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溫與氣候變化：中國行為藝術家以「贖罪券」對抗碳排放

近幾個月來，熱浪席捲中國從北到南多個省份，許多地方的氣溫甚至超過40度，頻頻有報道傳出中暑致死案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行為藝術家「堅果兄弟」（「堅果」）發起為高碳排放公司「贖罪」的倡議，希望幫助那些必須直面高溫天氣的戶外勞動者防暑降溫。

他把這項倡議發佈在中國社交媒體賬號上，但不到一個星期就被封鎖。原本打算眾籌10萬元的「贖罪券」，目前只籌到9000多元。

「在中國做項目有一個特點，很多事情要隨機應變，」堅果兄弟接受BBC採訪時說。他預料到這次也可能存在風險，但依然在通過各種方式推動計劃。

堅果兄弟僅以此名為人知曉，他在過去十年左右從事自由藝術創作，專注環境問題，擅長用戲謔的手法引導公眾關注和參與。

他曾在北京霧霾天氣中推著一台工業吸塵器在街頭「吸塵」，將收集到的顆粒濃縮製成一塊「霧霾磚」，啟發公眾思考空氣污染問題。他還曾在山東淄博受到污染的河水中放入形似魚和辣椒的大型物體，製造出一鍋「火鍋魚」，引發社會關注當地的水污染問題。

「以荒誕應對荒誕」，他曾這樣形容自己的藝術手法。

這些年來，他一直嘗試在科學家和公眾之間架起一座橋樑，將枯燥的科學數據與個人感知聯繫在一起，啟發不同領域的人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並倡導大家親身參與進來一起推動改變。

為碳排放行為「贖罪」

堅果這次希望把全球變暖的科學概念帶到公眾視野，喚起人們思考碳排放如何影響底層勞動者的問題。

「前些年一直覺得這個概念離我們很遠，但最近切身體驗到了高溫的惡劣，周圍還出現了颱風、暴雨、乾旱這些極端天氣，給人們帶來非常直接的影響。」 他說。

7月中旬的一天，他騎車去買書，陽光炙烤著大地，兩三公里的距離就令他汗流浹背，苦不堪言，由此聯想到那些不得不每天面對高溫的勞動者。

「每一次災難發生，一般都是最弱勢、最窮的人最先受到衝擊。」

他重點關注環衛工人、外賣員、建築工人等群體，建立了微商眾籌渠道，希望籌集1000份「贖罪券」，發放給30個城市的戶外勞動者，用於購買礦泉水、遮陽帽等物資。但7月初發佈消息後，不到一周渠道就被封鎖，他共籌集到90多份。

堅果介紹，「贖罪券」一詞來源於中世紀的羅馬教廷，當時教廷為籌措資金，授權神職人員售賣贖罪證明書，後來逐漸成為一種斂財工具。他想用贖罪一詞諷刺一些沒有為碳排放行為負責的公司，也包括那些通過創造誤導性環境主張來將自己「洗綠」的行為。

堅果希望一開始由公眾出資購買贖罪券，代替這些公司贖罪，從而倒逼公司意識到自己的行為，真正承擔起責任。

「互聯網上有個詞叫『嘴替』，意思是代替網友表達心聲，這讓我聯想到『罪替』，就是代替負有原罪的公司贖罪的意思，」堅果語帶調侃地說。今年42歲的他相貌清瘦，頭髮及肩，操著一口地方口音。

參與該項目的志願者陸風表示，購買「贖罪券」可以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個人本身使用了石油，為自己的碳排放贖罪；另一層意思是碳排放公司有罪、個人代替公司去贖罪。

陸風過去十多年從事公益活動，曾為塵肺病人的治療發起籌款等。他認為塵肺病人與高溫下的戶外勞動者有相似之處，「都是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被迫從事這樣的工作。」

「因此，即便他們這樣做有工資拿，也需要整個社會的關懷和尊重。」

堅果將收到的錢發給志願者，由他們打印出「贖罪券」，每張券上寫著一個公司的名字，包括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石油、電力、煤氣公司等。

「我覺得信息平衡非常關鍵，先要有碳披露，然後再來改變，」他說，「我希望國家出台更強有力的措施，促進國內的上市公司無條件地進行碳披露」。

根據一份2022年發佈的《中國上市公司碳排放排行榜》，高碳排放上市公司的數據披露情況並不樂觀。在上榜的百家公司中，只有40幾家公司選擇主動披露數據。

環衛工人：「我是不是犯了什麼錯」

由於籌集到的資金有限，大部分城市只收到約300元，即3張贖罪券。目前有8個城市的20多名志願者參與進來。有的城市所在的社交媒體討論群被封鎖，也有一些志願者因擔心風險而暫停行動。

在中國東南部一個城市，志願者PA組成了一個四人團隊，他們選擇上了年紀的女性環衛工人髮放贖罪券。 這位志願者在讀研究生，出於安全考慮，她要求匿名。

PA說，他們接觸到的環衛工人大多帶有強烈的警惕心，要麼懷疑他們是騙子，要麼認為他們是記者，在做暗訪行動。「最開始找的幾個環衛工人，都直接把我們拒絕掉，而且態度很兇。」

吸取經驗後，他們稱自己是大學生，在做公益活動，希望幫助勞動人民購買解暑降溫的物品，才慢慢溝通起來。整個過程不提「贖罪券」、「天氣變暖」等詞匯。但即便如此，依然很難發放出去。

「他們害怕接受了東西會被公司處罰或開除，或者害怕自己說錯了什麼話會惹禍。」PA說。

後來一位白髮花白、60多歲的環衛工接受了他們的好意。原本互留了電話，打算等她忙完手上的工作，一起去超市購買物品。但正當志願者們凖備離開時，這位環衛工突然上前叫住他們。

「她扛著掃把就跑過來，擋住我們的車，靠近車窗向我們喊，『我是不是犯了什麼錯，如果我犯了什麼錯，你們不要聯繫我的兒子，老人犯錯不要牽連孩子』。」

害怕的不止這位老人，還有PA自己。她在參與這個項目之前就猶豫不決，害怕自己的行為被記錄在案，影響未來出國留學。

「無論是做好事的人，還是接受好處的人，都在恐懼，說不清楚為什麼，但大家都很害怕。」PA說。

其它城市的志願者也有顧慮。堅果說，一個南方城市的志願者擔心在贖罪券上顯示公司的名字可能遭到報復，為了規避風險，他將「贖罪券」三個字劃掉，在下邊寫上「清涼券」。

志願者：很難知道勞動者的真實需求

在福建的志願者陸風與附近的環衛工人關係熟絡，見面會熱情地打招呼，外出遛狗時也寒暄幾句，但如果問到他們需要什麼則「很難得到答案」。

「他們覺得，自己這樣的生活狀態是理所當然的，就算在高溫底下曬太陽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已經接受這樣的命運了。」

陸風說，根據以往幫助塵肺病人的經驗，另一個原因是，包括很多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受教育不多，語言組織能力不好，尤其是女性和上了年紀的人。還有一些人的母語是地方方言，溝通起來更加困難。

另外，由於眾籌渠道被封，僅有的300元讓陸風覺得齒於向勞動者開口。後來他改變了原有方案，將每人一張券（即100元）購買物資，改為直接髮放礦泉水。目前凖備派送一百箱，每人一箱。

陸風認為，堅果兄弟這次發起的活動的確更像是一場行為藝術，也許能在傳播和討論層面起到倡導作用，但對於底層人士來說，現實層面「可能受益不大」。

政府與民間

中國政府承諾，要在2030年之前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簡稱「雙碳」目標。目標公布之後，中國許多碳排放大公司表示啟動相關研究。然而在民間參與方面的行動卻舉步維艱。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晉軍曾指出，民間環保團體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合法性問題，同時，在國內經濟下滑和國際環境複雜的形勢下，政府可能更傾向於維持經濟穩定和能源安全。

一位長期觀察中國環境運動的學者對BBC說：過去10年裏，中國在治理環境及氣候方面的行動越來越傾向於由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模式。期間很多民間組織被政府「收編」，成為執政框架的一部分，失去了批評、監督的功能，而公眾參與也成為美化政策的一部分。加上中國在2017年出台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環保團體需要向警方備案之後才能公開活動。

「這個過程帶來了寒蟬效應，讓很多人覺得，我不應該冒這個風險。」

這位要求匿名的學者認為，堅果兄弟通過藝術手法進行氣候倡議是一種「討巧」行為，仍有一定的空間發揮影響力，但的確面臨風險。

堅果說，他經常在推動一項議題的實踐時發現「大家的無力感特別強」。他也不確定這次能起到多大影響力，但他依然相信，持續地推動總能發揮作用。

「個體微小的力量匯集在一起能夠形成共振，這些共振可以撬動更多東西」，他說。

至於如何持續，他已經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建立一個網站，把已有的信息呈現出來，讓碳排放大公司意識到，購買贖罪券也可以是一種公關行為，或者幫助競爭對手購買贖罪券，是一種挫敗對手股價的方式。

如果效果不大，他還打算策劃另一個有關碳排放的項目，「通過側面配合來推動」。

「我可以不停地發起新的計劃，就像滾雪球，把不同的小雪球匯在一起，然後不停地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