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歲幼兒遭灌毒虐死還被酸「他爸想發喪子財」！她10年奔走最心碎死亡現場，看盡被害人哀歌

2011年10月，2歲多的男童王昊被生母交由同居男友劉金龍照顧，未料劉金龍為制止王昊哭鬧而拳打腳踢凌虐，孩子指甲被拔、手指鼻骨斷裂、傷口被燒紅鐵釘插入、最終被注射過量海洛因致死──這案件轟動社會，而王昊的姑姑王薇君，也因此深刻見識被害人家屬在法庭上多無助、傷口一再被撕開。

王薇君一審就在法庭被凶嫌惡狠狠瞪視、恐懼不已，當她怒吼要凶嫌道歉，卻被法官喝止「不要這樣」；她也曾被志工勸說去申請犯罪被害人補償金，沒想到被檢察官質疑「不知道妳弟弟也吸毒嗎」、被出刊報導「肖想發喪子財」、被網友酸「毒販的姐姐也不是好東西」──「剛剛講我幾度眼眶要泛淚，都快10年了，被傷害到現在，我再講都無法平息自己的痛……」

近10年來，王薇君深感犯罪被害人難以被體制承接，她手機24小時接起一個個兒虐與殺人案件、協助遺體修復，甚至她也投入司法改革、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一戰近10年，她只希望被害人與家屬的路不要那麼孤單。

凶嫌一句「熔起來」讓她惡夢不斷 申請補償更遭辱「毒販的姐姐也不是好東西」

回憶當年在法庭面對凶嫌劉金龍的過程，王薇君說她一開始就很害怕，畢竟凶嫌有太多「兄弟」，她每次離開都是心驚膽顫、怕被跟蹤。第一次見到凶嫌時她就被惡狠狠瞪了一眼，嚇得差點在法庭上講不出話，第二次開庭她就帶鉛筆猛戳自己、手也戳腿也戳──她希望自己專注冷靜、不要害怕不要哭，但那過程是再堅強的人都難以承受的，最痛苦就是一審還原現場，解剖傷勢、證物凶器、整個拼湊過程都讓她忍不住想像起畫面。

最痛苦就是一審還原現場，解剖傷勢、證物凶器、整個拼湊過程都讓她忍不住想像起畫面（資料照，顏麟宇攝）

王昊遇害時才2歲多，一邊被罰站、一邊被要求喊出「一二一二」踢正步，動作不對就會被狠搧巴掌、抓起來摔，凶嫌甚至打罵孩子到口渴，叫手下拿水來──聽到這段，王薇君就會想像孩子被呼巴掌的畫面、再想起遺體牙床瘀血的景象，「每次開完庭那天晚上都沒辦法睡，會一直想那些畫面……」

最痛的一段是法官問：「指頭都破了，為什麼沒送他去醫院？」這時凶嫌手下回：「有啊，我們拿鐵釘燒紅給他『iûnn』起來（台語）！」法官瞬間眼睛瞪大，什麼是「iûnn」起來？對方回：「就是熔起來，就熟了。」

「如果劉金龍在地院就有道歉，我會難受，但我會好過一點……」王薇君嘆。直到高等法院凶嫌才終於小小聲說想道歉，但這已太遲，王薇君當庭怒吼「我不接受」，沒想到法官當下喝止「不要這樣」，她困惑不已：「好像我是加害人、他是被害人？」

後來當王薇君聽從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建議去申請被害人補償金，她又被司法搧了一巴掌。她在審議庭接連被質問：不知道王昊媽媽跟妳弟都有吸毒嗎？知道妳弟前科這麼多嗎？孩子被帶走，你們王家人不會報警嗎？那時王薇君不只一次愣住，她根本不懂毒品施用方式不只針筒、弟媳手臂又沒針孔，怎可能察覺弟媳有吸毒？跟弟弟各自結婚成家後也是偶爾才在家族聚會碰頭，誰會一見面就講自己有多少前科？案發前王家人都不知道孩子已被凶嫌帶走20幾天，是要怎麼報警？

後來王薇君才知道犯罪被害人補償金申請有「可歸責」判定、即被害人對於犯罪事件發生是否有責任，但檢方各種認定讓王薇君憤怒不已：王昊的爸媽吸毒，跟孩子被別人虐死有什麼關聯？這樣就可以合理化凶手的行為？

即便王薇君非常氣憤，2013年檢察官這些言論還是出刊在媒體《王昊慘死案 父肖想發喪子財》一文，王薇君開始遭惡言攻擊：「妳就毒販的姐姐，出來要錢的！」媒體確實造成她極大負擔，例如大女兒曾在解剖相驗當天早上發起追思王昊的活動，有記者採訪時拍到女兒的亮麗外型，雖然當時是素顏，竟有人檢討：「為什麼要化妝？」各種傷害疊加至今，王薇君坦言至今近10年她已講過案情很多次，但說再多次，都無法平息那些痛。

解剖相驗是最心碎第一關 她10年陪伴無數家屬、回答檢察官不說的「為什麼」

談起一路走來最害怕什麼，王薇君說，孤單。受害家屬往往對司法流程不了解、不知要面對什麼、甚至被外界指責，因為太清楚這份孤單，王薇君開始無償投入各種協助被害人的工作──雖然有些案情會觸動她傷口，她知道國家對被害人協助不夠、她卻能讓家屬依靠，她選擇強忍痛苦、近10年都奔走於各種犯罪現場陪伴家屬。

家屬在司法最難過的第一關是死者解剖相驗，這是司法之必須，但王薇君看過太多家屬心碎：為什麼我現在不能去抱抱孩子？監視器都拍到行凶畫面了，為什麼還要把孩子切開？檢察官往往不會跟家屬多解釋「為什麼」、家屬也會在困惑中更加心痛，這時王薇君就會代為解釋並安撫家屬──孩子身上可能有微小證物、碰到會不見，遺體也跟活著的人不同、輕輕一碰就可能受損，至於監視器畫面只是證據的一部份、可能孩子還有其他傷勢或被餵毒物，而司法講求證據完備，解剖是替孩子討公道的必經。

案發當下受害人家屬往往是震驚又傷痛、沒有餘力思考後續司法問題，這時王薇君也會陪在家屬身邊協助整理證據（資料照，柯承惠攝）

王薇君知道司法解剖著重證據蒐集，但解剖後的遺體往往只有簡單縫合切痕、家屬看到會難受，因此她也找來專業團隊免費做遺體修復──「我們是用美容針很平整地縫在內部再化妝，這樣就看不到孩子曾經被切開，父母心裡會比較安慰一點，他們會看到孩子好好的、還是很可愛……」

案發當下受害人家屬往往是震驚又傷痛、沒有餘力思考後續司法問題，這時王薇君也會陪在家屬身邊協助整理證據，拿紙筆記下家屬說法、問消防救護當時狀況，也要求調閱案發現場監視器：「司法人員再怎麼仔細看還是有可能漏掉，我們調閱後能自己看就看、標出來比較重要的幾分幾秒，讓辦案的人可以很快發現關鍵。」至於後續，許多家屬面對不滿意的判決會問「要上訴嗎」，這時王薇君就會以過來人經驗分析上訴會怎樣、可能碰到哪些問題。

也因多數人不了解司法，王薇君也會解開家屬因誤會而帶來的恐懼。曾有個受害媽媽恐懼到連社工都拒絕、一直去精神科拿藥、高喊「檢察官被法院收買了」，後來王薇君才知道是因為開庭後檢察官就依程序換人了，原本的檢察官很溫柔、問話很有耐心，新檢察官則公事公辦冷冰冰。這時王薇君解釋：「相驗的辦案檢察官跟開庭檢察官不同，一直都這樣。」那瞬間對方瞪大眼睛、很快就理解：原來不是陰謀，只是正常司法程序。

司法過程的二次傷害也可能來自對造律師，當家屬不斷號泣咆哮、說出不符法律專業的話時，王薇君很常看見被告律師投以鄙視、不耐煩的眼神，也因此，她特別感念當年王昊案被告的律師林俊宏──雖然林俊宏是替凶嫌辯護，當王薇君在法庭情緒激動大吼，林俊宏一次也沒有對她惡言相向，而是默默等她發洩、見到面也會點頭打招呼，後來兩人甚至因為司法改革議題成為朋友。

「我希望更多被告律師可以跟他一樣同理被害家屬，家屬傷痛之餘難免有些非理性情況。」王薇君說。巨大傷痛不可能一時過去，唯有接納各種情緒，傷痛才可能慢慢釋放、梳理、慢慢有好起來的一天。

「家人被侵害，我們還要被社會懲罰？」深知媒體對被害家屬二度傷害 她一肩扛起與記者溝通橋樑

除了司法過程陪伴，王薇君對被害人家屬的協助也包括應對媒體。許多被害人家屬面對媒體都會有壓力，畢竟社會氛圍時常檢討受害人，孩子被褓姆虐死、媽媽可能被質疑「為什麼不自己帶小孩」，就算有被害人希望站出來說話，也可能會被親友阻擋、說「新聞再報一次厝邊頭尾會再議論紛紛，老人家受不了」──「我會想，被害到底是誰的錯？家人被侵害，我們還要被社會懲罰？」曾經也被媒體與大眾檢討過的王薇君，對此再明白不過。

面對媒體態度因人而異，有些孩子被虐傷的家長不想被媒體報導，要告人的話律師費用高昂、不斷出庭會影響工作，他們只希望加害人可以認錯、賠償醫藥費、用談的解決，這時王薇君就只會默默協助家屬、不對外透露任何資訊；也有家屬非常擔心媒體不報、擔心事件就此被遺忘、怕未來走司法也會被輕輕放下，同時又非常在乎報導「明明不是這樣，為什麼這樣寫」，這時王薇君就會出面與記者協調，作為溝通橋樑。

王薇君深知媒體報導可能與家屬認知有落差，因此也時常出面與記者協調、作為雙方溝通橋樑（資料照，柯承惠攝）

王薇君曾碰過一個兒虐致死案件最後結果是幼兒園負責人不起訴，那天很多媒體急著找受害媽媽訪談，王薇君先勸記者：「能不能去訪律師就好？」有些記者不想放棄，王薇君也試著詢問家屬意見──那媽媽說她很為難、每次被訪完心都很痛，王薇君便提醒：要有媒體報導才有機會改善體制問題。那媽媽非常不希望未來有別人可能也跟她遭遇一樣的傷痛，後來也願意接受媒體訪談了。

2018年5月份發生板橋朱姓男子將女友殺害分屍案件，王薇君也陪在家屬身邊。雖然有些人會質疑被害人曾出國留學、家境好像不夠「可憐」，王薇君明白傷痛無分貧富：「我們要給的不只金錢、是要讓他感受到社會還有溫暖，這些都會影響他往後能不能繼續走下去……」

王薇君不只在板橋分屍案裡協助遺體修復，也協助家屬面對媒體。案情太過慘烈，媒體自然狂盯家屬、盯殯儀館、找不到家屬就問同學問鄰居問路人──王薇君明白媒體怕「獨漏」也深知不宜過度打擾家屬，便先替家屬成立媒體群組、承諾有消息一定告知記者，接遺體離開殯儀館時也請媒體不要打擾，那天竟然就真的沒有任何記者纏著跟車。家屬也因這些經驗重拾對媒體信任，死者哥哥開始願意接受訪談，車上沉澱情緒5分鐘後就出面。

被害人權益保障迫在眉睫：先有足夠的專業人員，才能去承接重大刑案家屬的生活

王薇君不只向家屬解釋司法流程、陪家屬應對媒體，她也希望司法能夠改革、能對被害人更為友善，她成功推動的一項變革，就是讓被害人不必在法庭上宣讀身份證字號與住址──法庭現場不只有被害人家屬在、加害人親友也在，家屬就算想主張嚴懲罪犯也怕被找上門報復，因此王薇君在司改國是會議建議改進。雖然當下有很多法律人酸「妳不懂法律，法律不是妳想改就改」，王薇君依然堅持具結可以用寫的、不必投影給法庭所有人看，「不適當的法律為什麼不能改？」更改之後，被害人也不必那麼擔心了，可以更安心地發言。

至於賠償，雖然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給的是「補償金」、先由國家撥款再向加害人求償，事實上能擔負一條人命賠償金的加害人少之又少、這錢幾乎追不回，也因此審議庭總會再三檢視被害人家屬經濟能力、對案件應負多少責任、幾乎是秤斤論倆在談金額，對此王薇君也希望制度能改進：「案件會發生是因為政府沒做好，這些應該是國家對被害人的一個『歉意』。」

更重要的，是陪伴家屬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志工也應有專業敏感度，搞清楚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才能讓家屬安心釋放傷痛──錯誤的「安慰」會帶來多大傷害，這點王薇君就深刻感受過，例如當年她為王昊之死包圍司法院靜坐抗議，有個資深檢察官拿佛書過來要她「放下」、她當下只想拿書砸對方；她也曾碰過網友打電話「安慰」直說王昊上輩子可能欠凶手什麼、是因果輪迴，她當下差點摔手機，對電話另一端狂吼：「你說什麼鬼話！那再上上輩子是不是他們對王昊做什麼？」

許多被害人家屬大聲要求的安慰是「死刑」，這在王薇君看來意義已不只凶嫌怎麼判，而是：「他們是想讓這事件在自己人生畫下句點，如果兇手沒有死刑，這事好像永遠沒有完結……」該怎麼讓家屬回歸生活，作法也不會只有死刑，真正重要的是這過程能否有人讓家屬覺得情緒被接住、可以好好抒發、不被說教，這樣家屬才有機會脫離傷痛。

能否有人讓家屬覺得情緒被接住、可以好好抒發、不被說教，這樣家屬才有機會脫離傷痛（資料照，顏麟宇攝）

陪伴被害人需要注意的細節之多、不是人人都能同理被害人處境，王薇君也坦言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工作人員雖然熱心，2011年王昊案發以來她卻不覺得自己有被幫助到。也因此，王薇君近10年以專業與同理心接住每個受傷的生命，她也深切盼望未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能有更多專職專業人員，畢竟當年一個分會只有2名正職、到現在最佳狀況也只有5個。

「先有足夠的專業人員，才能去承接重大刑案家屬的生活、心理需求。」王薇君說。傷痛使王薇君從一個平凡家庭主婦走上司法改革之路，近10年奔走於各種最心碎死亡現場、看遍無數被害人無助身影，當社會有更多的「王薇君們」，或許，被害人面臨的最深沉陰影也能透出一絲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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