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1989年，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東歐共產集團被第一波民主浪潮打到，所謂「藍絲絨革命」興起，從東歐國家開始，漫延到柏林圍牆，民主浪潮很快推倒了圍牆，東德共黨總書記何內克逃亡蘇聯，尋找保護，但是，蘇聯帝國不是永遠的堡壘，何內克最後還是被遣送西德，接受轉型正義的審判，民主浪潮最後攻入蘇共大本營，寫「歐洲戰後六十年」的作家東尼賈德說：「蘇共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就是親手結束自己建立的蘇聯帝國的生命」，很顯然，蘇共並不是自殺，而是被當時的環境逼迫而自殺，主張在舊威權的「黨國體制」下，進行改革的戈巴契夫，個性上保守，欠缺勇氣，無法對抗主張全面推翻舊體制的葉爾辛，最終在這場權力遊戲中輸掉帝國。 蘇聯帝國崩解，連帶造成附屬聯邦國家脫離獨立，統計在這一波浪潮下，40幾個國家受到影響，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發布的改革的第一號命令：就是把共產黨宣布為非法政黨，並且沒收共產黨名下的財產，企業或工廠，以股票方式發放給勞工，防止被黨國高官掏空，因為依法論法，如果共產黨仍然是合法政黨，新政府又如何能對旗下黨國不分的資產，進行處分，或者，使改革工作不會受到頑強抵抗？基於這樣的理由，不得不斷然處置，這些國家中，以波蘭做的最好，估計有百分之八十的黨產，目前仍然為人民和國家所有，蘇聯一開始也以股票方式，把黨產歸公，還財於民，但是，隨著物價上漲，通膨壓力加大，許多黨國高官和黑手黨勾結，利用物價上漲造成人民生活痛苦時候，以低價收買股票方式，掌控企業，倒賣黨國資產到海外，所以蘇聯被掏空最多，捷克和烏克蘭在後黨國時代，也以股票和拍賣方法，決定資產的經營，有名的捷克品牌SKODA汽車廠，就被義大利收購，波羅的海三小國也是如此，甚至進一步汰除人事，把曾經擔任黨國高官的特務或司法，行政人員，列入十年不可任用的觀察期限，以免這些舊黨國體制官僚，成為新政府改革，及進行轉型正義工作的阻礙。 這一年，同樣的民主浪潮在春天時候，傳到中國，四月份，大批學生和人民湧進天安門廣場，要求中國政府改革，結果卻是悲劇收場，使老共的「黨國一體」控制，更加堅強，中國也因此走向「政左經右」時代，中國人民陷入新的集權主義牢房，而這一年，台灣在兩代蔣家強人死亡後的黨國權鬥中，被小蔣栽培的台灣人李登輝贏得勝利，繼承「山寨中國」在台灣的黨國一體體制，李登輝文人出生，無法持續強人獨裁，只能推動民主轉型，希望以本土化進行體制內改革，沒有採用激烈的葉爾辛「震盪模式」，希望讓國民黨過渡成為本土政黨，他選擇戈巴契夫的道路，手段固然比較溫和，沒有對國民黨進行清算，現在回顧起來，李登輝對推動民主化顯然有功，但是，當年沒有進一步切割黨國連體嬰，結束黨國不分時代，把中國國民黨列入非法政黨，進行轉型正義工作，反而擴大國民黨「黨國不分」財力和權力，使大中國意識形態佔據優勢，最後連李登輝也被逐出國民黨，但是，後來在「虎口下的總統」一書中，李登輝坦承：在繼承小蔣政權的前幾年，並無法全面掌權，有實際困難，因為環顧周圍，國民黨高層虎視眈眈，中央政府還是被充滿黨國意識形態和中國主義的高官把持，社會上「護中國」和「愛台灣」兩種意識型態族群，嚴重對立，處理稍一不慎，就可能內亂，李登輝必須步步小心，保護權力，以至於無力對舊黨國體制進一步拆除，其次，蘇聯及東歐集團，當時社會已經進入準革命狀態，新政府宣布掌握黨國體制的共黨為非法組織，可以獲得多數民意支持，但是，1987年的台灣，剛解除戒嚴，反對黨從非法組織進入體制競逐，1991年，國民黨也進行國會全面改選，主導民主進程的執政黨，不可能宣布自己為非法，這是現實環境使然，其三，台灣並未發生社會動盪，也沒有陷入「準革命」狀況，也因此，李登輝在在這方面的失敗，以致於造成今天，這個熱愛中國，反對台灣正常化的政黨，過去所犯的滔天大罪，一而再，受到台灣人民寬容，如同柯文哲所言：「沒有追溯加害者的轉型正義，無法讓國民黨記取教訓」，柯P寄望國民黨人學習自我收斂，意有所指，即便現在，國民黨假裝山窮水盡，沒錢發給黨工薪水，卻仍然不思悔改，鼓動黨員上前線，走向「為反對而反對」老套路，國會問政完全是鬧場而已，諸多現象觀察：此黨不可能學習對台灣忠誠，而且已經成為新政府改革道路上的禍害，據此而言，當年李登輝的溫柔改革選擇，沒能把中國國民黨送上絞刑台，確是為台灣民主道路上留下禍患。 「黨國一體」政體，對台灣社會的危害，不只是因為「黨國一體」具有法西斯威權體制的特色，而且，政黨名稱前面，冠上中國，擺明就是以中國綑綁台灣，這是台灣無法成為正常國家的主因，長期以來，「黨國一體」的洗腦水，貫穿政府及民間法人社團及各界，從行政，司法，金融到教育遍及所有領域，因此，準大法官許志雄說：「台灣要走向正常國家，首先要進行威權除垢」，這些汙垢佈滿政府機構，而這些汙垢也是使國家不健康的病菌，這句話的真義就是進行「黨國一體」的解構工程，尤其是司法界，我們可以合理懷疑：擔任過法務部長的馬英九，官司一大堆，卻能馬照跑，舞照跳，而只擔任律師的阿扁，同樣涉及官司，就沒有這樣的優惠，這裡面充滿司法單位官官相護，甚至，不少藍營政客，所涉官司一進入法院，如石沉大海，一擺十年，庭訊也不開，還有前幾天，媒體披露：很明顯引錯法條，亂審亂判的郭瑤琪案件，非常上訴案，又被原審法官駁回，這裡面充斥著司法汙垢的黑幕痕跡，政治干預的手段，所以，人民對司法長期不信任，把法官比為蟑螂老鼠同類，豈無原因，請問：法官，檢察官們，你們良知何在？請問邱部長：你還在睡覺嗎？ 司法只是冰山一角，正在等待威權除垢，日治時代，殖民政府把法律當作統治工具，所以，台灣人想讀法律科系很艱難，國府來台後，沿用日本統治的律法，法曹內心，高高在上，殖民心態並沒有改變，還更進一步被訓練成為獨裁者的御用工具，司法如此，金融如此，教育更是如此，為政治服務而已。 因此，更具體說：「黨國一體」是一個政治上不正常的怪物，把國歌弄成黨歌，國產便是黨產，黨旗故意設計和國旗混淆，醫學上，這是政治基因突變的連體嬰，不進行手術切割，國家被單一政黨綁架，必然無法存活，而切割工作中所遭受的反抗，也必定劇烈，今天，洪主席悍然拒絕參加國民黨創立的中華民國國慶，心態已經昭然若揭，套一句她的話：「中華民國在國民黨眼裡算甚麼？」，馬英九還可以辱罵新政府是法西斯，我真懷疑：馬英九讀過書嗎？博士學位怎麼弄來的？國民黨主席寧願在失去政權後，跑到中國進行和平之旅，說穿了，只是一趟：延續八王朝聖之後的投降之旅而已，因為「地球是圓的，極左和極右，兩個本質相同的黨國政體，必然會走到一起」，不是嗎？問題是：國民黨的投降，能夠帶來中台之間的和平嗎？我看未必。 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圖／Agencia Brasil＠Wikimedia Commons(CC BY 3.0 br) 今年八月，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經過四年的談判努力，讓FARC支持的哥倫比亞叛軍，放下武器，同意走向和平，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但是，這項可以結束長達52年的內戰協議，卻被哥倫比亞人民的公投否決了，哥倫比亞人民並非不要和平，而是反對沒有正義的和平，反對陣營說：「叛軍長期以來利用販毒，綁架，各種血腥恐怖行動，使人民生活在血腥恐懼中，這些罪行，並沒有受到法律上一點懲罰，反抗軍把手洗一洗，屁股一拍，放下槍枝，就地成為合法的政黨，世界上有這樣的好事嗎？那司法正義又算甚麼」？哥倫比亞人民反對和平協議的理由，簡單明白。 拉美國家是美國後花園，在戰後的1950年代，陷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激烈拉扯對抗，又因為堅持反共的美國勢力介入，扶持軍政府獨裁政體，不管是左派或右派，為了權力，都曾經在這些國家犯下迫害人權，戰爭屠殺，非法審判，種種人神共憤的罪行，一直到現在：許多國家的轉型正義工作，還未完成，曾經犯錯的高官，甚至還高居廟堂，哥倫比亞是內戰最長，受害最深的國家，以至於多數人民認為：反抗軍應該以投降方式，先接受國家法律制裁，法律可以寬容對待，這是程序正義，經過程序，反抗軍才能成為合法政黨，否則，日後問題更多，這樣的主張並非無理。 台灣人民對國民黨過去所犯的「平凡的罪惡」，採取寬容，在哥倫比亞人民眼中卻是一種集體遺忘症，也是對邪惡的縱容。 沒有處理好轉型正義的國家，就如阿根廷，70年代軍事獨裁政權，造成數萬年輕人失蹤，政府至今沒有給受難家庭任何交代，而失去孩子的母親，三十年來還聚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廣場遊行，這是有名的「媽媽廣場」。 金恩博士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沒有戰爭，不叫做和平，真正的和平，必須是正義到來那一天」，金恩是美國黑白種族衝突時代的人權捍衛者，他所演說的「期待有一天，黑人和白人下一代可以坐在一起，共看夕陽」，至今重溫，仍然感動人心，充滿啟示。 中台之間的永久和平基礎，不是以大欺小，單方面的投降，中國期待台灣以投降換取和平，只是製造未來更多的戰亂而已，中國就算以武力奪取台灣，能確保日後長治久安嗎？ 正義的基礎應該建立在事實之上，兩個中國政府，應該先正視過去所發生的戰爭，基本上不是內戰，而是中華民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兩個國家的戰爭，只是戰場在中國土地而已，兩國結束戰爭的方式，自古已有先例可以遵循，這樣的和平之旅才有意義，和平協議方能有效簽訂。 而對於台灣內部轉型正義，我們仍然期待：國民黨從強人獨裁威權主義，走向現代化政黨，路程顛簸，國民黨應該深切悔改，自行把不義財產還給人民，對過去的罪惡向人民道歉，真正成為愛台灣的忠誠反對黨，如果國民黨還繼續使用各種方法抗爭，企圖引中國作為外援，甚至不惜犧牲台灣人對土地的主權，討好中國，那麼就是自掘墳墓，怪不得別人，這是天亡國民黨了，誰當選此黨黨主席，都不會有救。 專欄、專文等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