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台海危機 琉球美軍基地角色吃重

編者按：96年總統首度直選，對岸針對台灣周邊進行飛彈演習，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護台，史稱第三次台灣危機。日本擔心遭戰火波及，首相橋本龍太郎召集緊急會議因應。如今台海緊張更甚過去，日台關係更為緊密，《翻爆》選摘中國時報當年的報導，分兩次刊出，提供讀者更有歷史縱深的思考。

台海危機之際，琉球的美軍基地也變得忙碌起來。

「因為有獨立號以及尼米茲號出動，美國海軍當然很忙，空軍並不是那麼忙，像嘉手納第十八飛行隊，除了雷達以外並沒有什麼活動，原本這裡是支援日本航空自衛隊的雷達活動」嘉手納基地的空軍將官回憶說。

「比起日本偵查機，美國偵查機的活動範圍要廣泛多了，所以對日本提供用雷達偵測到的中國軍隊的動向」（這是指對統合幕僚會議高官）。

海軍陸戰隊當時並未怠忽準備。如果中國對台灣的島嶼進行登陸作戰的話，海軍陸戰隊或許不得不作某種對應。

三月十五日，琉球第卅一海軍陸戰遠征部隊（31MEU）二千人接到廿四小時戰備待機的命令。

嘉手納基地的哈利亞航空隊、漢森營的砲兵、普天間基地的直升機部隊均在待命狀態，普天間基地的廿四架直升機忙著裝備、檢點燃料。琉球美軍動員關切台海意外引發基地歸還議題。

三月十七日，從佐世堡駛出了為航空母艦獨立號搬運補給物資的船；裝載了五千二百人份的糧食、一天七千八百瓶的清潔飲料以及二萬八千個漢堡。為了補給燃料，補給艦也裝載了十天份共四百五十萬公升開往當地。結果，海軍陸戰隊並未出動。但是結果不經意地顯示了琉球對美軍的作戰行動而言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基地。

美日的防衛當局之中，認為因為「台灣因素」或許使琉球基地的角色發生改變的看法瀰漫。

防衛廳中堅幹部當時以「個人意見」而預測「將來，在慮及中國的因素時，琉球的意義或許會改變，海軍陸戰隊的份量也許會加重」。

其中也有看法開始強調海軍陸戰隊，「台海危機是讓大家重新認識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戰略上的必要性的事件」（海軍陸戰隊高官），不過美日外交當局均對這種海軍陸戰隊的「熱氣」，當時僅說是擾人的事而已。

外務省高官說「海軍陸戰隊大概想中國如果實施對金門、馬祖的登陸作戰的話，那就是海軍陸戰隊上場的時候了，中國大概也從此觀點再開始凝視海軍陸戰隊吧！」美日「再加強論」不僅止於琉球基地的角色。

前國防部助理次長．阿米塔吉以及前國防部日本部部長詹姆斯．艾華等「加強美日同盟派」，以此危機為契機，逮到加強美日協商、對日本爭取優勢的良機。

這又捲起完全不同的另一陣風潮。

美國方面尤其是在白宮之中以此為藉口，欲暫緩歸還普天間基地決定的想法變強。但是這在政治上未免太敏感，日本方面無法接受這種藉口。這種一下就會遭看穿的作法，是將日本當作很深的不信任體，那才會從根本動搖同盟吧！

日本方面大概會開始懷疑美國這次想以中國威脅論為由而持續美日同盟、擱置現行的不平等體制而妨害基地問題的解決吧！

台海危機與普天間基地的歸還、與琉球基地的角色，與日本安保共同宣言，與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與美日安保體制，以及與憲法，最好還是切割開來處理才是。

「那僅止於潛意識的領域，因為是太過於敏感的事了」（駐日大使館的美國外交官）。

那是有背景、讓人有知覺，但是又不能明確地意識其存在，也就是背後有這種潛意識的影像。

橋本再三反覆表示不要刺激中國，要以慎重的姿勢來對應。

遭飛彈著落濺起的飛沫淋到的琉球西端的與那國島群起要求派遣護衛艦時，橋本也持否定的態度表示「動用海自（海上自衛隊）太招搖」，結果派了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艇。

當（自民黨）眾議員玉澤德一郎在國會要求追究對中國抗議、將外長錢其琛的訪日延期時，橋本也以「我的心情毋寧是希望他訪日的日期能稍微提前也好」而強調「對話」（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在眾議院外務委員會的答辯）。

橋本是想避免因為批判中國而凸顯只有日本最為突出的印象。

他說「對於中國的飛彈演習已經表明憂慮的國家目前只有美國與日本的，在這種國際情勢中，只有日本胡亂採取行動或是反覆發言的效果」（眾議院外務委員會答辯）也應該加以檢討。

雖然亞太各國相繼表明支持美國派遣航空母艦的態度，橋本指有些國家對此有複雜的感情，而且以高八度的聲音來批判中國並非上策。但是國會中爆出對中國的批判以及對日本政府的對應處理的不滿。

「日本國民平穩、和平的生活遭到威脅─日本政府的國家利益遭到侵害，對此，我們以主權國家的權利不能不對中國作強烈的抗議」（一九九六年四月四日，眾議院安全保障委員會，新進黨眾議員平田米男）。

「最近美國派出二艘航空母艦來警備防護台海周邊，成為相當大的嚇阻力─但是對此我國所採取的態度以及政府各種的發言，卻極為脆弱、曖昧，在公海上的演習，所以在國際法上沒有問題，特意說一些像是中國會說的，實在太沒出息了！不是要求去抗戰或是庇護台灣，但是中國那種恫嚇行為算什麼？」（新進黨眾議員石井一）。

「希望政府採取毅然的態度」好幾位議員異口同聲地呼籲。

有人批判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對駐日中國公使代辦抗議的層次太低，應該將對中日圓借款的協商延期，更有要求重新評估日圓借款的。

另也有表明「美日安保是不是在睡覺」的不滿。

政府的答辯如下：「航空母艦獨立號等美軍艦艇因為鑑於台灣海峽緊張升高的狀況，在台灣到琉球的海域進行通常的訓練、持續監視活動的實態，政府都知情，類似這樣的活動，我們認為不是事前協商的對象」（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參議院內閣委員會答辯，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加藤良三）。

這項回答是表示，獨立號的行動並非「作戰行動」，不過是「監視行動」，因此並非「事前協商」的對象。但是，「事前協商」的問題，對於美日兩國投出一個超過「美國航空母艦的行動是否符合發動的必要條件」的深奧的問題。

日本政府雖然判斷事態並不符合事前協商的發動事前協商必要條件，但是並不僅止於此，甚至在此時與美國連在前一步的政策協商都很慎重。「畢竟日本無意成為主體的參與者」（防衛廳幹部）。

美國也不認為這屬於事前協商的對象事項。在白宮中，也有意見認為與日本的事前協商不充分，在事前不加以通告在政治上是很不智的。

「美國係有意避免和日本在作戰上採取共同行動，因為從日本聯合內閣等國內政治情況來看，判斷會冒出遭捲入風波的論調，反正去商量什麼都會說NO。」（白宮高官）

前首相宮澤喜一其後在「產經新聞」的專訪中介紹美國高官的發言為「在台灣海峽的緊張發展為紛爭時，大概不會作事前協商吧！」（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晚報）。該高官說「事態相當複雜，慮及內戰，（美軍的行動）會從人道的觀點來加以支援吧！」

從此可以窺見，對應兩岸紛爭的駐日美軍的活動，在美國方面的認識並非與美日安保條約的發動直接相關。

其背景有顧及中國「美日安保應該僅限於美日的範圍」的反彈以及避免進行事前協商時日本國內的混亂等雙方面的政治上的考慮。

在日本有看法認為台海危機時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其實是美國相當意識到日本而採取的行動。

如果不派遣的話，日本會有心生疑念之虞，懷疑美國急於改善對中關係而輕視美日安保，認為必須防止此種情形。

美國國防部高官雖後來闡釋說「並非特別慮及日本而派遣的，是慮及亞洲整個區域」，但是其中日本的反應亦為重要的因素吧！此時如果美國未採取什麼行動時，日本顯然會相當神經質。

從美國的立場，美國如果對台灣有事袖手旁觀的話，不能不將日本對美日安保的有效性持有疑念的危險性也列入考慮。

但是，另一方面，在台灣有事時如果出示由美日來共同對應的姿勢而對日本施壓的話，則反而會使美日安保變弱，因為日本討厭這種事態。

追根究柢，美國對「事前協商」相當慎重的原因，是想盡量將其適用範圍狹窄化，盡可能不要發動或是被發動，美國想確保「行動的自由」。

原本在美國政府的內部有各種的意見。國防部高官出示的見解是，對於問題慮及「中國的感受」以及「日本的國內政治狀況」的形式，而作「止痛式的發言」，反而會妨害美日安保的成熟。

「在台灣發生什麼事時，如果因為將此在事前和日本政府協商則會對國內政治不好便因此不說，這是很說不通的；如果在台灣海峽發生什麼，在此當兒，日本的首相或日本政府完全未從同盟國的美國在事前得到任何簡報，或是事前未作任何協商的話，日本才更受不了吧」。

美國政府在「反省」派遣尼米茲航空母艦時未傳出情報、事前也未協商後「決定今後若有台灣海峽危機，美軍無論行動與否都將在事前與日本方面協商」，該名高官透露如此。

高官更補充說「過去至今，美國即使想與日本協商什麼，日本總是說日本是有制約的，或是在台灣有事之際，陳述美國對應的軍事行動在安保條約的事前協商的範圍之外，而一直不肯進行協商」。「這樣反而合乎日本國內政治的情況，而且也對於維持美日關係較為方便，一切是基於此種判斷」。

「我們不否定是有這樣的問題的，但是那同時意味著美國並未將日本當作對等的夥伴來對待，因為無法做到，而且無法持續。」

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台海危機之時，美日幾乎未作政策協商。美日同盟關係是稀薄的，在軍事上的意義則等於沒有。美軍與自衛隊自動交換情報的「同盟14系統」並未發動。

這是例如日本的艦艇在探知敵方的潛水艇時，情報可以自動進入美國的神盾艦，是反過來也可能的共有資訊的系統，交換、動用依事前決定的週波數與暗號，但是在台海危機時並未使用此一系統。美國海軍決定此次的行動為「單獨行動」，在政治上的意義，也未充分連結。

對於台灣危機之際美日安保應如何發揮機能，美日並未追究到底，而殘留有「曖昧」，駐日公使拉斯特．旦明作證表示「對於台海危機如何適用美日安保條約，或是此時美日在條約上應如何對應等，完全未作任何協商」。

美日各自以對中國及台灣要求「自制」的對應為主，有關台灣政策幾乎未行政策協商。演習在半途急遽「縮小」、「自制」，所以不必面對此一問題而告結束。同盟關係未遭正面的考驗。因為無須「事前協商」，日本也無須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作「選擇」。

如果認為中國是以「縮小」、「自制」來回應美國的航空母艦外交，則就航空母艦外交守住了美日同盟的意義而言，或許是「成功」的。

（摘自2000年10月30日 中國時報記者劉黎兒特別報導 下篇，上篇已於7月25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