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稿/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建議

今（2015）年初兩岸針對共同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研究工作，已著手進行準備，但迄今似未看見進一步的實質研討進度。面對「中」韓FTA完成談判，TPP、RCEP與FTAAP持續進展，再加上中國大陸積極倡導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此意謂著亞太區域各類型經濟合作機制持續熱絡發展，而我國也應該加速做好各項準備，迎接挑戰。 雖然TPP、RCEP與AIIB是屬於不同類型的區域合作機制，但從產業面來看是相輔相成的，我國身為亞太區域內經貿體系與產業鏈的重要角色，應該要深度規劃參與的模式與扮演的角色，帶動產業商機，並讓我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 由於兩岸經濟合作協議與TPP、RECP及參與AIIB是相連結的，因此，兩岸應該儘早針對這些內容進行研商，尋找最適雙方經貿與產業發展的合作模式，讓我國能早日參與上述各項合作機制。 （一）以產業價值鏈串接兩岸與區域 自我國開放對大陸投資以來，兩岸經貿關係逐漸深化，基於文化、語言與地緣要素，中國大陸已成為我國台商對外投資的主要市場之一，也因此讓兩岸間的產業鏈連結密不可分。然而，近五年兩岸經貿關係成長速度，除了在2010年因ECFA簽署而貿易量大增外，並未如2002-2006年期間快速。原因在於，早期台商於中國大陸進行產業投資帶動當地產業發展與經濟崛起，但也因此使得兩岸在產業結構型態上相似性極高，至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為了形塑其國家製造的產業形象並培植其本土企業成長，中國大陸以大型國家企業帶動本土中小企業發展，並以過去台商的產業內容與模式為基礎，串接產業一條龍模式，致使兩岸產業已漸從過去的互補轉為競爭。 近年來，我國企業已開始進行「設計製造」（OEM）的生產模式，藉由研發與創新來提升企業產品的價值，與美、日等國際品牌大廠有密切的合作關係，而且許多產品不僅是美、日等國的代工設計廠，也是東南亞國家的中間材製造商；我國也有許多企業開始發展品牌產品，亦逐漸拓展區域與全球市場。因此，從產業的全球價值鏈角度而言，我國不僅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與亞太區域及全球間的產業連結更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我政府應從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角度，協助台商持續經營大陸市場，並尋找與陸企合作的機會，共同前進第三地市場，並從兩岸共同研究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工作著手，尋找出有利兩岸、共創區域多贏的模式。 （二）以兩岸產業鏈為基礎 兩岸在ECFA架構下已逐漸完成投資協議與服務貿易協議，雖然受到2014年「太陽花事件」影響，讓服務貿易協議持續擱置於立法院。兩岸經貿談判經過波瀾與曲折，也再度於今（2015）年恢復貨品貿易協議的會談。由於我國與韓國間有許多產業相當類似而相互競爭，在「中」韓FTA已完成談判並逐步公布內容之際，讓我方談判代表得以掌握「中」方的談判底線與可能進一步爭取的利基，此一情勢將有助於我方談判代表，早日完成貨品貿易協議談判，並爭取到更優於韓國前進中國大陸市場的商機條件。 如果兩岸能於今年底前完成貨品貿易協議談判，並在2016年上旬總統大選結束後，完成我國內的立法審議程序，應仍可望及早掌握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機會，讓兩岸間的產業分工合作型態得以有法可循。面對中國大陸經濟產業發展快速崛起的情勢，兩岸間的經濟合作協議必須從，「建立共同合作的產業鏈連結」模式進行洽商，而非傳統FTA談判的「取與捨」（give and take）模式；為了建立雙贏與多贏商機，兩岸間的經濟協議勢必要以「合作」為基礎，深化產業鏈連結，並作為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根基。 面對TPP、RCEP與FTAAP等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從產業鏈與價值鏈連結的角度來看，由於兩岸間的密切經貿關係與亞太區域各國間，經貿關係連結極為緊密且錯綜，使得兩岸經貿合作協議與這些整合機制均無法脫鉤。台灣產業目前在全球價值鏈的中端（製造）擔任要角，在前端及後端也漸次崛起，因此在以經濟利害為基礎的區域經濟整合中，若沒有台灣企業的參與，其價值鏈必不完整，整合的結果也將使得生產製造環節有所缺漏，或者無法達到最大效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形塑的過程中，如果我國產業無法跟進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並相互結合，也將讓我國企業遭遇被邊緣化的危機。 因此，兩岸經濟合作協議及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在我國的經貿戰略中應是連貫性的思考，我國企業也應從此一角度構思中長期的企業發展目標，而我國人民也必須對此有所認識與認同。 基於兩岸與亞太區域間的緊密連結性，兩岸在構思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機制時，雙方均應從此一角度切入，不僅思考各自在兩岸與區域的定位，也應該考慮對方在區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換位思考」的方式構思，創造雙贏與多贏的最佳模式與局面，建立真正的兩岸合作架構，確實摒除兩岸間的敵對與競爭心態。 （三）以產業面向連結亞投行 習李體制為了實現讓中國大陸成為「全球工廠與市場」的夢想，所設定的最優先政策便是：「穩增長、調結構」，此一政策基調可於今（2015）年3月初的中共人大會議與政協會議窺知一二。為了要實現中國大陸成為全球市場的目標，調結構則是必要的措施之一，而調結構的做法之一便是想方設法地，將國內過剩產能往外輸出，尤其是傳統產業與基礎建設相關產業。 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下，中國大陸一方面藉由建立「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等國際多邊機制，統整中國大陸原已承諾對友邦的建設資金援助並加以國際化、法制化；另一方面則是在更高層的國際戰略上，以創新機制形塑國際話語權，以豐富資金與產業輸出建構更緊密的雙邊與多邊關係。 檢視中國大陸國內產業結構發展政策，以及「一帶一路」戰略間的連結關係，基於中共18大三中全會的規劃，將結合「引進來」與「走出去」，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來促進改革。在中國大陸也積極推動城鄉發展與改革之政策，延伸過去從沿海發展到內陸的經濟成長模式，從各省主要城市擴及周邊鄉鎮，甚至帶動中西部邊遠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利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的成長。而此一城市化發展政策即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中國大陸無論對內或對外推動基礎建設的政策，均構想連結其產業的發展，藉此擴大該國企業發展的機會，也作為各相關企業邁入全球產業供應鏈的環節中。 既然一帶一路戰略與AIIB是結合產業發展的戰略規劃與機制，從商機上的考量，我國便應努力爭取參與的機會。為了爭取國際產業商機，我國已經參與WTO政府採購多邊協定；另外，雖然我國已參與亞洲開發銀行（ADB）多年，但是囿於政治因素與ADB的運作型態，我國廠商實際參與ADB的建設計畫機會有限。相對上述兩項多邊機制，AIIB強調的是區域多國的共贏，而非單一國家建設的獲益，而且AIIB試圖結合公私部門夥伴合作之模式，為各國爭取建設，為企業創造商機，為人民創新生活環境，營造公私部門與人民的多贏局面。 基於此，我國更應從產業面向進行參與AIIB的評估。在AIIB所規劃的基礎建設項目，包括：運輸、電信、水利、電力、農業建設等，我國均有相當程度的產業實力與利基，例如：物流業、智慧運輸、智慧電網、節能設備、電信通訊設備、電子科技業等，我國廠商既已積極籌備與發展「物聯網」產業，參與AIIB便是為此一產業進行戰略布局的一項重要政策。 （四）結論 依據上述分析，兩岸經貿合作協議必須加速進行商訂與審議，始能為我國產業與台商創造更多的商機，不僅能爭取參與中國大陸基礎建設的優先機會，也可以更廣泛布局區域經濟整合的經濟利益，也可以將效益擴及到「一帶一路」與AIIB機制下的各個國家，為兩岸、區域創造多贏的機會。因此，兩岸應儘早進行「共同參與經濟合作之研究」的實質工作，並將上述所列的兩岸經濟協議、TPP、RCEP、FTAAP與AIIB等，列入商談內容。 （來源/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1687期） 【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