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度風雲人物：香港抗爭者群像

陳虹瑾

2019 年，恐怕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分裂的時候，卻也是港人史上最團結的時刻。他們拍照必須蒙面再變裝，大多僅以背影示人。除了身為記錄者的學者和原本就是公眾人物的議員，其他都是籍籍無名的人，是大時代裡沒有臉孔的人，也是在遍地磚瓦裡磕破了頭仍試著挺起腰桿的人。這是 2019 年的香港：平凡的人做了各種的選擇，他們在此相遇相容，涓流雖寡，終為江河。

2019 年，恐怕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分裂的時候，卻也是港人史上最團結的時候。

反《逃犯條例》修訂一發不可收拾，數百場抗爭行動改變了香港的命運，活著的人從此也換了命。港人上回成功的和平抗爭已是 2003 年的事了；彼時 50 萬港人上街，反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該法主張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最後在強烈民意反彈下，終止立法。以往港人注重安定繁榮，即使在 2014 年雨傘運動時已有勇武派人士、2016 年旺角魚蛋革命被香港法院定性為暴動，以中產為主的社會仍堅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手段，相對之下，勇武派行動模式較為激進、主張武力抗爭，常被認為充滿爭議，常在和平遊行中遭到示威者切割。

但 2019 年下半年起，隨著港府的無法回應民情，前線勇武派被捕，和平示威者前仆後繼上前線「補位」，主流社會對抗爭激進化的理解與接受度提高，在多場抗爭中都出現「此後不分和與勇」的號召；這不單單是口號，而更像行動指導原則，從物資到精神層面，許多和理非示威者開始以不同行動支持勇武派。

時序從夏天走入秋冬，2019 年底，鏡週刊訪談 9 組香港人，他們談這半年以來行走過的路，每組人的背後都是相似的故事。他們之中，有被父母趕出家庭的抗爭者，也有照顧超過 200 名抗爭者、但其實從未生養孩子的「母親」；有散盡零用錢並因抗爭而負債、全身僅剩 8.3 元港幣的少年，也有辭掉工作捐出存款給抗爭者的中產階級；有吸入過量催淚煙而導致經血發黑的勇武派，也有一邊抗爭、一邊盤算如何離開香港的抗爭者；有自陳曾是「少年港豬」、不關心政治、如今卻在前線出征的勇武派，也有自認「中年港豬」、事業有成卻懺悔對香港從來沒有付出的商人；有調解衝突時遭人咬掉耳朵的男人趙家賢，也有被捕後遭性暴力對待的女孩吳傲雪。

他們拍照必須蒙面再變裝，大多僅以背影示人。除了身為記錄者的學者和原本就是公眾人物的議員，其他都是籍籍無名的人，是大時代裡沒有臉孔的人，也是在遍地磚瓦裡磕破了頭仍試著挺起腰桿的人。這是 2019 年的香港：平凡的人做了各種的選擇，他們在此相遇相容，涓流雖寡，終為江河。

2047 吳傲雪

12 月的香港中文大學戒備森嚴，無學生證不得出入。我們和吳傲雪（24 歲）約在校園裡，前一組專訪尚未結束，她還得趕下個專訪。這天她共排了四個訪談，「我要維持我的曝光。這樣才能確保我還 safe。」近日她住過校外志工提供的「安全屋」，也曾住在空無一人的大學宿舍，房裡有廁所，把房門鎖死、整夜不出門是最安全的。

反送中戰火蔓延至校園，中大學生、抗爭者日前與港警對峙，這所全球排名百大的名校被被戲稱為「香港暴徒中文大學」、「暴大」，校內遍佈路障、雜物，建物上的塗鴉雅俗共賞，從嘴角躺著血的小丑笑問「是我想太多？還是這世界變得更瘋狂？ 」到老掉牙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滿滿口號裝不下少年對世界的愛恨。眾多塗鴉裡，吳傲雪獨鍾這段：「在世界滅亡之前，我們要堅強生存下去」。
小標：拿掉口罩是生存邏輯
香港女性抗爭者遭性侵、性暴力消息頻傳，眾多被害人之中，吳傲雪是公開具名指稱港警性暴力的第一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人。2019 下半年，她曾化名「龍小姐」、「S 傷者」、「S 同學」，著墨鏡口罩連帽大 T 恤，說出證言：8 月 31 日，她在港鐵太子站目睹速龍小隊用警棍毆打民眾直至口吐白沫；其後她被帶進新屋嶺拘留中心，遭女警要求舉高雙手搜身；在葵涌警署，一名男警在扣索帶時，用力拍打她的胸部；當她在該警署上廁所時，兩名女警看她如廁，同時看著她的性器官。
10 月 10 日，吳傲雪在和中大校長段崇智的對話場合哭著說：「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地去邊就去邊，入黑房就入黑房，除衫就除衫？⋯⋯你知唔知唔止我一個受到性暴力？其他被補人士遭受不止一名警員不分性別，性侵和虐待？」她在那場網路直播的對話中除去口罩、露出真名真臉孔，震驚港人。
敏感時機，「除罩」意味從此站上浪尖、不能回頭了。但吳傲雪說這是幾經考量之後做出的決定，是一種故意，「這是我計劃的。」她說，有男性抗爭者在網路上找到她，告訴她自己遭到雞姦，希望也能公開說出證言，最後因身心崩潰而退縮。又因為某些無法公開說明的原因，吳傲雪再無法聯繫上這名抗爭者，「他無法站出來，那我替他站出來吧。」幾經盤算，暴露真實姓名反而安全。生存邏輯背後的周折，其實都是被恐懼驅動的。
小標：媽媽問她：「妳要變成蟑螂嗎？」
恐懼、暴力是吳傲雪幼時常吃的便飯：父親外遇，母親將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宣洩在她身上，記憶中，所有母親拳腳落下的時刻裡，父親沒吭過一聲。
她的母親是退休教師、父親曾經商，「傲雪」是姨丈取的，因出生前一日姨丈唱 KTV，靈感來自鄧麗君〈雪中情〉歌詞「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勝別人。」不管怎麼看，都是個帶著祝福和期許的名字。問她還有和姨丈聯繫嗎？她搖頭說怎可能，「姨丈是警署退休的督察⋯⋯」
這場抗爭中，不少抗爭者同時與親建制派的父母家族鬧了革命，吳傲雪僅是其中的一例。她說媽媽天天閱讀立場親共的《文匯報》，隱隱知道她參與抗爭，不時傳訊，警告她不要被人利用：「人傻唔好跟人傻。」「壞人當道，唔好再錯下去，否則後悔太遲。」8 月裡的某天，媽媽挑明了問她：「妳要變成蟑螂（港警對示威者的貶義稱呼）嗎？」
「我沒有回應媽媽。我有哭啊⋯⋯但就是背對著她哭。」她冷著臉，哭不出聲，「我其實很壓抑。我不懂她為什麼不懂我？其實她是根本沒打算聆聽我的聲音。」吳傲雪一夜之間走進公共視野，原先很擔心母親會打來罵，然而至今持續沒音訊，「她一定有看到我，香港《蘋果日報》A1 頭條耶⋯⋯」言談間難掩失落。那麼，妳是傾向寧願媽媽打來罵妳？還是繼續忽略妳？「我不知道，兩種都不理想吧。」
暴力會以不同形式循環。母親的肢體暴力，父親的冷暴力，港警的性暴力，都不至於令她身心潰散，但來自暗處的日夜騷擾和霸凌卻可能會。公開自己的身份後，她收到各種來源不明、或顯示「+86」（來自中國）的電話和簡訊，網路上各種霸凌和蕩婦羞辱不間斷，她掏出手機隨機一滑，「吳小姐幾錢一晚？等你哦。」「妳是不是性開放的（人）？」「妳是不是賣淫？」先前還有人揚言「天拿水（化學溶液）等緊你」、威脅一年之內將她先姦後殺。她以為外出時化妝、穿不同衣服，便能隱身於人群，仍發現遭人跟蹤，那次是一名中年男子，她聽見對方低聲說著普通話。
「10 月 10 號之後，太大壓力了。」她捲起袖子，腕上淡淡細痕。「我有看你們台灣那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最喜歡〈茉莉的最後一天〉，主角茉莉也割腕。她割腕是想要別人看到她的痛苦。」那妳呢？「我割腕是想要消除我的痛苦。」有用嗎？「不太有用，但是割下去那一刻，挺有用的，我釋放了壓力。但我後悔了。」
男朋友和朋友及時發現，要吳傲雪別再做傻事了。她這樣描述外界和自己的感覺落差：「我朋友說：『妳在受訪時看起來很堅強啊，大家都說妳很勇敢啊⋯⋯』但我就說：『不是啊，但是我都是人嘛，人總有脆弱的一面。只是我沒有在受訪的時候表現出來⋯⋯』」
她還是沒能解決自己的脆弱。只是脆弱的人總愛談堅強，她平常其實是個迷妹，很迷台灣樂團五月天，最喜歡的作品是〈倔強〉，談到五月天她能立刻哼上幾句副歌，「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我不怕千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她又指指自己受訪時總是穿著的黑底 T 恤，這件衣服大概已經在媒體上曝光上百次，那是她喜愛的樂團 My Little Airport 的歌詞，「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do something very 'wrong’（如果我們要做「錯」的事情，必須非常堅強）。」

2047 是底線

「香港是非常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前我覺得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錢。」成長過程中，父母望女成鳳，媽媽更希望吳傲雪考取港大，「爸媽要我賺錢，就是你們台灣人說的發大財啊。哈哈哈。他們要我賺錢、孝順⋯⋯要合他們心意的那種孝順。」數年前她考試失利，未能上港大，媽媽立刻要她外出賺錢、拿錢回家，彼時她當幼教老師，月薪港幣 7000 元，養自己都難，後來她重拾書本才考上中大，家中已經斷了金援，去年拿了 7 份獎學金，供自己學費與生活。

8 月以來吳傲雪沒再回過父母家，中文大學就是她的家。事實上，她曾在街市上偶遇提著菜籃的母親，彼時換下黑衣走在路上，沒人認出她來，身邊並有一友人，母親就在幾步之遙。「媽媽一定有看到我，我們是有眼神接觸的，但她轉身就走了。」她惘然，隔天想起媽媽還是忍不住哭了，「我很難過。她是我媽媽。但她選擇轉過身，忽略我。完全沒有關心我或是慰問我⋯⋯」

你的母親可能再也不是你的母親，但吳傲雪的香港目前還是她的香港。其實在香港以外，吳傲雪是有去處的，她持有加拿大護照。被問及去留，她沒等記者問完，就說「留下來，直到最後一刻。」出生後她沒去過加拿大，朋友都在香港，這是唯一的家。

但如何定義香港的最後一刻呢？她給自己設了時間上的底線，或許是 2047，也許更早，「解放軍如果在 2047 之前接管香港，我就走。」如果在香港待到 2047，吳傲雪將是半百婦人了。那天來臨之前，她說還是願意為香港瀕死一搏。

港孩的惡臭成人式 阿Z

我坐在阿 Z（18 歲）面前，見他兩頰膨膨，皮膚細嫩透紅，腳踩耐吉，鼻上金絲鏡框，腕上 Apple Watch，典型中產「港孩」貌。港孩，又稱港童，泛指嬌慣、自理能力低的香港兒童。他說家境一般般，不過加入抗爭後便不再有錢購買這些行頭，零用錢都投資在裝備上，不止物質生活刻苦，精神上也衰弱許多。

阿 Z 近日飽受噩夢所苦，夢裡盡是連滾帶爬連游帶走，「我夢到那個渠（排水溝），我一直在裡面爬爬爬爬跑跑跑跑，一個禮拜有幾天要夢到，結局都不一樣，有時成功逃出去，有時爬了半天結果上面有狗（抗爭者稱港警為狗）⋯⋯」
阿 Z 和多數勇武抗爭者的原因幾乎一模一樣：原本也是個無可動搖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他的母親在政府工作，支持港人和平上街、對政府不滿、卻因害怕清算而不敢表態；父親從商，不解他為何抗爭。先前 200 萬港人和平遊行，父親說：「你們只有 200 萬人，香港沈默的多數不會支持你們。」直到近日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壓倒性大勝，父親終於無話可說。但這對父子從此更無話可說。
阿 Z 不放棄，每天勤發長輩圖、海報，解釋示威者為何打砸港鐵？又為何與警方對峙？父親無動於衷。「傷心是有的，最親的人不了解自己⋯⋯，」他倒不願苛責父親：「誰叫他以前在大陸，習慣那一套，現在只想安穩過日子吧。」
確實，日子曾經不能更安穩了。「我 18 歲人生大好青春啊，」阿 Z 偶爾會想起加入抗爭前的生活，未脫的稚氣裡有股不合時宜的老成，「我現在為什麼不是去蘭桂坊喝酒？為什麼不是上去（北上）深圳玩？為什麼不是在pub，而是在戰場上啊？」他原本課業還可以，放學放假就和朋友去逛街、買衣服，最常在銅鑼灣、尖沙嘴的購物商場及商業大廈尋寶——而今，這些地名全成了港人共同記憶中的臨時戰場。身為勇武派的抗爭者之一，他自承：「我本來應該是港豬吧。」那麼你的那些朋友們呢？「本來也是港豬。」
「再不走出來，我們連自由也沒有了。」
時間回到 2014 年雨傘運動，阿Z年僅 13，對傘運不太積極，「我兩週才去一天。」是年 12 月 15 日，港警在銅鑼灣及立法會外示威區清場，他想去聲援，卻因「爸爸不給我出去」而被擋在家裡。「那時我開始懂事，此後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會去參加。」他赧然也坦然，「但是，我還是經常上去深圳吃吃東西，去玩啊，喝酒啊，傘運之後⋯⋯，其實還有魚蛋（2016 年魚蛋革命），但對於政治，我也沒怎麼理了。」
傘運失敗為香港一整代的社運人帶來低潮，但阿Z如今說：「雨傘之後我們說 we will be back。我們真的會回來。」此時回到抗爭場，原因很簡單，「再不走出來，我們連自由也沒有了。」
《逃犯條例》敲醒沈睡的少年港豬們。6 月起，阿 Z 自費印刷彩色海報，每回都印上百份，拿去香港各地連儂牆貼，他說彩色印刷好貴、讓他幾乎花光存款，但，「不是彩色的沒人看嘛。」他幾乎參加每場和平遊行，把那些一起玩的朋友們都call出來，「大家一起走，我們有 100 萬人、200 萬人站出來，但情況沒有改變，反而警權無限擴大，出現愈來愈多問題，林鄭月娥當時仍不願撤回《逃犯條例》，只說了『暫緩』。」他細數 6 月以降的歷次政府回應，「我就覺得，為何情勢變得愈來愈嚴重？所以我就愈走愈前。我覺得不能再合理非下去了，我要改變。」
直到 721 元朗恐襲事件。這一天，他加入了勇武派。但此前，他僅僅是個過著滋潤生活的青少年，想勇武，本事卻不夠，一開始只敢站在前線後排，「我想過去前面衝，但我不夠膽。」
他拉了自己的朋友，又和前線認識的新朋友組隊，雜牌軍加在一起，組成一個約 100 人的網路群組，組內有男有女，根據個人專長細緻分工，「有前線負責打的、有急救員、有人專門在路邊當哨兵，看到警察就發訊息叫我們跑。」他們自主訓練體能，以抱球長跑訓練負重跑步、以短跑練爆發力，其中跳欄是他覺得最有用的項目，「被警察追的時候，一跳就飛得過去（路障）。」但自港警加大查緝以來，陸續有人被捕，他聽聞有被捕者被打到屈服、解鎖手機供警方取證，到了近期，群組已解散。

凍死、淹死、臭死

11 月，學生、勇武派與警方對峙，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兩場戰役，阿 Z 都在場。港警十面埋伏，他在中大靠著地形優勢逃脫，在理大則險些被捕。被封鎖的數日裡，他躲在安全處收集乾糧和水，設想從陸路找到破口，安全離開理大，但警方封住所有出口，他苦無出路。一日清晨，從前的隊友來訊，已安排好接應車輛，要阿Z吃點東西立刻上路。「我吃了一塊餅，喝一口水，戴了豬嘴（防毒面具）就下去。」

這裡指的「下去」，指的是鑽進臭水溝。

在這之前，他沒想過有天要爬渠保命。他們三人一隊，阿 Z 墊後。行動之前，他給女友打電話，女友才 15 歲，「她哭得跟要死了一樣，叫我不要爬。」他不理母親的電話和傳訊，僅僅回訊「Safe」便不再回覆，「我沒時間跟媽媽閒聊，我要找路啊。」外頭朋友傳來的地圖：「記得，見了 8 個（水溝）蓋之後左轉，再見到 3 個蓋之後右轉⋯⋯，然後⋯⋯，」他在心中默背，「外面的人會給我路線，只要有路我就會試，我就是不想向警察低頭，不想投降，」他又怕防危及通風報信的友人，刪光手機裡所有資訊，包括地圖。為了逃生方便，他丟掉整套裝備。

水渠只比阿 Z 的半身高出一點。光是彎腰走路，污水已淹到胸口。保持這個畸形姿勢的同時，腳底的爛泥似流沙，抓著他的腳，步步深陷。他必須同時抵抗浮力與爛泥的抓力，拔出腳、使勁踩開水、踩進泥裡又得再拔出腳⋯⋯，如此反覆循環，「之後我就跪下來，用膝蓋走路，這樣比較省力。」彼時東北季風尚未吹進香港，如今阿 Z 感謝起天氣，水冷卻不凍，否則他們可能凍死渠底。

「就算不被凍死，也可能被滅頂、被淹死；就算不被淹死，還可能被臭死。」他分析起爬渠的危險性，「那水是黑的。你不知道洞裡還有什麼氣體，如果沒有豬嘴，我爬到一半就死了。」當天爬的是雨水渠，他說若不慎爬到污水渠，水裡肯定飄著屎。儘管隔著豬嘴面具，仍聞得到惡臭；他望向頭頂，水溝蓋緣透進來稀疏陽光，閃了，又滅了。爬了 30 多分鐘，他想著，「不能死在裡面，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女朋友在等我，家人在外面⋯⋯，」接近渠口時，他把豬嘴丟回溝裡，隊友推開頭上的水溝蓋，第一口新鮮空氣仍然是臭的。跳上接應的車輛，不認識的人遞來衣物，他迅速換上，沿途扔掉一身黑衣。

但他扔不掉渠裡的氣味和記憶。那陣黑水、水中的瘴癘與恐懼，彷彿透過毛孔，滲入他的身體。離開污水渠以後，他去朋友家借浴室，「沖了一個半小時，拿沐浴露一直擦，擦到我的皮都⋯⋯」皮膚被擦到快要失去知覺，他卻無法解釋，嗅覺何以愈發靈敏？長達一週多，阿 Z 非常確定那氣體還纏著他，在惡夢裡，也在安全的現實裡。那味道令人崩潰，「我一直覺得：為什麼又聞到這味道？」

從這個夏天以降，香港人有無數個「為什麼」得不到解答了。但至少阿 Z 覺得港人和自己都變了，「以前我也覺得香港人冷漠自私，現在大家會在線上問候『Safe？』等到回應才敢睡。我每天問候朋友，如果有人沒回，我就守著電話到三四點，等到我撐不住、睡著，隔天起來照看手機。如果有手足被抓，就幫他找律師。」

「這是我的人生轉捩點。讓我成長了很多。」他說，「我的體能變好了、說話技巧變好了、待人處事進化了。本來我不會關心別人，現在看見有人神情很差，我就會去關心。」這句型乍聽有點耳熟？我想起港劇《食神》裡形容爆漿瀨尿牛丸的經典對白： 「我吃了以後明顯的高了，人也壯了，自信心都回到我身邊了。」「吃了以後，我頭腦靈光很多，考試都考 100 分！」人生沒有 100 分，集體一夜長大意味著整個世代共同背負的逼迫，若說這場運動給年輕抗爭者留下了什麼，就當暫時吞了精神上的瀨尿牛丸吧。

「如果我被強姦你還要我嗎？」阿絲與阿巴

北京不是第一次警告香港鬧「顏色革命」了。對阿絲（21歲）與阿巴（25歲）來說，某種意義上，這也差不多是場「顏色」革命了：兩人立場是鮮明的黃色（支持民主運動和真普選）；阿絲父親立場也是黃色；阿絲母親立場是藍色（泛指親建制派）；母親家族幾個親戚全是福建幫，會去支持警察的集會，還捐了一堆錢給建制派，那是當然的紅底（親共產黨）；阿巴的父母立場則是綠的（中立沒有立場），成天罵警察、也罵示威者。把紅黃藍綠全兌在一塊，通常會得到一坨污糟的黑——這恰恰是阿絲半年來的經血顏色。

我們和這對情侶約在旺角街頭，女孩背著粉色兔寶寶背包，緊緊偎著男友。他們是前線勇武抗爭者，這天戰事稍平，抽空出來受訪。抗爭對身體的負擔蔓延到難得承平的日子，和無數前線抗爭者一樣，兩人原先也是和平抗爭者；阿絲談起港人和平遊行的 2019 年 6 月 12 日，那天她吃了港警噴的胡椒，正逢經期，胡椒水沿著整片肚子滴到下體，「痛到不行，只能跟朋友說我先走了。」此後她逐漸站上前線，吃了半年催淚彈，挨過從後方飛過來警棍，「那真是往死裡打。」7 月，她發現月經的量少到連衛生棉都派不上用場，此後每逢經期，就大約如網路上許多女生所言：「（經血）很少、很黑、很恐怖。」

阿絲和阿巴都沒唸大學，各有一份正職。阿巴在小商鋪擔任小主管，阿絲喜歡小孩，歷練過保母、連鎖速食店幫小朋友企劃生日會的姊姊，目前販售嬰幼兒用品。如果沒有反送中運動，她會遞履歷給香港迪士尼樂園，並且有信心拿到 offer ——那是她的夢幻工作：「我很喜歡小朋友，本來就想做迪士尼，還可以一邊工作賺錢、一邊念幼兒教育。」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結婚。兩人說好了，若不小心懷了孩子，那就先結婚，生小孩，一切穩定後，阿絲會去迪士尼應徵。

彼時他們對未來自信滿滿。這股自信一直維持到 7 月。

反送中抗爭激進化後，阿巴說自己放不下工作、念及自己還是個小主管，堅持只有休假時才抗爭。阿絲比男朋友走得更前面，她的老闆亦是香港「守護孩子」團隊成員，常擋在警察和前線抗爭者之間，有時老闆對她唸上兩句注意安全，還是幫她代班顧店。情侶吵架難免；兩人住的區域遠，抗爭遍地開花，交通又不時堵死，因而通常就近各自上街。有天阿絲終於忍不住，質問阿巴：「為什麼每次我有危險的時候，在我身邊的人都不是你？」此後阿巴休假時，便會來到阿絲住處附近，與女友一同上前線。

「你讓我去海裡撈他、還是去地上撿他？」

阿巴在校時最擅體育、是運動校隊隊長，自豪跑得快、港警追不上。每當他在自己的區域衝撞，休息時會順手和遠方的阿絲報平安，說聲放心，我跑得可快了。太過自信的人總會失算；某個夏夜阿巴下班路上遭員警攔查，防暴警察衝過來要他出示身份證，往他的包裡一搜， 搜出一支雷射筆，當場控他「藏有攻擊性武器」。阿巴暗罵了一聲「死黑警」，便被拖上警車。車門一關，防暴警察一邊朝他肚子揍，一邊問候他：「死曱甴（蟑螂），還裝得好像不是曱甴？剛剛不是很帥嗎？不是罵我們黑警嗎？」

但出乎意料，阿巴在警局裡受到「吃好喝好」的待遇。負責做筆錄的員警端著笑臉問他要不要上廁所？肚子餓不餓？結果他目睹了兩幫警察的互罵。彼時正逢盛夏，防暴警察先罵負責做筆錄的員警：「你們整天待在空調房（冷氣房）裡真是輕鬆，還不快點想辦法起訴這群曱甴？」辦公室裡的員警則冷回：「那你們幹麻亂抓人？」阿巴至今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究竟是兩幫員警說好各自扮演黑臉白臉、以達讓抗爭者認罪目的？還是他真的遇到了傳說中香港幾乎已經要絕跡的「白警」？

在阿巴消失的 48 小時之內，阿絲確定了一件事：香港真的有「白警」。那是她的街坊，一名看著她長大的警察大叔，她在網路上見到阿巴被捕的照片，和阿巴的父母找了律師，問遍各警署和醫院，卻尋不著他。想到香港數日一起「被自殺」的跳樓事故和不明浮屍新聞；阿絲幾乎跪了下來，請求街坊的警察叔叔，能否代為一探阿巴的下落？「不然你告訴我，應該要去地上撿他？還是去海裡撈他？」

「我問他（警察）很多東西，他都不願意說。」阿絲回憶，警察叔叔說自己也不認同警察暴力，但在警隊內無法表明立場。最後，他歉然地告訴她：「我只能告訴你，831 那天（指港警在港鐵太子站內大規模拘捕示威者）是有死人的。」

48 小時後，阿巴獲得保釋，阿絲聞訊趕去警署，盛怒又歡喜，「什麼校隊隊長，一下車就被抓⋯⋯我本來想揍他，結果看到他就哭了。」

「如果我被強姦⋯⋯我肯定站出來說，連口罩都不戴」

眼見隊友一個個被抓，有時港警還是衝著女性示威者，阿絲在抗爭場合時常被港警罵「臭雞」和「妓女」，不是沒有想過，若是被捕，得做各種最壞的打算。她說長期抗爭的身心俱疲，目前定期看中醫與精神科，平復身心。「我真的要休息一下，已經有點崩潰，我至少有 4 個朋友離開香港，有些去了台灣。」

阿絲轉述，一名她熟識的男性抗爭者被抓進警署，被摁著頭喝了好多廁所水。此外，一名女性友人被抓之後，沒有被性侵，但被迫全裸搜身，男性警察在旁觀看，評論她的身材，表示將她先姦後殺也無人知曉，還逼問她是否為處女？這名女抗爭者後來被保釋，但據阿絲形容，再也無法上街，「她已經快瘋掉了。」

「我寧願死在戰場上，我也不要被自殺。我寧願你一槍打死我，我也不要被丟下去海裡。」阿絲說，自己曾經哭著問阿巴，時局那麼壞，身體那麼差，那還要不要生小孩？阿巴猶豫了。

阿絲問的另外一個問題，阿巴倒是沒有猶豫。她問：「如果我也被港警強姦了，你還要我嗎？」阿巴說：「會。」她大哭，對阿巴說，「如果你被雞姦，我也還是要你。」

阿絲想過那一天。「如果有一天我被抓、被強姦，我肯定站出來說，我連口罩都不戴。講難聽一點，我把名字、模樣曝光，至少不會『被自殺』。」

一切都回不去了。他們對未來的計畫也陷入分歧。阿巴開始籌謀，有機會就準備移民去台灣，若是投資移民，那需要更多的錢⋯⋯。阿絲轉頭一瞪，不善言辭的阿巴把嘴邊的話吞了回去。阿絲飛快對我們說留在香港的各種理由（實際上更像是在數落阿巴）：「為什麼他們（北京和港府）這要對待我的家，我就要逃離啊？我一定要保護我自己的地方啊。」

阿絲說了她的新計畫：她不當迪士尼姊姊了。11 月區議會民主派大勝後，她直接跑去找住家附近的民主派區議員：「我以後想要選你的位置，我該怎麼做？」這名議員見她沒有大學學歷，告訴她：「妳要先讀書。」阿絲於是加入了這名議員的義工站，目前準備重拾書本。「我不但要選上區議員，我以後還要當立法會的議員，我要進政府機構，我要改變香港。」

我們在旺角告別，地鐵站仍有焚燒的痕跡，一路被撬開的地磚凹凹凸凸，一如整個世代被撬開的安穩人生。旺角還是旺角，紅黃藍綠妖異如舊，馬照跑，舞照跳，滿城盡帶霓虹燈。他們牽著，跳格子般輕輕繞過地面起伏，女孩湊上去咬耳朵，說長長的悄悄話，男孩報以傻笑。凜凜空氣裡，飄來陣陣甜膩。

註：「阿絲」和「阿巴」化名由來：前線互稱「絲打」「巴打」（sister and brother），許多抗爭者矢言「今生只嫁前線巴」、「今生只娶前線絲」，表達決心。

痛苦的人認得出彼此 迷彩、楠姑娘

如果迷彩（化名，15 歲）再警覺一些、再不信人性一些，也許就不至於被抓了。

他是勇武派裡的獨行俠，怕被出賣，以為自己行動最安全。九月裡的某日，示威者在人群中遭警方夾擊，他和兩名黑衣人一起跑進巷裡，一頭衝出速龍小隊，「我真的很怕，就跨欄，一直跑一直跑。」迷彩和兩名黑衣人一同跑上斜坡，其中一個人忽然拔出警棍，當他明白遇上了抗爭者口中的「鬼」，已經太遲，另一人竟也抽出警棍：「伙計！把這個也抓了。」

那天警方在同一處至少逮補 20 至 30 人，被抓的當下，迷彩見四周有記者，大喊自己名字，希望有人聽見。「被制服的時候，他們用亂棍打我，罵我蟑螂，我跟記者說我名字，他們就罵：『再說話就拉你出去打。』我一張口，警察就用警棍塞住我的嘴巴，不讓我說話。」迷彩的語氣起伏不大，像在轉述別人的故事，平淡裡有一絲慶幸：「但我很幸運，背包裡有一個頭盔，警棍都落在頭盔上，不然我可能被打死，我看過被打到背後骨的人，到現在還不能走路。」

迷彩形單影隻，只信一人、也只聯絡一人：代號「楠姑娘」的香港市民。

這一天，楠姑娘（45 歲）發現迷彩遲遲未報平安，社群網站也不見他上線，便前往警署和醫院間找人。最後發現迷彩人在警署，她趕緊聯繫律師和迷彩的母親。

「我在反送中，媽媽卻要直接把我『送中』」

未成年人保釋須家長或監護人出面，迷彩的母親氣急敗壞，不願協助兒子保釋。楠姑娘和律師費了一番唇舌，迷彩的媽媽才願前往警署。迷彩被保釋後，母親罵他蟑螂，說他一定收了別人錢，才會上街勇武。她思來想去，最後正色：「以前有人在香港出事，不都送回大陸避風頭？要不要直接把你送回去大陸避難？」

「完全沒想到她會講這句話⋯⋯我在反送中，結果媽媽打算把我直接送中⋯⋯她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迷彩哭笑不得，他知道母親並非説氣話，而是真心覺得大陸比香港安全。「我看到的是不公義，我就要站出來，我就堅持五大訴求，但爸媽不懂，」他說父母來自基層，不大了解政治，「我外公是共產黨員，我媽說他們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所以選擇來香港。但現在⋯⋯我根本不知道我媽在想什麼、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吧。」

但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就夠了。迷彩是這麼想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楠姑。

九月的一個夜裡，楠姑娘友人來訊，見到男孩夜宿路邊。幾個小時前，迷彩被家人趕了出來，連想溜回家拿東西吃也被禁止，爸媽特地在門外加裝大鎖。氣溫驟降的夜裡，迷彩一身短袖短褲，棲身公共停車場的樓頂。楠姑娘聞訊，帶著一套乾淨衣物，在車輛間尋得了迷彩，請他吃了一碗咖喱麵，隔天一早帶他去茶餐廳吃早餐。迷彩還記得，那天吃了一份麵、包子、煎蛋，「我很久沒有吃到正常的食物了。」

迷彩的話不多，提起被趕出來的過程，回應更沈默，只說了「很難過」幾個字。想跟媽媽說什麼嗎？我們得到一陣更傷心的沈默。他又說被楠姑娘找到的那天，自己作惡夢，「夢到要跑了，夢到我在的地方有很多小巷，巷裡全是警察。」青少年不善表達感情，談起這段過程，迷彩低下頭，稚拙地摸摸自己的頸子。楠姑娘笑著推推他。苦大仇深的空氣，瞬間鬆弛了。

時間回到 2014 年，楠姑娘在雨傘運動中擔任物資工作，「傘運共 89 天，我有 87 天都在現場。」當抗爭者間的意見分歧、傘運陷入進退兩難時，她是人群中主張完全撤退的人，這讓她日後想起總是愧悔不已，「我是很愧疚的，這種感覺愈來愈深，覺得自己沒有真的去堅持當初爭取的東西。」「我想說，香港人其實是很自私的。我們會說大道理，我們會說很多價值，但是只限自己接受的範圍內。這種自私，也是雨傘走向終結的原因。」愧疚感無處安放，直到《逃犯條例》引發港人自危，她心中警鈴乍響，思考如何支援這場運動。

半年前，金鐘已有示威者留守。一日警方發射催淚彈後，楠姑娘左右各抓了一個孩子，卻發現他們疑似腿軟跑不動，她架著他們跑。到了安全處，一個中學男生一臉想哭、卻又不敢哭的樣子，她給了男孩一瓶水，男孩說已經幾天沒回家，又累又餓，身上也沒有任何防毒面具或裝備。她留下了身上所有食物，當催淚彈又飛來，男孩不知哪來的力氣，反而架起楠姑娘狂奔，回頭，又去協助其他示威者。

被迫長大的人

「我看著他跑出去，我覺得為什麼那麼小的學生要出來？他們什麼都沒有，為什麼要用他們的身體去阻擋這個政府？」她想起傘運的經驗，能做的頂多是採購大量物資和裝備，但完全不識裝備型號，更不知如何串連有需求的人。朋友幫她裝了通訊軟體 Telegram，她聽聞愈來愈多抗爭者的處境，除了安全堪慮，不乏遭家人切斷關係與經濟封鎖者，於是開始思考：抗爭者如何安全去現場？如何安全回家？受傷以後怎麼辦？

楠姑娘已婚，沒有孩子，不願透露正職（但因花太多時間照顧抗爭者，她說可能會被炒魷魚），她和幾個朋友相互支援，照顧了超過 200 名抗爭者。他們提供隱密、可信任的住所，作為少年們可以棲身的「安全屋」，也提供經濟、物資，甚至急難救助和心理諮商。港警性侵、性暴力事件頻傳，她也協助庇護受害者，但基於保護個案，不願透露細節。

這場動亂亦造成示威者彼此防備，盛傳許多「鬼」可能喬裝成後勤支援人士。我們好奇，她是如何在動亂的世道中，和抗爭者建立互信（尤其大多受助者都帶有身心創傷）？「這可能跟我的經歷有關係，我很容易掌握到青年的訊息和想法、得到他們的信任。」她幼年時遭逢嚴重家暴，如今一側耳朵失聰，就是父親以摺凳毆打所致。

「如果我生在一個溫馨的小康之家，可能我現在也是個港豬，」但楠姑娘說，自己的童年很早就結束了，「家暴經歷強迫我需要成長，小的時候就已經需要去做大人。這跟現在的青年面對的其實很相似，在運動裡面絕對是被迫長大。我有一種感同身受。」

各種託付：從生命到遺書

「寶寶們普遍缺乏認同、缺乏愛、缺乏支持、缺乏安全感。他們說我肥，抱起來很有安全感。有的人每次見面都說要抱抱。」她説自己的「孩子」們，最小 12 歲，最長 48 歲，有些僅在網路上對話，未曾見面。「很多成年人找我，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相信。他們說，『萬一真的不幸出事，在我還沒被打死之前，要有人去找律師救我；若我死了，需要人幫我把遺言說出來，告訴別人：香港曾經有這個人在這場運動裡面犧牲。』」

楠姑娘手中握著17個人的遺書，另有50多人預先告知她遺書藏在何處。此外，許多人留下「不自殺聲明書」和銀行戶頭給她。每回上街，抗爭者都會給楠姑娘報平安；但到了最後，反而是他們要求楠姑娘報平安—他們怕她早已置身險境。

青少年慢熟，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讓迷彩打開話匣子，最後他主動和我們分享一個小故事：「我被捕的前兩天，在路上撞到一個朋友，他跟我說：『以後煲底（立法會示威區俗稱煲底）見』。不幸的是，後來見到他是在警車上，我們被抓到同一個拘留室。後來我們在街頭遇到，就一直笑，哈哈哈。」我其實不懂哪裡好笑，楠姑娘聽了輕輕摸摸他的頭。

她說多年前曾意外懷孕，又意外流產，「如果那孩子還在，現在應該 19 歲了吧。」哀傷的神色一閃而逝，在凝結的空氣裡，他倆自行破冰，呵呵哈哈閒聊，並肩走著，男孩比女人高出一個頭了，那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一對真正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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