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屠殺的來臨：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驚人預言

從滿清到民國，中國對所謂「外藩」的控制，秘訣之一便是挑動其高層內鬥，即「以夷制夷」。 對於主動前來投奔的班禪喇嘛，南京政府如獲至寶。班禪逃亡，使得中國順理成章地干涉西藏事務，也讓外人認為西藏只不過是一群不和的侯國，需要中國治理。 走不過現代化，再退轉回中世紀 對於班禪喇嘛在中國的活動，達賴喇嘛方面視之為「藏奸」。西藏當局以「西藏三大寺僧俗及民眾全體大會之宣言」的名義公開批評説： 「班禪竟獲中央『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封號，並給予玉印玉冊，月俸一萬元，供應費用三萬元。其左右仇視西藏諸人，及諾那喇嘛輩，凡與西藏爲敵者，中央概授以職位。彼輩並可至各省地方任意活動，是無異對於西藏政治之爲莫大之破壞也。以上各項，中央政府如不能予以撤銷，則中藏兩方和好恐根本上無成功之希望也。」 隨即，班禪方面也發表宣言反駁。1920年代後期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兩大活佛轉世系統建立以來，兩方關係最為惡化的階段。 十三世達賴喇嘛牢牢掌控西藏的大權，但班禪喇嘛的出走仍然給他的改革計劃造成巨大衝擊。隨之發生的一系列騷動和衝突，讓他不得不放棄新稅改革等革新政策。在內外壓力之下，他違心地將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員降級，這些菁英分子成了替罪羊。西藏喪失了成為現代國家，在現代世界爭取一席之地的機會。1927年，中國放棄了堅持十六年的共和憲政的艱辛嘗試，走向了黨治國家的歧途；而西藏則中止了現代化改革，重新隱入中世紀的黑暗之中。 圖登嘉措宛如清朝的光緒皇帝，只能算是半截子的改革者。多年以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坦誠地表示，十三世達賴喇嘛的作為可以批評，「畢竟他是掌權者，他看到了改革的需要。雖然出現了阻力，但他該堅持下去，繼續進行他的計畫，因為到最後真理必會出頭。他該把他的理由告訴民眾，讓他們瞭解。但他沒有那樣做，這是他的錯誤。」 舊勢力阻撓，現代化建軍因緣不具足 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最大的改革創舉，是設置一支現代職業軍隊。1913年，他剛回到拉薩，就在文告中指出「我們是一個依照佛法，享有和平自由之獨立小國，爲了與世界各國看齊，我們在維護自己家園的同時，需要有效地抵抗外國侵略以保國土。這雖然會稍微增加臣民百姓的負擔，但你們要對此做出忍耐。」他當然知道，建立和維持一支常備軍，需要龐大的財政支持，這就要求對西藏原有的經濟模式和稅務制度做出重大改革，而這樣做必然激起相當程度的反彈。 同年，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支正規軍正式組建，擦絨·達桑占堆北被任命為藏軍總司令，同時聘請英國教官訓練這支軍隊。藏軍在遠古時代曾有過鐡血的歷史，在唐代末期攻入長安，與唐朝的軍隊和阿拉伯帝國的軍隊並列爲亞洲三支最強大的軍隊。後來吐蕃帝國解體，藏傳佛教成為全民信仰，尚武傳統終成絕響。乾隆年間新組織的藏軍受清廷控制，到了道光年間才由噶廈政府直接控制，當時僅有三千多人，由六名代本（相當於團長）統轄，已不具備國防能力。 擦絨1885年生於一個最底層的農奴家庭，他的父親務農兼營鑄箭。在父親破產後，他奔赴他鄉謀生，追隨達賴喇嘛流亡蒙古，成爲其近侍。在達賴喇嘛第二次流亡途中，他奮勇阻擊追趕的清兵，得到達賴喇嘛的器重。1913年，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後，他被封爲劄薩，成為貴族，與貴族擦絨家的女兒結婚後取名爲擦絨。 擦絨兼有噶倫（類似於行政大臣）、藏軍總司令、造幣廠和兵工廠負責人等四個重要職務，他幾乎成了達賴喇嘛的家人，以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實權派。面對日益擴大的外部危機，擦絨提出擴軍三倍的計劃，希望儘快建立一支一萬人的常備軍。 英國人柏爾在《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一書中指出：「西藏之錢大半耗於宗教機關，常備軍餉不易籌措，縱有大部分產業可以斂稅，而爲僧侶貴族所盤據。款既難得，則軍官更爲難得。」果然，由貴族和僧侶把持的議會的回答，讓擦絨大失所望：每年只能增加五百至六百名新兵，直到藏軍總人數達到一萬七千人為止，這個過程需要二十年才能完成。但是，這種蝸牛般的建軍速度，能拯救西藏免受日漸咄咄逼人的外力侵犯嗎？ 當時，英國人在江孜創辦一所軍官訓練學校，圖登嘉措派遣仲巴劄薩、多仁台吉等高級官員入校受訓。英國人麥克唐納在《旅藏二十年》一書記載：「西藏政府決定用新式戰鬥方法訓練軍隊，事經印度政府批准後，西藏一次派遣五十名士兵和軍官到江孜，由商務委員會公署的衛隊英印指揮官出來訓練他們。」這些受訓回來的人士，成為新式藏軍的中堅力量。 擦絨為何沒能成為西藏的凱末爾？ 1920年代中期的西藏，是主張現代化和傾向西方的集團佔上風的時代。一個受過西方文化教育和軍事訓練的軍官群體出現了：索康代本組織了籃球賽，並在拉薩修建一個網球場。其他幾個藏軍代本包括果措在內效仿英國人的髮式剪短頭髮。他們的生活方式西化，習慣喝甜茶、握手、打網球和馬球。保守派將這些軍官比喻為猴子，因為他們不穿藏袍而是西裝革履，人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腿部。 以擦絨爲首的新式軍官集團生機勃勃，具有團體精神和國家意識。他們相信，是軍事力量而不是喇嘛們的祈禱鋪平了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的道路。雖然他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黨，但他們一致認為，過去極端保守的喇嘛們使西藏屈服於他人，他們不能讓這種狀況繼續下去。 幾乎與此同時，在西亞的土耳其，以凱末爾為首的軍官團引導日薄西山的帝國走上現代化、世俗化的共和國之路。土耳其雖然未能恢復當年帝國的輝煌，但在伊斯蘭世界算是率先邁進現代化的區域大國。那麽，擦絨為什麼未能成為西藏的凱末爾呢？或者換一個問題：西藏軍隊乃至整個西藏社會的現代化改革在1920年代後期為何功虧一簣？ 首先，西藏的西化程度遠遠比不上土耳其。土耳其位於歐亞兩大洲的交接點，與西方對抗並吸收西方的文化和技術已有數百年歷史；而西藏則長期處於遺世獨立狀態，是一個封閉甚至停滯的社會。以擦絨爲首的藏軍集團的力量，比起其他兩大保守派集團——以三大寺廟爲代表的喇嘛集團和政府中的保守官員集團——來相當孱弱。中級以上、受過教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軍官，僅僅數十人而已。 其次，佛教對西藏社會的控制和滲透超過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社會的地位。西藏的僧侶集團不僅掌握宗教權力，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也佔有絕對優勢。西藏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都被寺廟消耗殆盡，要他們讓渡出一部分作為軍費或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資金，難於上青天。十三世達賴喇嘛堅持政教合一的統治，這個不能適應新時代的傳統體制，直到1990年代在流亡藏人海外聚居地達蘭薩拉才被十四世達賴喇嘛宣告廢止。 第三，新式軍官集團之於西藏社會，宛如油浮在水面，而非鹽融入水中。擦絨等高級軍官過於依賴達賴喇嘛的信任，他們的態度和觀點沒有給西藏社會帶來基本的變化。他們享受若干特權，高高在上，不去爭取民眾的支持，也不想贏得這樣的支持。普通民眾對這個階層持懷疑看法，毫無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民眾，對於現代軍隊的保家衛國功能並無深切的共鳴。 擦絨：傳奇發跡，遺憾罷黜，悲劇死亡 多年篳路藍縷的建設，一旦遇到挫折，便前功盡棄。1924年初，軍官團召開秘密會議，商議如何用激進方式推動社會變革。由於膽怯，擦絨沒有發表講話——他缺乏土耳其的凱末爾和埃及的納塞爾那樣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領袖氣質。農奴的身分讓他存有嚴重的自卑感，更無法突破與達賴喇嘛之間的主奴關係。於是，只好由其他幾名地位次要的軍官發言，呼籲大家團結一致。會議通過一份決議，試圖剝奪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只保留其宗教統治權，軍隊接管權力之後加速改革步伐。大部分軍官在這份盟約上簽了名，有少數軍官沒有簽名，有一個叛徒將此事報告達賴喇嘛。 圖登嘉措是玩弄政治的老手，他搞到這份秘密盟約。然後，不動聲色地周密部署對策。他派遣擦絨去印度執行公務，讓藏軍軍官陷入群龍無首的境地。等擦絨一離開，他立即清洗軍官集團。當擦絨從印度返回時，一切已今非昔比。不等擦絨回到拉薩，圖登嘉措即派遣一名特使來到離拉薩還有兩天路程的曲水，向擦絨宣佈免職的命令。之後，鑑於擦絨在軍中的威望和英國人的支持，擦絨沒有受到過於嚴厲的制裁，仍保有噶倫的職位直到1930年，但被剝奪所有實權。擦絨奉命籌辦劄什城機器廠並創建水電廠。他在印度請了幾位外國技師前來拉薩。保守派趁機製造擦絨給英國人建立領事館的謠言，民眾發起騷動，將擦絨毆打得幾乎至死——簡直就像是一場小規模的、「西藏的義和團暴動」。 此後，擦絨退出了所有公職，致力於經商，將原本債台高築的擦絨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條。1940年代，擦絨家族成為西藏最富有的貴族之一。1959年，拉薩發生反抗中共的暴動，擦絨參與其中，被中共逮捕入獄，並於同年5月14日在獄中遇害。 藏軍不成軍，黑夜已來臨 擦絨及其他藏軍軍官被解職，中斷了西藏的現代化嘗試，助長了圖登嘉措的獨裁統治，並使藏軍走向極度衰落的時期。1927年，英國外交官諾布頓珠重訪拉薩時，尖酸刻薄地描述了藏軍和員警的概貌：「藏軍每天都在操練，但是他們的制服實際上已經完全破爛不堪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一隻腳穿著靴子，另一隻腳卻赤裸著。每當我經過他們的駐地，他們總是向我行乞。員警大約有兩百人，他們的衣著比藏軍更破。我發現，如果能夠想到辦法或找到機會，藏軍和員警部隊中的每一個人都想從這裡逃走。」這樣一支軍隊顯然無法承擔保家衛國的功能。 如果擦絨等人推行的西藏現代化之路獲得某種程度的成功，西藏的現代史會因此而寫嗎？二十多年之後的1950年，西藏或許仍然無法抵抗如狼似虎的共產黨軍隊的入侵，但藏軍至少不會一觸即潰，西藏政府的戰時運作也不會進退失據——當共軍進攻的消息傳到駐守昌都的阿沛處，阿沛立即通知拉薩，並請求噶廈的指示。不可思議的是，噶廈沒有立即回應。在絕望之中，直到10月15日，阿沛的隨員崔科才與噶廈的一位助理丹拉聯絡上。但他被告知，噶倫們都在野餐，不能打擾。崔科生氣地說：「吃屎野餐！」這是昌都與拉薩最後的通訊。 多年以後，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宣佈將政治權力移交給由民選產生的政治領袖，雖然那只是數十萬人口的流亡社區，但這標誌著西藏人在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嘗試上走到中國的前面。回顧當年那場失敗的改革，丹增嘉措感慨萬千地説： 「問題並沒有在1920年代就結束。一直到1950年代。當中國人進入藏東之後，拉薩有官員專門負責收聽北京的廣播，偶爾會向攝政報告，當時我尚未掌權。一天他向攝政報告中國可能入侵，結果宮務大臣安撫他説：『一點也不必擔心，因為我們這裡是高級喇嘛和神明之所在，因此不必擔心中國的軍隊。』這太愚蠢了，完全是迷信無知。」 擺脫中國宗主權，將西藏問題國際化 1876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出生的那一年，英國迫使清朝簽訂《煙台條約》（又稱滇案條約、芝罘條約），其中第三則涉及西藏：「英國得由北京經四川入藏至印度，清廷需妥為照料保護。」清廷擅自將部分西藏的主權讓渡給英國。西藏方面卻完全不曉得有這份條約存在，成為無辜的受害者。對於圖登嘉措來說，他剛一出生，西藏就受此條約束縛，「他的一生是想要除掉此一束縛之苦戰」。 當圖登嘉措在1895年承擔政權之時，正好是清朝在對日甲午戰爭中慘敗，中國從東亞最強勢的帝國淪落爲列強刀俎上的魚肉。清廷連內地的十八行省都不能保全，更無暇顧及西藏事務。圖登嘉措不得不直接與此前西藏從未遇到過的英國和俄國周旋，「中國之西藏」一變而爲「世界之西藏」。 傳統的中國既不是歐洲列強那樣的現代民族國家，也不是羅馬、土耳其那樣有著不同臣民和文化形態的「世界帝國」。美國學者黎安友認為，與此前中國的王朝一樣，雖然是滿人創建的清朝，也自以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針對所有臣民推行一條「公正無私的仁政」。清朝如此處理與西藏的關係：並不尋求對西藏實質性的統治，享受西藏承認的宗主國地位；作為交換，清朝的皇帝拋棄滿人的薩滿教信仰，改信藏傳佛教。但當英國勢力滲入西藏，清朝逐漸改變對西藏的策略，在其統治的最後十年，試圖將西藏「行省化」，正如在西北開拓「新疆」一樣。 國際化和全球化給西藏帶來危機和困惑，也讓西藏的統治精英睜眼看到外面日新月異的世界。在印度流亡的歲月，圖登嘉措看到英國的強大實力，也發現外交的重要性。一旦西藏的政局穩定，他便派出夏扎·班覺多吉率領西藏代表團參加英國倡導召開的西姆拉會議，與英國、中華民國的代表談判邊境劃分等問題。 1914年4月27日，西藏、英國和中國三方全權代表達成三方簽署的條約，其基本內容爲：西藏劃分為「外藏」、「內藏」兩部分。「內藏」大致相當於安多和康巴東部，可以視為中立緩衝區。「外藏」大致相當於衛藏和康巴西部，「將繼續由拉薩西藏政府管轄，以中國為宗主國，但中國不會干預其行政，不向其派駐軍隊和官員，不得進行殖民活動」。在這份條約中，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和承認西藏的自治權本身自相矛盾，這是三方妥協達成的「最不壞」的結果。 中國代表陳貽範於前一天在該條約上簽了字，第二天中國政府又反悔，宣布不承認該條約。「正式割讓土地以及規定不能將內藏變成中國行省的內容，似乎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最終《西姆拉條約》只有西藏和英國的代表簽字，麥克馬洪線後來成為中國和印度爭端的導火線。 西姆拉會議之後，西藏的地位有所改善。西藏與中國仍然處於某種曖昧的戰爭狀態，但西藏的國際地位得到英國的支持與承諾，這是圖登嘉措在位期間取得的最重要外交成就。作為弱國的領袖，他不得不周旋在英國、中國、俄國乃至後來居上的日本諸多勢力之間，採取某種「騎牆」的外交策略。 1929年，蔣介石給達賴喇嘛寫了一封信，南京政府蒙藏委員會擬具「對於西藏問題如何解決」之條款八項，由達賴喇嘛此前派駐雍和宮的特使貢覺仲尼帶回西藏。其中，達賴喇嘛再次確認了西藏與中國是「施主關係」。而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有一條居然是要求達賴班禪加入國民黨，可見當時南京政府的高官們何等愚蠢傲慢，也毫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觀念。而西藏政府對此要求的回答是：「達賴喇嘛現在年高，加之政教事務甚繁，又因三大寺及上下居巴僧俗官員未經同意之前，不能來京。至班禪住內地，除劄什倫布廟宇教務外，素無其他政務可管，自應就近加入國民黨，但素無解決藏事之發言權。」這個回答反過來將了南京政府一軍：達賴喇嘛本人拒絕加入國民黨，投靠中國的班禪喇嘛即便加入國民黨，也不能介入西藏事務。 赤色屠殺的來臨：圖登嘉措的驚人預言 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在拉薩病逝。有人説他跟上一任達賴喇嘛一樣是被保守勢力下毒害死。一向身體健康的圖登嘉措，被一場小小的感冒奪去生命，最後那段日子與外界隔絕，不得不讓人心存疑惑。 臨終前，圖登嘉措留下的預言與未來西藏的發展軌跡驚人地吻合： 「在赤色共產黨現在正到處進行恐怖和破壞的時候，我們必須特別警惕自己免受野蠻的暴行。他們積惡至極。他們已經揉爛蒙古，並嚴禁尋找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的轉世。他們搶劫和破壞僧院，強迫僧人加入他們的軍隊，否則就地處決。他們所到之地，宗教必遭摧毀；所經之地，任何佛法教導都不允許。我相信你已經聽到了烏蘭巴托和其他地方傳出來的消息。 為時不久，赤色的屠殺將必闖入我們的前門。無論是我們自起內訌，或是來自外面共產國家的威脅，我們遲早都必須直接面對。 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必須隨時準備保衛自己。否則，我們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將被徹底根除……人民與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財產將被掠奪，我們會成為征服者的奴隸，像乞丐一樣到處流浪，束手無策；生活在悲慘世界之中，充滿極端痛苦與恐懼，度日如年。」 十三世達賴的遺體趺坐接受瞻仰期間，人們發現他的頭從朝南轉向朝東北。負責主持轉世靈童尋訪工作的人員往拉薩的東北方向尋找靈童，並在安多地區找到了。這名靈童被確認為新的達賴喇嘛，他就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丹增嘉措。 十四世達賴：終結三百年的政教合一制 丹增嘉措自青年時代即流亡海外，再未踏上西藏的土地。他卻完成了對作爲佛教之「偏房」的藏傳佛教的一場脫胎換骨的改革，宛如五百年前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對天主教的變革。他讓區域性和民族性的藏傳佛教成為一種極具生機與活力的世界性宗教。 同時，丹增嘉措帶領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從無到有地創建了一個小而美的「域外西藏」，這個小小的流亡政府及其社區，宛如一朵在冰雪風暴中傲然綻放的雪蓮花。從1992年開始，丹增嘉措逐漸放棄了政治事務的最終決定權，讓噶廈和議會擁有全權。2001年，西藏流亡政府第一次實行政府首腦（首席部長）直接選舉，丹增嘉措不再處理任何政府事務。 2011年，丹增嘉措完全卸下政治領袖的責任，宣布說：「年輕時，我就抱有引導西藏政體走向民主化的心願。因此，在承擔西藏政治責任之初，我就嘗試了基層的改革；流亡期間，又經過各種努力，如今在『流亡藏人憲章』的框架下，民眾可以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和噶倫赤巴（行政首長），實現了名副其實的民主。」3月14日，丹增嘉措致函第十四屆西藏人民議會全體議員，「不再擔任領導人的職責，而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領導人承擔起所有政治權責」。至此，從五世達賴喇嘛以來的政教合一制度畫上句號，西藏的現代化之路邁進嶄新的歷史階段。 雖然西藏本土仍在中國的奴役之下，甚至持續發生藏人以自焚的極端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悲慘事件，但藏人的未來並不悲觀。台灣學者李酉潭在達蘭薩拉發現了宗教、道德、生態與文化四大軟實力，「達蘭薩拉其實就像梵蒂岡一樣，四道光芒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其並不侷限於土地大小，而是以西藏文化的軟實力來傳遞給世人。」在此意義上，在西藏之外的流亡藏人也參與著對未來中國的形塑。 延伸閱讀： 雪山西藏的救國法王：十三世達賴喇嘛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原文標題為〈圖登嘉措（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現代化的展開與頓挫〉，因內容較長，編者分兩次刊登，另下主標。小標為作者及編者所加。為便利讀者閱讀，註文全數刪除，完整版本詳見余杰新作《1927：民國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