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專文: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

韓晗
風傳媒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八個字火了,火的不是時候,也是時候。

不是時候,是因為正值疫情蔓延,危急時刻不能玩情調,否則自討沒趣。說是時候也有道理,恰是傳統文化復興的關鍵時刻,此時不火,更待何時?

很多人不懂這幾個字的來由,我初看也不知來自何處。幸虧錢文忠教授微信解惑,細述八字來由,始知淵源有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尤其行文修辭典雅,但我們大多數都望塵莫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八個字,是盛唐時日本權臣長屋王贈給中國高僧大德袈裟上刺繡的字,後面還有「寄諸佛子,共結來緣。」日本是非常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家,尤其是唐代文化。

日本贈武漢物資,讓「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八個字火了。(翻攝自視頻)
日本贈武漢物資,讓「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八個字火了。(翻攝自視頻)

日本贈武漢物資,讓「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八個字火了。(翻攝自視頻)

其實唐代也是中國修辭學的一個重要起點,古文運動與詩歌皆為中國文學之冠,而且「修辭」一說正是在古文運動中被較為系統地提出: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

語出韓愈的名篇《爭臣論》,「修辭明道」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修辭主張,在韓愈看來,修辭的核心是「惟陳言之務去」、「惟古於詞必己出」甚至「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一言以蔽之,修辭必須創新。韓愈本人是修辭大師,我們知道韓愈寫過《師說》,這是文質彬彬的韓愈。梁實秋先生講過,罵人也是語言藝術。所以說修辭當然不只是溫文爾雅,罵人罵到極致,更可見罵人者修辭水準之高: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韓愈罵的誰?佛祖釋迦摩尼的舍利子,當時唐代佛教盛行,唐憲宗執政時,法門寺開塔,全民迎佛祖舍利,一時盛況空前。韓愈反其道行之,直接給唐憲宗上書,在他看來,即使釋迦摩尼借屍還魂,不遠萬里來長安朝拜,最多也只是安排外交部長請客吃個飯,皇帝送一件袈裟,然後送客滾蛋,到此為止。若是屍骨就算了,這玩意兒不但「枯朽」而且「凶穢」。一代文宗,如此辱駡佛祖卻不帶一個髒字,恐怕曠古絕今,行文中處處見怒火卻筆掃千軍,更見識其修辭登峰造極,中國古典修辭之美,於此亦可見一斑。

這次新冠肺炎蔓延,滿世界看到的是「武漢加油」,或者「湖北加油」,再往上「中國加油」,精神可嘉,但修辭貧瘠卻令人汗顏。後來日本方面又送來援助物資,又改寫「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句話很多人倒是讀過,因為入選過中學語文教材。遺憾在於,這些課文年輕時都耳熟能詳,甚至還能背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名句,可惜到頭來激動了興奮了還是只能說一句:臥槽。

日本捐贈的防疫物資。(韓唅提供)
日本捐贈的防疫物資。(韓唅提供)

日本捐贈的防疫物資,字句寫著「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典出《秦風》。

當然有人說,誰說我們在修辭上沒有創新?且看我們創造出了古人從未使用過的新成語——

全面推進、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切實抓好、扎實推進、加快發展、持續增收、積極穩妥、從嚴控制、嚴格執行、堅決制止、明確職責、堅定不移、牢牢把握、積極爭取、深入開展、注重強化、規範改進、積極發展、明顯提高、不斷加強、大幅提高、顯著改善、日趨完善、比較充分……

說上述詞彙是成語的,不但蠢,而且壞,這些詞彙的本質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保守修辭,這不禁讓人聯想「多快好省」、「三面紅旗」等四字搭配。四個字的不只是成語,也可能是易烊千璽。就像是「三生三世十裡桃花」下聯對「一帶一路四中全會」,對仗平仄都沒大錯,但是不能這麼用。今天我們的修辭似乎走入到死胡同裡,前進無路,倒車無力,官樣文章中的修辭貧瘠猶如念經,據說已經延伸到了小學生作文。如果我們把這種詞彙而不是「風月同天」或是「豈曰無衣」傳給我們的後人,試想千百年之後的子孫後代,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交談?

日本贈武漢防疫物資。
日本贈武漢防疫物資。

日本贈武漢防疫物資,上書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為盛唐詩人王昌齡的詩。

順便說一句,除了中國大陸修辭貧瘠之外,另外一處修辭災區就是香港,當然我不是說香港的學者與作家,最好的漢語修辭——饒宗頤、金庸、董橋與最差的漢語修辭——港媒都在香港,港媒的抑鬱狂躁,其修辭已不止於貧瘠,如「XXX劈三腿狂親嫩模」、「XXX巨乳誘惑賤男」之類的洪水猛獸般標題已經自成一家,令人側目,怕羞者不敢當街讀報,怕反面標題吸引路人誤判自己是登徒子。這種修辭亦不是香港特有,乃至民國上海小報風格,1949年風雲突變,一批報人南下香港,也將這類雜碎修辭帶來,始開此風,七十年來修辭不變,近年來反而愈發光怪陸離,亦是奇聞。

當然好的中文修辭也並非只有日本有,中國台灣與海外華人也保留了非常好的修辭傳統。記得十幾年前,正在讀大學二年級,一位台灣學者給我寫信,「台鑒」二字一時無法理解,也不知回信是否也該用這兩個字,於是急盼有高人解惑。

正好某個陽光燦爛的夏季中午,古典文學專家楊樹帆教授邀我到府中品茶,我忽然想到此事,於是問及此問題,楊教授微微一笑,用濃重的四川口音為我解答:「除了台鑒,還有鈞鑒、惠鑒,這是古人寫信的尊稱,表示是請你過目,玩修辭,古人花樣多得很。看看我們今天,寫信在對方稱呼後面只會加「你好」這兩個字,但是對方如果女性,你就不要用台鑒,最好用芳鑒、淑鑒,如果年長的女性,則可以用惠鑒。」

臨別前,楊教授建議我讀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他告訴我,修辭是一門學問,形容為人類語言的一種境界亦不為過。後來我讀西方理論史時發現,古希臘人重視修辭,古羅馬更甚,乾脆將修辭學發端為學問,猶如中國古代的「六藝」,以至於相關論著好幾種,如昆體良(Quintilian)的《修辭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與無名氏的《獻給赫倫尼》(Ad Herennium)。

台灣學人還保留的修辭的美感與古意。圖為錢穆致孝穎函,用的是「惠鑑」。(韓唅提供)
台灣學人還保留的修辭的美感與古意。圖為錢穆致孝穎函,用的是「惠鑑」。(韓唅提供)

台灣學人還保留的修辭的美感與古意。圖為錢穆致孝穎函,用的是「惠鑑」。(韓唅提供)

古希臘與羅馬人的修辭,恰用在政治學上。比如說西塞羅,是政治家也是修辭學家。古羅馬貴族16歲就要去念修辭學校,猶如我們今日的大學,學的就是如何雄辯,如何說話,如何成為一個用語言表達思想的人。但修辭與政治相聯繫,卻源自雅典民主政治的伯利克裡,在雅典時代,「言(logos)行(ergon)一致」是雅典時代修辭學的核心命題。比如說雅典時代對於好吹牛逼者(eu legein),一樣鄙視有加。

其實從古希臘到古羅馬的修辭學,說到底無非是研究如何通過語言來精准、優雅地傳遞資訊。說到優雅,這裡面就自然就會「花樣多的很」,因此古羅馬的詩歌,翻譯起來絕非易事,當中一個代表是古羅馬語言大師維吉爾。這位詩人說話並不容易讓人一眼讀懂。馬克思是維吉爾的擁躉之一,在馬克思最有名的那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裡,開篇如是說:

我們不是那種心懷不滿的人,不會在普魯士新的書報檢查法令公佈之前就聲明說: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最後這句話是拉丁語,Danaos是答耐人的意思,就是希臘各部族人。整句話翻譯成中文就是:「縱然希臘人攜禮登門,我亦恐懼萬分。」這是維吉爾在《埃涅阿斯紀》裡的名句,懂得拉丁文的人不多,但知道馬克思這句話的人不少,可是有誰知道語出維吉爾?

說維吉爾是修辭大師,馬克思亦不遑多讓。比如說這句話德文原文中用了「Unzufriedenen」 一詞,翻譯成英文是malcontents,就是「心懷不滿的人」的意思。這個單詞在馬克思的文集中並不鮮見,但絕不止一種意思,有心的人可以查一下,在不同的文章中,各自是什麼含義。這般看重修辭,今日看來近乎不可思議。

楊教授說「玩修辭」,於我啟發甚大,修辭本身就是用來玩的。要把玩品讀,我喜歡讀台灣作家的書,包括台灣學者。因為台灣沒有經歷過五四,沒有被「口頭的白話文」瞎折騰,也沒有經歷過一系列政治運動,更不會被大字報體與口號詩所荼毒。當然與之類似的地方還有海外華人,有一段時間喜歡馬華作家,也是因為修辭,比如說黃錦樹。

這幾年每到海外大城市,必去唐人街,既是旅行,也是思考。當中最喜歡悉尼(雪梨)唐人街,因為華人去悉尼較早,因此店鋪招牌、報章啟事乃至對聯匾額,無一不有著典雅的修辭,「禮失求諸野」便在於此。人家的報紙,內容不過是海外華僑的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但讀來卻令人齒頰留香。

澳洲墨爾本的唐人街(取自Pixabay)
澳洲墨爾本的唐人街(取自Pixabay)

這幾年每到海外大城市,必去唐人街,既是旅行,也是思考。(取自Pixabay)

中國學生缺乏三門課:倫理、邏輯與修辭,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觀點,沒有倫理,不知善惡,缺乏邏輯,難判是非,不懂修辭,不辨美醜。修辭與美醜何干?修辭是語言之美,語言是人類最基礎的交流符號,往上則是圖像。連語言的美醜都不分,談何圖像?當我們嘲笑「老年專用表情包」時,這些表情包也在嘲笑我們,正如你凝神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待你滿頭白髮時,審美未必強於今日的父輩。

最後再冒死說一句,我們的修辭到了「最危險的時刻」,若再不創新,中國人幾乎喪失了會說話的能力。創新要有方向,是應當朝更遠的歷史深處回望。就像是當人家說出「風月同天」時,我們不只會說一句「謝謝」,因為我們自己也知道,「武漢加油」和「風月同天」,不搭。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於小茗堂

*作者為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廟嶺分校(UNC-Chapel Hill)亞洲學系訪問學者、 美國中部及西南部亞洲研究協會會員,兼任四川大學符號傳媒學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民族文化產業研究院顧問、深圳大學故宮學研究院研究員,至今已在中國大陸、台灣與德國出版中英文專著19種。本文原刊「語言與安全」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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