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度風雲人物:香港抗爭者群像

陳虹瑾
鏡週刊Mirror Media

2019 年,恐怕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分裂的時候,卻也是港人史上最團結的時刻。他們拍照必須蒙面再變裝,大多僅以背影示人。除了身為記錄者的學者和原本就是公眾人物的議員,其他都是籍籍無名的人,是大時代裡沒有臉孔的人,也是在遍地磚瓦裡磕破了頭仍試著挺起腰桿的人。這是 2019 年的香港:平凡的人做了各種的選擇,他們在此相遇相容,涓流雖寡,終為江河。

2019 年,恐怕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分裂的時候,卻也是港人史上最團結的時候。

反《逃犯條例》修訂一發不可收拾,數百場抗爭行動改變了香港的命運,活著的人從此也換了命。港人上回成功的和平抗爭已是 2003 年的事了;彼時 50 萬港人上街,反對基本法 23 條立法,該法主張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最後在強烈民意反彈下,終止立法。以往港人注重安定繁榮,即使在 2014 年雨傘運動時已有勇武派人士、2016 年旺角魚蛋革命被香港法院定性為暴動,以中產為主的社會仍堅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手段,相對之下,勇武派行動模式較為激進、主張武力抗爭,常被認為充滿爭議,常在和平遊行中遭到示威者切割。

但 2019 年下半年起,隨著港府的無法回應民情,前線勇武派被捕,和平示威者前仆後繼上前線「補位」,主流社會對抗爭激進化的理解與接受度提高,在多場抗爭中都出現「此後不分和與勇」的號召;這不單單是口號,而更像行動指導原則,從物資到精神層面,許多和理非示威者開始以不同行動支持勇武派。

時序從夏天走入秋冬,2019 年底,鏡週刊訪談 9 組香港人,他們談這半年以來行走過的路,每組人的背後都是相似的故事。他們之中,有被父母趕出家庭的抗爭者,也有照顧超過 200 名抗爭者、但其實從未生養孩子的「母親」;有散盡零用錢並因抗爭而負債、全身僅剩 8.3 元港幣的少年,也有辭掉工作捐出存款給抗爭者的中產階級;有吸入過量催淚煙而導致經血發黑的勇武派,也有一邊抗爭、一邊盤算如何離開香港的抗爭者;有自陳曾是「少年港豬」、不關心政治、如今卻在前線出征的勇武派,也有自認「中年港豬」、事業有成卻懺悔對香港從來沒有付出的商人;有調解衝突時遭人咬掉耳朵的男人趙家賢,也有被捕後遭性暴力對待的女孩吳傲雪。

他們拍照必須蒙面再變裝,大多僅以背影示人。除了身為記錄者的學者和原本就是公眾人物的議員,其他都是籍籍無名的人,是大時代裡沒有臉孔的人,也是在遍地磚瓦裡磕破了頭仍試著挺起腰桿的人。這是 2019 年的香港:平凡的人做了各種的選擇,他們在此相遇相容,涓流雖寡,終為江河。

2047 吳傲雪

12 月的香港中文大學戒備森嚴,無學生證不得出入。我們和吳傲雪(24 歲)約在校園裡,前一組專訪尚未結束,她還得趕下個專訪。這天她共排了四個訪談,「我要維持我的曝光。這樣才能確保我還 safe。」近日她住過校外志工提供的「安全屋」,也曾住在空無一人的大學宿舍,房裡有廁所,把房門鎖死、整夜不出門是最安全的。

反送中戰火蔓延至校園,中大學生、抗爭者日前與港警對峙,這所全球排名百大的名校被被戲稱為「香港暴徒中文大學」、「暴大」,校內遍佈路障、雜物,建物上的塗鴉雅俗共賞,從嘴角躺著血的小丑笑問「是我想太多?還是這世界變得更瘋狂? 」到老掉牙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滿滿口號裝不下少年對世界的愛恨。眾多塗鴉裡,吳傲雪獨鍾這段:「在世界滅亡之前,我們要堅強生存下去」。
小標:拿掉口罩是生存邏輯
香港女性抗爭者遭性侵、性暴力消息頻傳,眾多被害人之中,吳傲雪是公開具名指稱港警性暴力的第一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人。2019 下半年,她曾化名「龍小姐」、「S 傷者」、「S 同學」,著墨鏡口罩連帽大 T 恤,說出證言:8 月 31 日,她在港鐵太子站目睹速龍小隊用警棍毆打民眾直至口吐白沫;其後她被帶進新屋嶺拘留中心,遭女警要求舉高雙手搜身;在葵涌警署,一名男警在扣索帶時,用力拍打她的胸部;當她在該警署上廁所時,兩名女警看她如廁,同時看著她的性器官。
10 月 10 日,吳傲雪在和中大校長段崇智的對話場合哭著說:「你知唔知道警方要我地去邊就去邊,入黑房就入黑房,除衫就除衫?⋯⋯你知唔知唔止我一個受到性暴力?其他被補人士遭受不止一名警員不分性別,性侵和虐待?」她在那場網路直播的對話中除去口罩、露出真名真臉孔,震驚港人。
敏感時機,「除罩」意味從此站上浪尖、不能回頭了。但吳傲雪說這是幾經考量之後做出的決定,是一種故意,「這是我計劃的。」她說,有男性抗爭者在網路上找到她,告訴她自己遭到雞姦,希望也能公開說出證言,最後因身心崩潰而退縮。又因為某些無法公開說明的原因,吳傲雪再無法聯繫上這名抗爭者,「他無法站出來,那我替他站出來吧。」幾經盤算,暴露真實姓名反而安全。生存邏輯背後的周折,其實都是被恐懼驅動的。
小標:媽媽問她:「妳要變成蟑螂嗎?」
恐懼、暴力是吳傲雪幼時常吃的便飯:父親外遇,母親將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宣洩在她身上,記憶中,所有母親拳腳落下的時刻裡,父親沒吭過一聲。
她的母親是退休教師、父親曾經商,「傲雪」是姨丈取的,因出生前一日姨丈唱 KTV,靈感來自鄧麗君〈雪中情〉歌詞「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勝別人。」不管怎麼看,都是個帶著祝福和期許的名字。問她還有和姨丈聯繫嗎?她搖頭說怎可能,「姨丈是警署退休的督察⋯⋯」
這場抗爭中,不少抗爭者同時與親建制派的父母家族鬧了革命,吳傲雪僅是其中的一例。她說媽媽天天閱讀立場親共的《文匯報》,隱隱知道她參與抗爭,不時傳訊,警告她不要被人利用:「人傻唔好跟人傻。」「壞人當道,唔好再錯下去,否則後悔太遲。」8 月裡的某天,媽媽挑明了問她:「妳要變成蟑螂(港警對示威者的貶義稱呼)嗎?」
「我沒有回應媽媽。我有哭啊⋯⋯但就是背對著她哭。」她冷著臉,哭不出聲,「我其實很壓抑。我不懂她為什麼不懂我?其實她是根本沒打算聆聽我的聲音。」吳傲雪一夜之間走進公共視野,原先很擔心母親會打來罵,然而至今持續沒音訊,「她一定有看到我,香港《蘋果日報》A1 頭條耶⋯⋯」言談間難掩失落。那麼,妳是傾向寧願媽媽打來罵妳?還是繼續忽略妳?「我不知道,兩種都不理想吧。」
暴力會以不同形式循環。母親的肢體暴力,父親的冷暴力,港警的性暴力,都不至於令她身心潰散,但來自暗處的日夜騷擾和霸凌卻可能會。公開自己的身份後,她收到各種來源不明、或顯示「+86」(來自中國)的電話和簡訊,網路上各種霸凌和蕩婦羞辱不間斷,她掏出手機隨機一滑,「吳小姐幾錢一晚?等你哦。」「妳是不是性開放的(人)?」「妳是不是賣淫?」先前還有人揚言「天拿水(化學溶液)等緊你」、威脅一年之內將她先姦後殺。她以為外出時化妝、穿不同衣服,便能隱身於人群,仍發現遭人跟蹤,那次是一名中年男子,她聽見對方低聲說著普通話。
「10 月 10 號之後,太大壓力了。」她捲起袖子,腕上淡淡細痕。「我有看你們台灣那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我最喜歡〈茉莉的最後一天〉,主角茉莉也割腕。她割腕是想要別人看到她的痛苦。」那妳呢?「我割腕是想要消除我的痛苦。」有用嗎?「不太有用,但是割下去那一刻,挺有用的,我釋放了壓力。但我後悔了。」
男朋友和朋友及時發現,要吳傲雪別再做傻事了。她這樣描述外界和自己的感覺落差:「我朋友說:『妳在受訪時看起來很堅強啊,大家都說妳很勇敢啊⋯⋯』但我就說:『不是啊,但是我都是人嘛,人總有脆弱的一面。只是我沒有在受訪的時候表現出來⋯⋯』」
她還是沒能解決自己的脆弱。只是脆弱的人總愛談堅強,她平常其實是個迷妹,很迷台灣樂團五月天,最喜歡的作品是〈倔強〉,談到五月天她能立刻哼上幾句副歌,「逆風的方向,更適合飛翔,我不怕千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她又指指自己受訪時總是穿著的黑底 T 恤,這件衣服大概已經在媒體上曝光上百次,那是她喜愛的樂團 My Little Airport 的歌詞,「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do something very 'wrong’(如果我們要做「錯」的事情,必須非常堅強)。」

2047 是底線

「香港是非常資本主義的社會,以前我覺得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錢。」成長過程中,父母望女成鳳,媽媽更希望吳傲雪考取港大,「爸媽要我賺錢,就是你們台灣人說的發大財啊。哈哈哈。他們要我賺錢、孝順⋯⋯要合他們心意的那種孝順。」數年前她考試失利,未能上港大,媽媽立刻要她外出賺錢、拿錢回家,彼時她當幼教老師,月薪港幣 7000 元,養自己都難,後來她重拾書本才考上中大,家中已經斷了金援,去年拿了 7 份獎學金,供自己學費與生活。

8 月以來吳傲雪沒再回過父母家,中文大學就是她的家。事實上,她曾在街市上偶遇提著菜籃的母親,彼時換下黑衣走在路上,沒人認出她來,身邊並有一友人,母親就在幾步之遙。「媽媽一定有看到我,我們是有眼神接觸的,但她轉身就走了。」她惘然,隔天想起媽媽還是忍不住哭了,「我很難過。她是我媽媽。但她選擇轉過身,忽略我。完全沒有關心我或是慰問我⋯⋯」

你的母親可能再也不是你的母親,但吳傲雪的香港目前還是她的香港。其實在香港以外,吳傲雪是有去處的,她持有加拿大護照。被問及去留,她沒等記者問完,就說「留下來,直到最後一刻。」出生後她沒去過加拿大,朋友都在香港,這是唯一的家。

但如何定義香港的最後一刻呢?她給自己設了時間上的底線,或許是 2047,也許更早,「解放軍如果在 2047 之前接管香港,我就走。」如果在香港待到 2047,吳傲雪將是半百婦人了。那天來臨之前,她說還是願意為香港瀕死一搏。

港孩的惡臭成人式 阿Z

我坐在阿 Z(18 歲)面前,見他兩頰膨膨,皮膚細嫩透紅,腳踩耐吉,鼻上金絲鏡框,腕上 Apple Watch,典型中產「港孩」貌。港孩,又稱港童,泛指嬌慣、自理能力低的香港兒童。他說家境一般般,不過加入抗爭後便不再有錢購買這些行頭,零用錢都投資在裝備上,不止物質生活刻苦,精神上也衰弱許多。

阿 Z 近日飽受噩夢所苦,夢裡盡是連滾帶爬連游帶走,「我夢到那個渠(排水溝),我一直在裡面爬爬爬爬跑跑跑跑,一個禮拜有幾天要夢到,結局都不一樣,有時成功逃出去,有時爬了半天結果上面有狗(抗爭者稱港警為狗)⋯⋯」
阿 Z 和多數勇武抗爭者的原因幾乎一模一樣:原本也是個無可動搖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他的母親在政府工作,支持港人和平上街、對政府不滿、卻因害怕清算而不敢表態;父親從商,不解他為何抗爭。先前 200 萬港人和平遊行,父親說:「你們只有 200 萬人,香港沈默的多數不會支持你們。」直到近日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壓倒性大勝,父親終於無話可說。但這對父子從此更無話可說。
阿 Z 不放棄,每天勤發長輩圖、海報,解釋示威者為何打砸港鐵?又為何與警方對峙?父親無動於衷。「傷心是有的,最親的人不了解自己⋯⋯,」他倒不願苛責父親:「誰叫他以前在大陸,習慣那一套,現在只想安穩過日子吧。」
確實,日子曾經不能更安穩了。「我 18 歲人生大好青春啊,」阿 Z 偶爾會想起加入抗爭前的生活,未脫的稚氣裡有股不合時宜的老成,「我現在為什麼不是去蘭桂坊喝酒?為什麼不是上去(北上)深圳玩?為什麼不是在pub,而是在戰場上啊?」他原本課業還可以,放學放假就和朋友去逛街、買衣服,最常在銅鑼灣、尖沙嘴的購物商場及商業大廈尋寶——而今,這些地名全成了港人共同記憶中的臨時戰場。身為勇武派的抗爭者之一,他自承:「我本來應該是港豬吧。」那麼你的那些朋友們呢?「本來也是港豬。」
「再不走出來,我們連自由也沒有了。」
時間回到 2014 年雨傘運動,阿Z年僅 13,對傘運不太積極,「我兩週才去一天。」是年 12 月 15 日,港警在銅鑼灣及立法會外示威區清場,他想去聲援,卻因「爸爸不給我出去」而被擋在家裡。「那時我開始懂事,此後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會去參加。」他赧然也坦然,「但是,我還是經常上去深圳吃吃東西,去玩啊,喝酒啊,傘運之後⋯⋯,其實還有魚蛋(2016 年魚蛋革命),但對於政治,我也沒怎麼理了。」
傘運失敗為香港一整代的社運人帶來低潮,但阿Z如今說:「雨傘之後我們說 we will be back。我們真的會回來。」此時回到抗爭場,原因很簡單,「再不走出來,我們連自由也沒有了。」
《逃犯條例》敲醒沈睡的少年港豬們。6 月起,阿 Z 自費印刷彩色海報,每回都印上百份,拿去香港各地連儂牆貼,他說彩色印刷好貴、讓他幾乎花光存款,但,「不是彩色的沒人看嘛。」他幾乎參加每場和平遊行,把那些一起玩的朋友們都call出來,「大家一起走,我們有 100 萬人、200 萬人站出來,但情況沒有改變,反而警權無限擴大,出現愈來愈多問題,林鄭月娥當時仍不願撤回《逃犯條例》,只說了『暫緩』。」他細數 6 月以降的歷次政府回應,「我就覺得,為何情勢變得愈來愈嚴重?所以我就愈走愈前。我覺得不能再合理非下去了,我要改變。」
直到 721 元朗恐襲事件。這一天,他加入了勇武派。但此前,他僅僅是個過著滋潤生活的青少年,想勇武,本事卻不夠,一開始只敢站在前線後排,「我想過去前面衝,但我不夠膽。」
他拉了自己的朋友,又和前線認識的新朋友組隊,雜牌軍加在一起,組成一個約 100 人的網路群組,組內有男有女,根據個人專長細緻分工,「有前線負責打的、有急救員、有人專門在路邊當哨兵,看到警察就發訊息叫我們跑。」他們自主訓練體能,以抱球長跑訓練負重跑步、以短跑練爆發力,其中跳欄是他覺得最有用的項目,「被警察追的時候,一跳就飛得過去(路障)。」但自港警加大查緝以來,陸續有人被捕,他聽聞有被捕者被打到屈服、解鎖手機供警方取證,到了近期,群組已解散。

凍死、淹死、臭死

11 月,學生、勇武派與警方對峙,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兩場戰役,阿 Z 都在場。港警十面埋伏,他在中大靠著地形優勢逃脫,在理大則險些被捕。被封鎖的數日裡,他躲在安全處收集乾糧和水,設想從陸路找到破口,安全離開理大,但警方封住所有出口,他苦無出路。一日清晨,從前的隊友來訊,已安排好接應車輛,要阿Z吃點東西立刻上路。「我吃了一塊餅,喝一口水,戴了豬嘴(防毒面具)就下去。」

這裡指的「下去」,指的是鑽進臭水溝。

在這之前,他沒想過有天要爬渠保命。他們三人一隊,阿 Z 墊後。行動之前,他給女友打電話,女友才 15 歲,「她哭得跟要死了一樣,叫我不要爬。」他不理母親的電話和傳訊,僅僅回訊「Safe」便不再回覆,「我沒時間跟媽媽閒聊,我要找路啊。」外頭朋友傳來的地圖:「記得,見了 8 個(水溝)蓋之後左轉,再見到 3 個蓋之後右轉⋯⋯,然後⋯⋯,」他在心中默背,「外面的人會給我路線,只要有路我就會試,我就是不想向警察低頭,不想投降,」他又怕防危及通風報信的友人,刪光手機裡所有資訊,包括地圖。為了逃生方便,他丟掉整套裝備。

水渠只比阿 Z 的半身高出一點。光是彎腰走路,污水已淹到胸口。保持這個畸形姿勢的同時,腳底的爛泥似流沙,抓著他的腳,步步深陷。他必須同時抵抗浮力與爛泥的抓力,拔出腳、使勁踩開水、踩進泥裡又得再拔出腳⋯⋯,如此反覆循環,「之後我就跪下來,用膝蓋走路,這樣比較省力。」彼時東北季風尚未吹進香港,如今阿 Z 感謝起天氣,水冷卻不凍,否則他們可能凍死渠底。

「就算不被凍死,也可能被滅頂、被淹死;就算不被淹死,還可能被臭死。」他分析起爬渠的危險性,「那水是黑的。你不知道洞裡還有什麼氣體,如果沒有豬嘴,我爬到一半就死了。」當天爬的是雨水渠,他說若不慎爬到污水渠,水裡肯定飄著屎。儘管隔著豬嘴面具,仍聞得到惡臭;他望向頭頂,水溝蓋緣透進來稀疏陽光,閃了,又滅了。爬了 30 多分鐘,他想著,「不能死在裡面,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女朋友在等我,家人在外面⋯⋯,」接近渠口時,他把豬嘴丟回溝裡,隊友推開頭上的水溝蓋,第一口新鮮空氣仍然是臭的。跳上接應的車輛,不認識的人遞來衣物,他迅速換上,沿途扔掉一身黑衣。

但他扔不掉渠裡的氣味和記憶。那陣黑水、水中的瘴癘與恐懼,彷彿透過毛孔,滲入他的身體。離開污水渠以後,他去朋友家借浴室,「沖了一個半小時,拿沐浴露一直擦,擦到我的皮都⋯⋯」皮膚被擦到快要失去知覺,他卻無法解釋,嗅覺何以愈發靈敏?長達一週多,阿 Z 非常確定那氣體還纏著他,在惡夢裡,也在安全的現實裡。那味道令人崩潰,「我一直覺得:為什麼又聞到這味道?」

從這個夏天以降,香港人有無數個「為什麼」得不到解答了。但至少阿 Z 覺得港人和自己都變了,「以前我也覺得香港人冷漠自私,現在大家會在線上問候『Safe?』等到回應才敢睡。我每天問候朋友,如果有人沒回,我就守著電話到三四點,等到我撐不住、睡著,隔天起來照看手機。如果有手足被抓,就幫他找律師。」

「這是我的人生轉捩點。讓我成長了很多。」他說,「我的體能變好了、說話技巧變好了、待人處事進化了。本來我不會關心別人,現在看見有人神情很差,我就會去關心。」這句型乍聽有點耳熟?我想起港劇《食神》裡形容爆漿瀨尿牛丸的經典對白: 「我吃了以後明顯的高了,人也壯了,自信心都回到我身邊了。」「吃了以後,我頭腦靈光很多,考試都考 100 分!」人生沒有 100 分,集體一夜長大意味著整個世代共同背負的逼迫,若說這場運動給年輕抗爭者留下了什麼,就當暫時吞了精神上的瀨尿牛丸吧。

「如果我被強姦你還要我嗎?」阿絲與阿巴

北京不是第一次警告香港鬧「顏色革命」了。對阿絲(21歲)與阿巴(25歲)來說,某種意義上,這也差不多是場「顏色」革命了:兩人立場是鮮明的黃色(支持民主運動和真普選);阿絲父親立場也是黃色;阿絲母親立場是藍色(泛指親建制派);母親家族幾個親戚全是福建幫,會去支持警察的集會,還捐了一堆錢給建制派,那是當然的紅底(親共產黨);阿巴的父母立場則是綠的(中立沒有立場),成天罵警察、也罵示威者。把紅黃藍綠全兌在一塊,通常會得到一坨污糟的黑——這恰恰是阿絲半年來的經血顏色。

我們和這對情侶約在旺角街頭,女孩背著粉色兔寶寶背包,緊緊偎著男友。他們是前線勇武抗爭者,這天戰事稍平,抽空出來受訪。抗爭對身體的負擔蔓延到難得承平的日子,和無數前線抗爭者一樣,兩人原先也是和平抗爭者;阿絲談起港人和平遊行的 2019 年 6 月 12 日,那天她吃了港警噴的胡椒,正逢經期,胡椒水沿著整片肚子滴到下體,「痛到不行,只能跟朋友說我先走了。」此後她逐漸站上前線,吃了半年催淚彈,挨過從後方飛過來警棍,「那真是往死裡打。」7 月,她發現月經的量少到連衛生棉都派不上用場,此後每逢經期,就大約如網路上許多女生所言:「(經血)很少、很黑、很恐怖。」

阿絲和阿巴都沒唸大學,各有一份正職。阿巴在小商鋪擔任小主管,阿絲喜歡小孩,歷練過保母、連鎖速食店幫小朋友企劃生日會的姊姊,目前販售嬰幼兒用品。如果沒有反送中運動,她會遞履歷給香港迪士尼樂園,並且有信心拿到 offer ——那是她的夢幻工作:「我很喜歡小朋友,本來就想做迪士尼,還可以一邊工作賺錢、一邊念幼兒教育。」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結婚。兩人說好了,若不小心懷了孩子,那就先結婚,生小孩,一切穩定後,阿絲會去迪士尼應徵。

彼時他們對未來自信滿滿。這股自信一直維持到 7 月。

反送中抗爭激進化後,阿巴說自己放不下工作、念及自己還是個小主管,堅持只有休假時才抗爭。阿絲比男朋友走得更前面,她的老闆亦是香港「守護孩子」團隊成員,常擋在警察和前線抗爭者之間,有時老闆對她唸上兩句注意安全,還是幫她代班顧店。情侶吵架難免;兩人住的區域遠,抗爭遍地開花,交通又不時堵死,因而通常就近各自上街。有天阿絲終於忍不住,質問阿巴:「為什麼每次我有危險的時候,在我身邊的人都不是你?」此後阿巴休假時,便會來到阿絲住處附近,與女友一同上前線。

「你讓我去海裡撈他、還是去地上撿他?」

阿巴在校時最擅體育、是運動校隊隊長,自豪跑得快、港警追不上。每當他在自己的區域衝撞,休息時會順手和遠方的阿絲報平安,說聲放心,我跑得可快了。太過自信的人總會失算;某個夏夜阿巴下班路上遭員警攔查,防暴警察衝過來要他出示身份證,往他的包裡一搜, 搜出一支雷射筆,當場控他「藏有攻擊性武器」。阿巴暗罵了一聲「死黑警」,便被拖上警車。車門一關,防暴警察一邊朝他肚子揍,一邊問候他:「死曱甴(蟑螂),還裝得好像不是曱甴?剛剛不是很帥嗎?不是罵我們黑警嗎?」

但出乎意料,阿巴在警局裡受到「吃好喝好」的待遇。負責做筆錄的員警端著笑臉問他要不要上廁所?肚子餓不餓?結果他目睹了兩幫警察的互罵。彼時正逢盛夏,防暴警察先罵負責做筆錄的員警:「你們整天待在空調房(冷氣房)裡真是輕鬆,還不快點想辦法起訴這群曱甴?」辦公室裡的員警則冷回:「那你們幹麻亂抓人?」阿巴至今搞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究竟是兩幫員警說好各自扮演黑臉白臉、以達讓抗爭者認罪目的?還是他真的遇到了傳說中香港幾乎已經要絕跡的「白警」?

在阿巴消失的 48 小時之內,阿絲確定了一件事:香港真的有「白警」。那是她的街坊,一名看著她長大的警察大叔,她在網路上見到阿巴被捕的照片,和阿巴的父母找了律師,問遍各警署和醫院,卻尋不著他。想到香港數日一起「被自殺」的跳樓事故和不明浮屍新聞;阿絲幾乎跪了下來,請求街坊的警察叔叔,能否代為一探阿巴的下落?「不然你告訴我,應該要去地上撿他?還是去海裡撈他?」

「我問他(警察)很多東西,他都不願意說。」阿絲回憶,警察叔叔說自己也不認同警察暴力,但在警隊內無法表明立場。最後,他歉然地告訴她:「我只能告訴你,831 那天(指港警在港鐵太子站內大規模拘捕示威者)是有死人的。」

48 小時後,阿巴獲得保釋,阿絲聞訊趕去警署,盛怒又歡喜,「什麼校隊隊長,一下車就被抓⋯⋯我本來想揍他,結果看到他就哭了。」

「如果我被強姦⋯⋯我肯定站出來說,連口罩都不戴」

眼見隊友一個個被抓,有時港警還是衝著女性示威者,阿絲在抗爭場合時常被港警罵「臭雞」和「妓女」,不是沒有想過,若是被捕,得做各種最壞的打算。她說長期抗爭的身心俱疲,目前定期看中醫與精神科,平復身心。「我真的要休息一下,已經有點崩潰,我至少有 4 個朋友離開香港,有些去了台灣。」

阿絲轉述,一名她熟識的男性抗爭者被抓進警署,被摁著頭喝了好多廁所水。此外,一名女性友人被抓之後,沒有被性侵,但被迫全裸搜身,男性警察在旁觀看,評論她的身材,表示將她先姦後殺也無人知曉,還逼問她是否為處女?這名女抗爭者後來被保釋,但據阿絲形容,再也無法上街,「她已經快瘋掉了。」

「我寧願死在戰場上,我也不要被自殺。我寧願你一槍打死我,我也不要被丟下去海裡。」阿絲說,自己曾經哭著問阿巴,時局那麼壞,身體那麼差,那還要不要生小孩?阿巴猶豫了。

阿絲問的另外一個問題,阿巴倒是沒有猶豫。她問:「如果我也被港警強姦了,你還要我嗎?」阿巴說:「會。」她大哭,對阿巴說,「如果你被雞姦,我也還是要你。」

阿絲想過那一天。「如果有一天我被抓、被強姦,我肯定站出來說,我連口罩都不戴。講難聽一點,我把名字、模樣曝光,至少不會『被自殺』。」

一切都回不去了。他們對未來的計畫也陷入分歧。阿巴開始籌謀,有機會就準備移民去台灣,若是投資移民,那需要更多的錢⋯⋯。阿絲轉頭一瞪,不善言辭的阿巴把嘴邊的話吞了回去。阿絲飛快對我們說留在香港的各種理由(實際上更像是在數落阿巴):「為什麼他們(北京和港府)這要對待我的家,我就要逃離啊?我一定要保護我自己的地方啊。」

阿絲說了她的新計畫:她不當迪士尼姊姊了。11 月區議會民主派大勝後,她直接跑去找住家附近的民主派區議員:「我以後想要選你的位置,我該怎麼做?」這名議員見她沒有大學學歷,告訴她:「妳要先讀書。」阿絲於是加入了這名議員的義工站,目前準備重拾書本。「我不但要選上區議員,我以後還要當立法會的議員,我要進政府機構,我要改變香港。」

我們在旺角告別,地鐵站仍有焚燒的痕跡,一路被撬開的地磚凹凹凸凸,一如整個世代被撬開的安穩人生。旺角還是旺角,紅黃藍綠妖異如舊,馬照跑,舞照跳,滿城盡帶霓虹燈。他們牽著,跳格子般輕輕繞過地面起伏,女孩湊上去咬耳朵,說長長的悄悄話,男孩報以傻笑。凜凜空氣裡,飄來陣陣甜膩。

註:「阿絲」和「阿巴」化名由來:前線互稱「絲打」「巴打」(sister and brother),許多抗爭者矢言「今生只嫁前線巴」、「今生只娶前線絲」,表達決心。

痛苦的人認得出彼此 迷彩、楠姑娘

如果迷彩(化名,15 歲)再警覺一些、再不信人性一些,也許就不至於被抓了。

他是勇武派裡的獨行俠,怕被出賣,以為自己行動最安全。九月裡的某日,示威者在人群中遭警方夾擊,他和兩名黑衣人一起跑進巷裡,一頭衝出速龍小隊,「我真的很怕,就跨欄,一直跑一直跑。」迷彩和兩名黑衣人一同跑上斜坡,其中一個人忽然拔出警棍,當他明白遇上了抗爭者口中的「鬼」,已經太遲,另一人竟也抽出警棍:「伙計!把這個也抓了。」

那天警方在同一處至少逮補 20 至 30 人,被抓的當下,迷彩見四周有記者,大喊自己名字,希望有人聽見。「被制服的時候,他們用亂棍打我,罵我蟑螂,我跟記者說我名字,他們就罵:『再說話就拉你出去打。』我一張口,警察就用警棍塞住我的嘴巴,不讓我說話。」迷彩的語氣起伏不大,像在轉述別人的故事,平淡裡有一絲慶幸:「但我很幸運,背包裡有一個頭盔,警棍都落在頭盔上,不然我可能被打死,我看過被打到背後骨的人,到現在還不能走路。」

迷彩形單影隻,只信一人、也只聯絡一人:代號「楠姑娘」的香港市民。

這一天,楠姑娘(45 歲)發現迷彩遲遲未報平安,社群網站也不見他上線,便前往警署和醫院間找人。最後發現迷彩人在警署,她趕緊聯繫律師和迷彩的母親。

「我在反送中,媽媽卻要直接把我『送中』」

未成年人保釋須家長或監護人出面,迷彩的母親氣急敗壞,不願協助兒子保釋。楠姑娘和律師費了一番唇舌,迷彩的媽媽才願前往警署。迷彩被保釋後,母親罵他蟑螂,說他一定收了別人錢,才會上街勇武。她思來想去,最後正色:「以前有人在香港出事,不都送回大陸避風頭?要不要直接把你送回去大陸避難?」

「完全沒想到她會講這句話⋯⋯我在反送中,結果媽媽打算把我直接送中⋯⋯她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迷彩哭笑不得,他知道母親並非説氣話,而是真心覺得大陸比香港安全。「我看到的是不公義,我就要站出來,我就堅持五大訴求,但爸媽不懂,」他說父母來自基層,不大了解政治,「我外公是共產黨員,我媽說他們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所以選擇來香港。但現在⋯⋯我根本不知道我媽在想什麼、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吧。」

但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就夠了。迷彩是這麼想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楠姑。

九月的一個夜裡,楠姑娘友人來訊,見到男孩夜宿路邊。幾個小時前,迷彩被家人趕了出來,連想溜回家拿東西吃也被禁止,爸媽特地在門外加裝大鎖。氣溫驟降的夜裡,迷彩一身短袖短褲,棲身公共停車場的樓頂。楠姑娘聞訊,帶著一套乾淨衣物,在車輛間尋得了迷彩,請他吃了一碗咖喱麵,隔天一早帶他去茶餐廳吃早餐。迷彩還記得,那天吃了一份麵、包子、煎蛋,「我很久沒有吃到正常的食物了。」

迷彩的話不多,提起被趕出來的過程,回應更沈默,只說了「很難過」幾個字。想跟媽媽說什麼嗎?我們得到一陣更傷心的沈默。他又說被楠姑娘找到的那天,自己作惡夢,「夢到要跑了,夢到我在的地方有很多小巷,巷裡全是警察。」青少年不善表達感情,談起這段過程,迷彩低下頭,稚拙地摸摸自己的頸子。楠姑娘笑著推推他。苦大仇深的空氣,瞬間鬆弛了。

時間回到 2014 年,楠姑娘在雨傘運動中擔任物資工作,「傘運共 89 天,我有 87 天都在現場。」當抗爭者間的意見分歧、傘運陷入進退兩難時,她是人群中主張完全撤退的人,這讓她日後想起總是愧悔不已,「我是很愧疚的,這種感覺愈來愈深,覺得自己沒有真的去堅持當初爭取的東西。」「我想說,香港人其實是很自私的。我們會說大道理,我們會說很多價值,但是只限自己接受的範圍內。這種自私,也是雨傘走向終結的原因。」愧疚感無處安放,直到《逃犯條例》引發港人自危,她心中警鈴乍響,思考如何支援這場運動。

半年前,金鐘已有示威者留守。一日警方發射催淚彈後,楠姑娘左右各抓了一個孩子,卻發現他們疑似腿軟跑不動,她架著他們跑。到了安全處,一個中學男生一臉想哭、卻又不敢哭的樣子,她給了男孩一瓶水,男孩說已經幾天沒回家,又累又餓,身上也沒有任何防毒面具或裝備。她留下了身上所有食物,當催淚彈又飛來,男孩不知哪來的力氣,反而架起楠姑娘狂奔,回頭,又去協助其他示威者。

被迫長大的人

「我看著他跑出去,我覺得為什麼那麼小的學生要出來?他們什麼都沒有,為什麼要用他們的身體去阻擋這個政府?」她想起傘運的經驗,能做的頂多是採購大量物資和裝備,但完全不識裝備型號,更不知如何串連有需求的人。朋友幫她裝了通訊軟體 Telegram,她聽聞愈來愈多抗爭者的處境,除了安全堪慮,不乏遭家人切斷關係與經濟封鎖者,於是開始思考:抗爭者如何安全去現場?如何安全回家?受傷以後怎麼辦?

楠姑娘已婚,沒有孩子,不願透露正職(但因花太多時間照顧抗爭者,她說可能會被炒魷魚),她和幾個朋友相互支援,照顧了超過 200 名抗爭者。他們提供隱密、可信任的住所,作為少年們可以棲身的「安全屋」,也提供經濟、物資,甚至急難救助和心理諮商。港警性侵、性暴力事件頻傳,她也協助庇護受害者,但基於保護個案,不願透露細節。

這場動亂亦造成示威者彼此防備,盛傳許多「鬼」可能喬裝成後勤支援人士。我們好奇,她是如何在動亂的世道中,和抗爭者建立互信(尤其大多受助者都帶有身心創傷)?「這可能跟我的經歷有關係,我很容易掌握到青年的訊息和想法、得到他們的信任。」她幼年時遭逢嚴重家暴,如今一側耳朵失聰,就是父親以摺凳毆打所致。

 「如果我生在一個溫馨的小康之家,可能我現在也是個港豬,」但楠姑娘說,自己的童年很早就結束了,「家暴經歷強迫我需要成長,小的時候就已經需要去做大人。這跟現在的青年面對的其實很相似,在運動裡面絕對是被迫長大。我有一種感同身受。」

各種託付:從生命到遺書

「寶寶們普遍缺乏認同、缺乏愛、缺乏支持、缺乏安全感。他們說我肥,抱起來很有安全感。有的人每次見面都說要抱抱。」她説自己的「孩子」們,最小 12 歲,最長 48 歲,有些僅在網路上對話,未曾見面。「很多成年人找我,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相信。他們說,『萬一真的不幸出事,在我還沒被打死之前,要有人去找律師救我;若我死了,需要人幫我把遺言說出來,告訴別人:香港曾經有這個人在這場運動裡面犧牲。』」

楠姑娘手中握著17個人的遺書,另有50多人預先告知她遺書藏在何處。此外,許多人留下「不自殺聲明書」和銀行戶頭給她。每回上街,抗爭者都會給楠姑娘報平安;但到了最後,反而是他們要求楠姑娘報平安—他們怕她早已置身險境。

青少年慢熟,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讓迷彩打開話匣子,最後他主動和我們分享一個小故事:「我被捕的前兩天,在路上撞到一個朋友,他跟我說:『以後煲底(立法會示威區俗稱煲底)見』。不幸的是,後來見到他是在警車上,我們被抓到同一個拘留室。後來我們在街頭遇到,就一直笑,哈哈哈。」我其實不懂哪裡好笑,楠姑娘聽了輕輕摸摸他的頭。

她說多年前曾意外懷孕,又意外流產,「如果那孩子還在,現在應該 19 歲了吧。」哀傷的神色一閃而逝,在凝結的空氣裡,他倆自行破冰,呵呵哈哈閒聊,並肩走著,男孩比女人高出一個頭了,那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一對真正的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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