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宗反恐怖主義案件和陪審團的判決

今年8月29日，香港的法庭做出了一宗重要的判決。這宗判決有兩大重點：第一、它是香港自2002年引入「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之後，首次使用這條法例起訴嫌疑人；第二、它可能是在2019年後第一次有如此高調重要的反送中案件中，絕大部份被告都獲得無罪的判案。

讓我們先看看這宗案件的大概來龍去脈。在2019年12月，當時在香港運動中有名的勇武組織「屠龍小隊」和另一勇武隊伍涉嫌企圖在遊行中擺放炸彈並殺害警察。當時並沒有任何炸彈爆炸，亦沒有香港警察死亡，但反正這是控方的主張。按控方的講法，被告吳智鴻計劃於2019年12月8日在香港灣仔擺放兩個炸彈，分別重達12和8公斤，裡面藏滿鐵釘。然後，被告團隊計劃在附近破壞店舖，引誘警察過去，再在警察靠近時引爆炸彈，再由在附近大廈天台埋伏的隊員開槍掃射警察。再次強調，以上的「計劃」沒有任何一項發生過，這只是控方指控被告們企圖做出以上行為。而各被告分別被控四條罪名：一：「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二：「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罪（此為罪名一的「交替控罪」，即只會在第一罪名不成立時才會控告）、三：「串謀謀殺」罪、四：「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罪。

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勇武」青年。圖非本文當事人。(資料照片：鄭翔云 攝)

因為案件發生在2019年，香港檢方無法使用在2020年6月才通過的國安法檢控。因為案情嚴重，又或許因為香港政府想要用看上去就很嚴重的控罪檢控被告，所以用了這條打擊恐怖份子的條例。這裡要提到一下香港的法庭結構，跟世界各國類似，法院有比較底層的區域法院(類似台灣的地方法院)，再有上面的高等法院，然後再有最高的終審法院(類似台灣的最高法院)。當中，區域法院法官可以判處的最高刑期為七年，換句話說，最高刑期超過七年的罪行無法在區域法院審判，必然由高等法院起跳，而作為參與恐怖主義那麼嚴重的控罪，最高刑期當然是終身監禁(即無期徒刑)。這裡又有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香港由高等法院等級開始會有陪審團參與審判的制度。有關陪審團的詳細，可參考筆者的另一篇介紹；但簡單來說，陪審團由市民之中選出，難以受政治操控，不由法官說了算，而且陪審團作出的判決是絕對的。

之前和2019年有關的案件，在區域法院中審理的判案中，絕大部份被告都被判有罪。這次極嚴重的控罪，由香港一般市民選出的9人陪審團中，在考慮控方提出的所有證據，包括疑似「反骨」成為控方證人的前屠龍小隊隊長黃振強的證詞後，對於7名被告共20條控罪中，作出以下判決：19條罪名無罪，僅有其中一名被告的交替控罪(見上文第二條控罪)成立。

這就是我們知道的結果。基於陪審團制度的設計，陪審員無需對判決做任何解釋，因此我們亦無法得知他們判斷的理由。他們基於控方搜集了四年的證據，考慮過後對絕大部份被告宣判無罪，這是最可能的原因；也有機會他們行使陪審團否決權(見筆者另文)，在明知被告有犯法的情況下仍然宣佈無罪，但我們無從得知。最重要的一點是──陪審員的決定是絕對的，控方無法上訴。

這宗案件算是令香港社會譁然的。畢竟，香港現在是騎著電單車/機車插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擦撞令三名警員輕傷都可以判決監禁10年的社會(輕傷可是法官自己的講法)，而作為2019年最有名的勇武地下組織成員，居然大部份被判無罪。此案例同時亦表示，由「一般市民當中選出的一般人， 經過證據和邏輯分析後的結論」和絕大部份法官都不一樣。 可惜的是這並不代表公義有得到彰顯，因為在這次審訊之前，各被告已經被羈押3年半到4年，即案發被拘捕至審判一刻；換句話說，每個人坐了3年半到4年的冤獄。

最少在還押的制度部份，是英國遺留下來的產物。相比之下，台灣的羈押時限按刑事訴訟法108條規定偵查中開審前最長只能羈押兩個月，就算控方有理申請延長羈押亦只會多兩個月(合計四個月)，在這方面實在比香港合理先進得多。

最後，總是「輸打贏要」的香港政府會不會索性取消陪審團制度？筆者認為機會不大，因為他們早已經做了──國安法就特別寫明不設陪審團，就是盡力避免出現公義的判決。現在甚麼政治大罪都用國安法起訴，小罪入區域法院又可以由傀儡法官判有罪，何需特別取消陪審團？惟有希望本案中無罪的被告已經離開香港，尋找第二人生，萬事好運。

作者》沙羅双樹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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