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革命前奏曲》為何政治民主化不必然縮小台灣貧富差距？
台灣的貧富差距從30年前的16.8倍急遽擴大成66.9倍，為何台灣政治愈民主，反而讓貧富差距愈惡化？（圖片來源／信傳媒編輯部）
自1991年後，主計總處再次公布台灣家庭財富（即資產-負債，或稱淨值）分配統計。2021年家庭財富最高的20%家庭 （平均每戶有5133萬元財富，資產配置以現金、存款、股票等金融資產為主），這前20%家庭總財富占全體的62.68%，而財富最低的20%家庭，平均財富只有77萬元（平均資產為482萬元，平均負債高達405萬元，比全體家庭平均每戶負債220萬元高出甚多），兩者差距為66.9倍。相較於1991年的16.8倍，三十年來台灣財富分配已顯著惡化。
30年來台灣的財富分配嚴重惡化
「家庭財富分配統計」與定期發布的「家庭收支調查」不同，家庭收支係衡量一年之內家庭所得與消費支出金額，有剩餘才有儲蓄，屬於「流量」概念，而財富是每年儲蓄的累積，屬「存量」概念。如果各階層的家庭儲蓄差距很大，經過多年的累積，就會造成財富不平均現象。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出版的《11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若將台灣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所得按戶數十等分來看，2016年所得最低10%（次低10%）家庭其中位數所得分別是199,390元 （274,081元），到了2021年變為195,667元 （283,924元），每月收入不到三萬元，底層家庭所得除支付基本生活費用，還肩負照顧家中長者，養育下一代的責任，導致這20%的家庭2016年儲蓄為 -18,384元，到了2021年還是負儲蓄（-17,465元）。2016年後，情況雖有改善，但這些家庭從2007年就已處於透支狀態（負儲蓄），沒有儲蓄讓年輕個人或家庭購置資產或進行人力投資變得很困難，惡性循環的結果是階級固化，翻身困難。
民主轉型後，我國勞動份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
家庭財富分配惡化真正原因在於受僱人員報酬過低。無論勞方或資方，投入生產活動，以獲取所得做為報酬，有了所得才能選擇消費與儲蓄。GDP（國內生產毛額）若從所得面衡量，可分為資本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勞動所得（受僱人員報酬）以及政府取得的間接稅，受薪階層能享受到多少經濟成長果實就看勞動份額（勞動所得/GDP）的水準。民主轉型後，我國勞動份額呈現長期下降趨勢，2021年降至43.0%，勞動份額不僅低於1981年的48.6%，也低於OECD平均水準。至於資本份額（資本報酬/GDP）在2021年則高達52.3%。
若以資本/勞動份額比五年平均值來看，1991-1995年民主轉型期間，公民參與及人民發聲機會大幅提升，亦是勞工運動蓬勃活躍的時期，勞動份額增加最快。所以，1991-1995年是資本/勞動份額比自1981年以來最低的期間（見上圖）。
本國勞工參加工會的認知與意願不足，造成工會在勞資集體協商能力弱化，無法針對勞動條件、盈餘分配與資方進行有意義的談判。當勞資談判陷入僵局時。國家又不願強力介入，使得民主轉型後，勞動份額上升動能弱化。其次，政府對企業資金與技術外移中國未能有效管制，過快的跨境移動導致勞動份額與資方份額在2002年出現死亡交叉，本國勞工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
有錢階級是以錢賺錢，低所得者以勞力賺錢
此外，廠商對外勞依賴程度居高不下。為協助企業降低成本，政府引進外勞，只要企業一喊缺工，政府就增加外勞引進數量，廠商哪有誘因提高受雇員工的薪資？對此，政府官員卻說，製造業產業結構往資本密集方向走，企業不再需要那麼多勞動人口，是本國勞工工作機會減少，薪資不漲的原因。其實，勞動供給因外勞引進而增加，需求則因產業外移及產業結構往資本密集方向走而減少，導致資本/勞動份額比自1995年後快速增加，顯示有錢階級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最後，讓台灣家庭財富分配惡化是高所得者「以錢賺錢」，而低所得者「以勞力賺錢」，因為台灣高所得者的所得主要來自財產所得（capital income，或稱資本所得）。這裡財產係指土地、房屋、股票與其他金融資產、存款以及其他動產。其中房地產只有富人炒作得起，炒作頻率也最高、獲利良好。朱敬一院士曾估計：台灣財富最多1%的個人與財富屬中位數的個人，其土地投資年報酬率相差將近2%。
「經濟自由化」論述霸權與反威權民主化運動的致命結合
理論上，民主政治不同於市場經濟，係由一人一票所決定，不受個人所得（或財富）多寡的影響。中低所得民眾維持基本生存所需，如：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醫療照護、退休年金都需要政府社會支出來支應。政黨為贏得選舉繼續執政，必會設法滿足這些階層選民的基本需求。由此觀之，民主政治應有改善所得（財富）分配不均的效果。
為何台灣政治愈民主，反而讓台灣貧富差距愈惡化？問題出在「經濟自由化」論述霸權與反威權民主化運動的「致命結合」。當台灣社會讓國民黨威權統治走入歷史的同時，大多數人卻因「經濟自由化」論述霸權，而陷入「開放是好的，政府管的愈少愈好」的迷思之中。台灣社會在爭取政治民主的同時，卻忽略財團藉經濟自由化崛起、壯大且介入政府政策決策，導致資本/勞動份額比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達到最高點。民進黨2016年執政後，儘管每年調升基本工資，讓資本/勞動份額微降，仍比日本、南韓高，成效有限。
1980年以來，經濟自由化對各政黨與政府財經官員來說，只要談及台灣發展策略時，是最琅琅上口的口號。這個看似稀鬆平常的政策宣示，其實反映台灣社會各種相互矛盾價值理念的勢力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各有算計、各懷鬼胎，為追求不同的目標而集結在經濟自由化大旗之下，形成所謂「謎樣經濟自由化」現象。
首先，對主流經濟學者而言，「經濟自由化」是「天經地義」；公營企業民營化，減少政府不必要的管制是他們中心信仰，他們相信市場機制萬能，市場有自我偵錯的能力，經濟自由化可達到資源最有效率的配置。政府應極少化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與管制，讓資本與人員充分流通與移動，追求自由貿易的實踐。但他們不關心政治民主化，甚至認為專制體制沒有甚麼不好，只要他們中心信仰能夠實踐。
其次，對反威權勢力而言，民主政治實踐的前題是政黨公平競爭。中國國民黨長期以來結合國營企業經營黨營企業，形成黨國資本主義，所以，政治反對勢力認為政治要民主化，經濟需先自由化。「經濟自由化」成了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最有力的論述，更是動員社會力量的絕佳武器，因為國民黨政府很難回答，為何民主轉型後的台灣還要容許龐大的公營與黨營事業的存在？
最後，中國國民黨為了維持政權，也高舉「經濟自由化」的大旗。理由很簡單：19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對東亞國家（如：日本、南韓與台灣＿享有對美國鉅額貿易順差一事，開始無法容忍。於是透過貿易談判施壓，要求這些國家開放國內市場，並大幅升值其貨幣。如有不從，就祭出「特別301條款」進一步施壓，以發動貿易報復措施做為要脅。由於經濟發展是中國國民黨確立長期執政正當性的法寶，高舉經濟自由化大旗，開放國內市場、解除不必要管制才能捍衛政權。「謎樣經濟自由化」從此就被社會各方勢力所接受。
財團勢力的崛起與壯大
與許多1990年代新興民主國家一樣，台灣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同時處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衍生的矛盾。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一方面舊的權力秩序正在瓦解，另一方面，新的勢力躍上政治舞台。在新舊秩序交替的過程中，除了政治反對勢力與公民社會的力量壯大外，最受矚目也常被忽視的，莫過於財團勢力的崛起與壯大。
當國家開始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與開放特定產業的獨佔或寡佔市場（如：銀行、電信、有線電視）時，有能力參與的企業組織正是財團。瞿宛文與洪嘉瑜在2002年的研究發現「近年來，台灣集團的比重有不斷上升之勢，自由化之後尤甚」；從國內新開放的特許市場結構的變化來看，開放之後的新參與者幾乎都是集團企業的子公司，市場開放提供了集團擴張的機會。
財團之所以有這樣的成長空間，係因朝野政黨在民主化後，更需要財團的支持。政治與經濟力量扶搖直上的財團，趁著政治民主化，不斷在各級政府，議會與國會，對朝野進行遊說與動員。只要會增加財團成本負擔，必然以影響經濟發展與企業競爭力為由，加以反對。當勞動份額持續下降導致所得分配惡化，有錢階級為維護既得利益，防止中低所得階層藉選舉選出對他們有利的政府政策（如：對富人課稅，擴大政府對中低所得階層的社會支出），有錢階級未來有可能組成寡頭政治，透過立法干擾民主政治正常運作。
民主轉型後，台灣並未像其他民主國家面對左右問題：到底應重視中下階層與經濟弱勢階層的需要，建構公平正義的社會，或是放任貧富差距擴大的M型社會？關於底層人民生活問題的解決，由於朝野對於經濟自由化有太多的迷思，把許多屬於國家的責任丟給市場解決。李前總統因此認為「兩黨都是向有錢有勢者靠攏，不顧勞工、農民及弱勢的右派政黨」。台灣若要邁向正常民主國家，必須從右派統獨兩黨制走向本土左右兩黨制，人民的民主權利與經濟能力才不會往相反的方向推進，台灣的民主內涵才能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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