──爸爸金基澤、兒子金基宇、女兒金基婷，共同點都有著「基」，而「基」的韓文與寄生蟲的「寄」同字（皆為「기」）；母親忠淑的「忠」在韓文也與寄生蟲的「蟲」同字（皆為「충」），我相信這應是導演在取名的小巧思，暗示了這家人如寄生蟲般的命運，隨宿主興衰而生死。

其它如富家小兒子迷的印第安人帽，身為被剝奪一方的印第安文化，到如今成為有錢人家的娛樂玩物，甚至神話為「印第安英雄」，觀影時看見這個符號出現，除了濃濃諷刺帶來的苦笑，可能也帶有反霸權、反全球化下剝奪弱勢文化的寄託意味。

配樂中的變奏，增添劇情戲謔感

配樂在電影中的存在感強烈，最引人注意便是大氣又豪華的那首弦樂《Belt of Faith》，出現在計畫趕走管家那場足以被列入經典的戲：

從爸爸試乘賓士開始，一直到嫁禍管家罹患肺結核，最後拿起那張「被加工過」的咳血衛生紙，鏡頭一顆接著一顆，緊湊流暢毫無冷場，搭配恢弘的交響弦樂，情緒層層疊加，時機掌握剛好得令人叫絕，鏡頭就像畫家這兒一筆那兒一筆，最後攤開成一幅戲劇性十足的權力鬥爭現場，觀眾宛若全程目睹了一場無血戰爭，取名為《Belt of Faith》（信任鎖鏈）更是諷刺至極。

另一首有著同樣功能的《In Ginocchio Da Te》（直譯《跪在你身旁》），這是首由義大利歌手 Gianni Morandi 唱的義大利文歌，出自 1964 年的義大利同名電影。該片是部經典愛情電影，描述有著好歌喉的年輕男人，因兵役來到拿坡里並愛上上校之女，只是上校卻不同意此樁情事。

後來男人贏得歌唱比賽後卻愛上另個女人，最終發現真愛仍是原本的上校之女，為挽回她的心，他利用一次甄選機會唱這首歌獻給台下女主角，電影就在他們的擁吻與這首歌的悠揚下落幕。

這樣浪漫的情歌到了此片也變了調，搭配前管家發現金家祕密後逃出地下室，以影片威脅金家人並作威作福，同時懷念起過往與丈夫擁有整間房子的悠閒時光。後來兩家人死命搶著那支手機，導演刻意將畫面調慢，與這首歌適合的慢活速度同調，荒謬感加乘，在令人緊繃的衝突戲中，配樂的使用讓整體產生戲謔感，原來這個時代還有寄生食物鏈這樣的荒唐故事，他們竟搶著根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卻又真實得讓人彷彿被掏空。

從「窮酸」的味道，談階級對立

社長之死合理嗎？有必要嗎？這是電影上映後，許多觀眾的疑問。作為片子後段最重要的劇情發展，社長的死亡定讞了金家人的後來遭遇，也帶出了金爸相似的悲涼命運，或許可能被指責是否太過功能性，然而導演將答案鋪陳在對氣味的描述，金爸憤而殺人的舉動並不會過於突兀。

猶記那晚，朴社長夫妻當著所有金家人談論著金爸的味道，在我看來，社長並非有意地嫌棄，他只是不喜歡或對於不同階級本能性的排斥，然而這些話聽到當事人耳裡，都是令人不舒服的歧視，遑論當著兒女的面數落一家之主，更是對人自尊的挑釁。

結尾那場戲，社長或許無意識的掩鼻，卻讓金爸在最後動了可怕念頭。宋康昊的演技非常細膩，仔細觀察會發現他在殺了社長之後，眼神剎那間變得清醒，那是憤怒積累過後的抽身，卻也察覺到只是又一次階級對立的悲劇，他在那刻明白，自己終究要活在不見天日的社會底層。階級的翻轉，在這個年代根本是天方夜譚。

「沒有小丑的喜劇」、「沒有反派的悲劇」

如果說這部電影在幫窮人說話，那可能只看到一部分，要寫一個劫富濟貧的仇富劇本太容易，往往訴諸於大愛大道則能將一切政治正確化，然而奉俊昊很明顯不願站在任何一方。

刻劃貧窮金家可悲之處的同時，也揭露他們懶散、欲求不滿的「惡」；刻劃富裕朴家不食人間煙火時，也不時流露他們天真、慷慨的「善」，這讓觀眾想同情或厭惡變得困難，想一味歸咎於某一方也顯得窒礙。

事實上，朴家何罪之有？他們奉公守法也沒行剝削之舉，卻受金家所害而導致連串的悲劇，絕對構成一堆理由該譴責。我們常認為階級是因果關係，不努力自然無法往上爬，卻不知窮者不只是物質條件窮，他們可能頭腦窮、心也窮，接觸的世界總是不友善的，所以他們不理解為何要有計畫──連明天都不見得能生存了，遑論什麼長久之計？

片中當兒子準備出門應徵家教時，認真地說：「我明年就會考上這所大學。」爸爸回「原來你都有計畫了啊。」

洪災後在體育館，當兒子問爸爸接下來的計畫為何，爸爸答：「世界上最不會出錯的計畫，就是沒有計畫。」

這些橋段，均披露了他們的價值觀：擁有計畫且有機會實現它是奢侈的，那是有資源的人才玩得起的奢望。

因此，藉由有意的角色塑造，觀眾很難單純怪罪哪一方，因為他們都有令人同情和令人厭惡的面向，這才是現實世界。非黑即白只存在於英雄電影，導演所言「沒有小丑的喜劇」如是，「沒有反派的悲劇」亦如是。

《寄生上流》的時代意義

電影的鏡頭語言多元又豐富，最明顯的便是每當拍到金家人，導演總用直搖下移的運鏡方向，暗示這群人的社會定位。第一顆鏡頭與最後一顆是完全一樣的，在經歷這麼多悲喜劇，這群「下流人」仍回到最初的位置，什麼也沒有改善，反倒變得更糟。

兒子那句「爸爸，只要走上來就好了」是童話，窮人還是做著一樣的夢，夢裡意淫財富、幻想報復，階級的堅不可摧，打醒所有相信努力價值的人，發現社會體制只為既得利益者服務，使階級得以複製再複製，接著絕望地體悟，人生而平等，根本只是一句屁話。

《寄生上流》在這個年代出現，有其時代意義，它的雅俗共賞與高度商業性甚至不太像坎城以往會青睞的電影，竟能獲得評審一致同意，實屬難得。繼《小偷家族》後，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連二年頒給同樣敘述階級題材的亞洲電影，只是巧合嗎？

南韓電影發展 100 周年之際，總算誕生了首座金棕櫚電影，甚至有很大的希望持續挺進奧斯卡外語片，的確應該感到欣喜驕傲，但同時也得省思：是什麼樣的社會才拍得出這種電影？社會底層的人該有多麼低下？這是韓國高速發展、只求進步的社會結構問題，也是全球化後，讓全人類隱隱作痛的暗處。

電影從不只是拍來笑一場哭一場，《寄生上流》若僅有前段的韓式幽默是不會如此受推崇的。這部難以輕易被定義的電影，是寓言，更是寫實紀錄，引發觀眾自發反思，我們在這部電影裡，在這個社會中，會是什麼角色？我們散發著何種氣味？又身處什麼樣的高度？

一旦想到這兒，可能就笑不太出來了。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階級，真能被翻轉嗎？《寄生上流》讓觀眾上一秒發笑，下一秒就發現自己身在其中》，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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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1997年生於台中，政大外交系、國貿系雙學士。將赴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研究所，努力成為有故事的青年。在影評、演員、韓國文化研究者與影痴等多重身分間徘徊。喜歡旅行、閱讀，著迷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好奇一切藝術形式，源於理解自我的慾望。評論作品散見於各大媒體，亦書寫國際局勢和時事觀點，盼藉文字帶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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