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我記得4】兩名港生的三一八現場 「台灣學生當時保護了我們」

318運動爆發時,香港學生Candy(右)就讀清大、Franki(左)就讀北藝大。許多年後,他們在台灣成為朋友,才發現彼此當時都守在台大社科院。圖為他們重返社科院舊校區受訪。(王漢順攝)
318運動爆發時,香港學生Candy(右)就讀清大、Franki(左)就讀北藝大。許多年後,他們在台灣成為朋友,才發現彼此當時都守在台大社科院。圖為他們重返社科院舊校區受訪。(王漢順攝)

「到現場有什麼用?可能沒屁用。」「想衝,卻總問自己憑什麼?我又不是台灣人。」2014年3月19日清晨,港生Candy滿心糾結,跳上新竹客運首班車,從清大直奔立法院。

32歲的Candy與我們重返318運動現場,她滑開臉書,翻找10年前的貼文,有青島東路現場照,也有服貿爭議懶人包。她蹙起眉,「我當年寫臉書,怎麼這麼中二?」此刻她身旁坐著35歲的香港友人Franki,2人在台灣熟識,一聊才發現當年都在學運現場,且都加入後勤工作小組,頻繁進出的工作地點,就是徐州路上的台大社科院舊校區。

重回318現場

無痕參與 烙愧疚傷疤

Candy在香港讀完高中,隻身來台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儘管香港當時蘊積不少社運量能,但Candy對故鄉社運並不熟悉。台灣爆發318,是她首度參與大型社運。

「同學告訴我:『妳是香港人,別去現場。』到了324,要衝行政院時,很多人說:『妳是香港人,不要進去行政院。』」當時22歲的Candy陷入拉扯,「大家阻止我,但我不想什麼都不做。我需要拿捏:怎樣的風險,是我可以承受的?」

Candy在街頭蹲3天,回清大洗一次澡,又回立法院。她發現,比起站在台前拿麥克風,自己更擅長行政後勤;學長帶她進台大社科院階梯教室,與各校十多名學生協作,「我一直做圖發文,幾點幾分,請大家在哪裡集合,類似『動員文』。」

現場數台電視輪播,每人埋頭筆電,階梯教室沒有窗戶,她不知破曉日落,只知累了躺下,醒了工作。該小組很謹慎,人員進出須配戴識別證、核對名冊,唯獨她例外,「他們說我是香港人,不能留刑事紀錄。所以,所有工作名冊、識別證,都沒我名字。」

「我是318運動隱形的參與者。我很愧疚。我是小編,後來發文動員大家衝行政院,大家被打了,我卻在階梯教室,後續也無法和任何行動者討論。」占領行政院行動在鎮壓、清場下落幕,「社科院派」立刻解散,Candy帶著難以名狀的罪疚,無人訴說。她曾耳聞有心理諮商團體願與學生聊聊,尷尬的是,她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名單,成了被遺落的人。

 Candy受訪時重新翻出當年臉書貼文,直視社運裡的疑惑與創傷,彷彿又回到學運現場。(Candy提供)
Candy受訪時重新翻出當年臉書貼文,直視社運裡的疑惑與創傷,彷彿又回到學運現場。(Candy提供)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邊緣、沒有被看見。可是有時候,只是很想做一些事、說一些話,讓自己也貢獻什麼。想衝的心情,比拉住自己的動力還要強。」太陽花落幕不久,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許多Candy熟識的港生,機票一買衝回香港;她沒衝,留在台灣。

「即使我飛回香港睡街頭,也就是空拍機下萬人裡一個黑點。我一直想:我個人如何發揮最大效果?」有了318經驗,她學會盤點自身能力,寫信給教授,向老師們「借課10分鐘」。此後2週,她帶著自己做的PPT穿梭教室間:「大家好,我是香港學生,請借我10分鐘,讓我講一下香港發生什麼事。」每遇哽咽,話語停頓幾秒,台下學生總會等她,聽她說完。

這是Candy首次「國際倡議」經驗。後來,她看到清大學生發文,表示因她分享,更理解港人立場,「我覺得…我好像有做對選擇?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嘗試讓自己功能最大化。」

「318留給我很多困惑。我加入一個團隊,在緊急凌亂之下被解散,我又忽然被剝離了。當時(社科院派)到底為什麼解散?我有沒有貢獻過一點什麼?」但困惑未必全是壞的,「如果有什麼影響到我,可能是之後參加社運時,若我有量能,會去關注更邊緣的人。」

比起Candy的運動傷害,Franki的318記憶不那麼痛苦—彼時他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此前,他參加過樂生反迫遷,和警方有對峙經驗。學運期間,他進出社科院,協調物資場地,占領行政院行動中,他加入「衝組」,翻過行政院圍牆。

「參與樂生的時候,台灣人也保護我。警察登記姓名,學生就拖住警察,叫我快走。」許多年後Franki發現,這種保護並非「叫你不要參加社運」,而是「幫你降低傷害」。占領行政院現場,他聽著何韻詩〈光明會〉爬過圍牆,然後警察來了,眾人要他快倒下,趁亂以救護車掩護他出去,「台灣學生都知道,只要我被抓,政府有權遣返我。」

關注人權 在台撐香港

學運隔年,Franki返回香港,試過前往其他國家工作。他最大的創傷發生於2019年,香港反送中;其後他輾轉各地,2022年起落腳台灣,任職NGO。2023年,他以香港監獄書信往來為題,創作劇本〈寄:〉,獲台北文學獎。

他們的離合聚散,都在台灣。Candy目前亦在台灣任職NGO,關注香港人權,她有時會想起318期間,某天清晨,青島東路人們睡成一片,樹上布條印著「媽媽請不要擔心、我很安全」,她見警察在發呆,趕緊拍照,傳給在香港的媽媽,假裝一切平安。

「身為香港人,有很多不得不考慮的風險,需要隱身、妥協、不能用本名和大家說話,呈現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理想的公共參與樣貌。為什麼很多人匿名,還要受訪?就是希望有些故事被知道、不要落掉那些在陰影裡的人。」心中軟肋是家人,談到雙親,她眼角潮濕,「我爸媽一直不知道,318運動裡,我待過一個社科院裡的小組。」

Candy隨身包包上一直綁著布條,上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
Candy隨身包包上一直綁著布條,上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

「我在318做的事,和現在工作很像…爸媽還是不曉得,這些年我在台灣做什麼?」春日的社科院忽然颳風,吹亂她包上布條,「我一直帶著這個,」她攤開皺舊布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這條皺布,她也許更想攤開給父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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