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so玩選舉

文／鄭自隆

2012年大選最精彩的，就是馬英九就被網民大量Kuso，創意無限，被Kuso的作品比原創作品（所謂「原生廣告」）更好看。

所謂Kuso，源於日文「くそ」，漢字寫作「糞」，即「大便」，剛由日本傳入台灣時，僅為小眾理解及運用，後來就成為網路惡搞近義詞；Kuso是數位匯流現象，數位科技讓電腦成了「國民基本知識」，網路的文本可以隨手取得，隨興重製惡搞，更可隨意複製貼上，數位時代的惡搞者經由Kuso來完成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再經由表達來滿足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和公民參與。

由於633政見跳票，與馬英九錯誤的補貼政策，讓年輕人起薪成22K，年輕族群不喜歡馬英九，轉而支持對手民進黨蔡英文，當時流行的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男女主角陳柏霖和林依晨相依偎的海報，被換貼上馬英九和副總統候選人吳敦義，片名被惡搞為《我可能不會投你》，文案變成「我可能不會投你，是因為你廢…」；而另一齣偶像劇《小資女孩向前衝》則被「善意」Kuso成《小英女孩向前衝》。

網友用「無償」的Kuso做為政治表態，為什麼「閒閒沒事做」，要花時間花精神來惡搞候選人？

第一，是透過玩遊戲般的惡搞來表現反體制、反權威，這也是俄國文學與文化評論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提出的狂歡節（carnival）概念，狂歡節是失序的顛倒世界，參與的人是參觀者也是表演者，跳脫原來的秩序、階級與規範，呈現表演（文本）的曖昧，有雙重或多元意涵，既褒又貶，看似讚美實為詛咒；Kuso狂歡節概念，換成台灣話就是可以「玩選舉」。

其次，此外透過Kuso介入、破壞、惡作劇、胡鬧或封鎖對手文本，形成政治反堵（political jamming或稱干擾），以挑戰或挑釁、消遣自己所討厭的候選人，這也是「反霸權」的行為；選戰Kuso的政治反堵，以台灣話來說就是「來亂的」。

第三，透過Kuso表達意見、立場、價值與技能（創意與再製能力），可以形成「公民動機的自我陶醉」（civically motivated narcissism），Narcissus就是「水仙花情結」（自戀），在網路發表Kuso作品就是網友另一種型式的「自戀」，台灣話就是「你看，我很行」的自我滿足。

Kuso是發揮公民賦權（empowerment）的行為，所謂賦權是經由參與、學習，而取得掌控相關事務的力量，這是網路時代方有的現象，透過UGC（user-generate content）與網路雙向傳播特性，坐在鍵盤前的網友已不再是單純的受播者（communicatee），他也是傳播者（communicator），可以發聲，甚至有影響力，這是前網路的大眾傳播時代所不能想像的現象。

Kuso是經由文本的重組與再製，來呈現「反權力」，其生命週期過程首先是參與（participantion），投入選舉、認識候選人，並選擇立場，拱藍或拱綠；再來是拼湊（bricolage），將所要Kuso文本割裂、重組，賦予新義，形成和原來意涵完全不同的新文本；最後是再擴散（diffusion），將新文本重新投入數位平台，形成再一次傳播。

和新事物擴散不一樣，很多新事物會歷經一次次的生命週期，如電視即是，由黑白而彩色、由小螢幕而大螢幕、由類比而數位、由HD而4K，每一階段都是一個新的生命週期，但Kuso不會，不會有網民再Kuso已被Kuso過的文本，每次Kuso，對被Kuso的文本是「重生」，新創作的Kuso文本是「死亡」。

Kuso是「創作」嗎？當然是，它是以其他文本為創作基礎的創作，和安迪沃荷（Andy Warhol）或普普藝術（POP art）一樣，安迪沃荷將他人所畫或所拍的毛澤東與瑪麗蓮夢露的畫像，重新上色套印，動機或許不是Kuso，但也是創作。

也許是湊巧，漢米爾頓（Richard William Hamilton）對普普藝術所定義的元素「流行（面向大眾而設計的），轉瞬即逝（短期方案），可隨意消耗（易忘的），廉價，大量生產，年輕（以青年為目標），詼諧風趣，性感，惡搞，魅惑人，以及大商業」。其中除了「大量生產」與「商業行為」，都與Kuso不謀而合。

2012年至2014年盛行的Kuso，為什麼2020年總統大選消失不再出現，三個原因：其一是該次選舉廣告失色，沒有好玩的；其二年輕人似乎沒有真正崇拜的候選人，只是因為討厭A而勉強投給B；更重要的是，當候選人灑大錢擁抱網紅時，熱心與無償的網友心灰意冷了，幹嘛，我為誰辛苦為誰忙，當然不願再當「義勇軍」。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台灣數位匯流網》立場

圖片來源：取自pikist、TDC NEWS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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