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張卉君談社會倡議：如何做一個「見縫插針的行動者」？

作者：黃丞毅（動物當代思潮特約記者）

走一遭組織倡議，要怎麼做才能真正撼動局勢？曾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黑潮）擔任超過6年執行長，現為黑潮董事的張卉君，一路走在保育觀念與社會倡議的崎嶇之路，與政府交手、與民眾對談、向財團抗議、與和大海最近的漁民，共同交換心中的辛酸。對於公共議題的操作和心得，無論結果正負，張卉君有一套自己的反省與體悟，在「台灣動保青年論壇- 2020動保政策分析及倡議策略營」的線上課程中，她與動物當代思潮主持人、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的吳宗憲教授對談，共同分享在倡議之路的啟蒙和箇中領略的心路歷程。

倡議的敲門磚：關懷與陪伴

張卉君表示，自己會開始關注公共領域，除了身處台灣這代年輕人更願意投身公共議題的風氣影響之外，更往內在探尋，回溯成長過程的「生命經驗」是她選擇走入倡議的重要原因。身為921大地震的災民，張卉君挾著災後的創傷經驗，在研究所時選擇了報導文學一途，「在報導文學的領域裡面，我閱讀的比較多是跟苦難、或者底層的人民、環境、動物等相關的書寫。」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也直接進入現場做災後報導、撰寫罹難者的故事。

張卉君從一個研究者的身分真正踏入田野做第一線工作，而這些養分，都慢慢澆灌著她對議題共感的關懷。

因緣際會之下的接觸，張卉君加入了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美濃愛鄉協進會」，這個老牌的社會運動組織開啟她對社區組織、公民行動更具體的想像。「一個環境議題要走這麼多年，而且時時刻刻都在依照時代推進、和政治角力，繼而產生不同面向的做法……」雖然沒有參與到組織的過去，但她觀察在組織成長的不同階段，這些社運前輩們如何號召民眾關心水庫興建與黃蝶翠谷的去留，讓在地鄉親起而保衛家鄉；也在參與過程中見證了二十幾年的社會運動歷史週期中，有了新的活水、知識青年回鄉、議題遍地開花的盛況，「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深刻的啟蒙！」

議題的開始，通常是因為一個偶發事件、激起了民眾的關注；而如何讓議題維持熱度，讓這場運動走得更長遠，必須要長時間的觀察才有機會知道。「我發現做議題不是只有上街去抗議，或者是去街頭衝撞，在行動背後其實要做非常多的沙盤推演。」當抗戰陣線被拉長，就更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對議題提出新的概念。她回想起過去曾擔任第18屆「美濃黃蝶祭」總召時，針對活動總共開了十多次大大小小的籌備會議，在各個層面去向社區和其他組織者溝通、討論，才開始落地執行的合作經驗。

延續多年舉辦的「美濃黃蝶祭」活動主軸，隨著美濃水庫開發議題的迫切程度，從早期透過邀請政治人物到場做生態宣言，對反開發做「表態」與「承諾」的展演，到後來連結社區和在地生態保育團體，長期讓保護環境的種子落地生根，越來越多在地民眾自主組成成山林巡守員並開始長期進行生態紀錄──起於開發危機卻長期生根遍地開花的成果，讓張卉君學習到：除了事前縝密的規畫以外，如何傾聽在地聲音、加強共感，是溝通對話最重要的一環，「你有沒有陪伴（在地居民）這件事，是絕對看得到的、且非常需要經過考驗的。」

張卉君表示，人們在做議題時有時會過於急迫表達主張，當下所考慮到、陪伴到的對象是很少的，若是操之過急，反而會產生更多不必要的對立、糾結與掙扎，「有可能你保護了這個、是不是其實傷害了另外一個？但你們的目標應該是一致的才對。」如何拿捏議題闡述的力道與手法，也是她在這個時期最深刻的體悟。

人與議題，議題與人

自1998年走到現在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是台灣著名關心海洋的非營利組織。吳宗憲教授提到，黑潮有不少推動議題的模式，可以同時推廣海洋教育、進行田野調查、也讓業者維持生計的設計，都非常值得其他同業參考。

「只要是海上、海邊發生的事都與我們有關。」對於這些議題推動的策略與過程，張卉君先概略地將黑潮關心的議題分成四大面向，而它們也各有推動的困難與阻礙：棲地破壞與過度開發，必須常和公部門開會提意見打交道；漁業資源耗竭的過漁、混獲，則是和日漸凋零的漁業文化、鮮少紀錄的漁業衝突和不夠透明的漁撈記錄有關；1996年便開始長期累積野外目擊調查的鯨豚保育，除了生態記錄以外，同時也遭遇了海上非法捕獵事件、聚焦於海哺動物圈養等議題；海洋污染的關注範圍更大，舉凡海洋廢棄物、廢水排放、漁船拋出來的垃圾等，都算是黑潮海洋議題觸及的範疇。

「我們真的是『住海邊、管很寬』！」張卉君自我消遣笑著說。

縱使關心海洋看似著墨於該場域的環境與生態，不過張卉君認為，「人」是在議題推動過程中，她感受最為深刻的一塊──這裡的「人」不只是關心議題的人，更指涉的是在議題裡所謂「利害關係人」、核心被影響的那群對象。以過漁混獲為例，不少討海人一開始對黑潮並沒有給好臉色看，他們認為黑潮在推動保育的過程，就是在扼殺自己經濟的命脈，甚至會覺得「我今天抓不到魚，就是因為太多鯨豚所以才沒有魚了！」但其實漁業資源的過度消耗有眾多成因，有的是趕盡殺絕、有的是混獲，只要選用不同漁法，加上適度的保護區管理策略，就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不過因為當時台灣鮮少關於漁業的第一線真實紀錄，許多傳統漁法也逐漸失傳，黑潮選擇開始走訪全台灣漁港，記錄現在有哪些魚、會在什麼季節或地點出現、過去與現在還保存哪些漁法等等。久而久之，也與這些討海人建立情感、合作關係，「這也是我覺得我們在後來面對海洋產業跟生態保育問題時，會特別糾結的原因。」

張卉君表示，做了越多的訪談和紀錄，讓黑潮對於漁業及討海人建立了更多的連結，了解得越深，也越能看見漁民與環境共存願景中的矛盾與兩難。為了進行更全面性的規劃，黑潮除了海上的生態調查以外，也同步進行台灣漁業文化的調查，她也認為需要累積不同角度的思考與溝通，才有機會站在「對於鯨豚有利、對於魚有利、也對於漁民有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人與環境的和諧平衡。

張卉君再以推動海洋保育工作為例，「海上鯨豚解說員」是黑潮引以為傲的經典範例。「我們認為，船隻就是海洋的移動教室！」透過與賞鯨業者合作，黑潮擔任解說員進行環境教育，同時蒐集海洋資料與野外鯨豚調查，後期更積極探討賞鯨對於鯨豚的影響和賞鯨規範倡議，讓業者、生態與觀光共創三贏。會採取這樣的策略，當然也有資源面向的考量，因為台灣的保育經費預算一向不足，在海洋保育方面更是如此，而透過提供優質的解說服務與賞鯨業的合作模式，讓他們在出海調查之餘能夠寓教於樂，是一種創造雙贏又潛移默化的議題操作方式。

打開對話的可能性

在倡議或遊說的過程中，往往需要專業的學者或資料佐證。而這些人與人的互動，會產生更多立場，讓議題更趨於複雜糾結，張

卉君說：「我們常常會在一個事件的過程中，把人分成好人、壞人、正方、反方，但事實上我們都忘記了這個角色本身，他有他的專長、他的定位，也有他的限制。」

在過去參與議題推動的過程中，張卉君曾有過多次開發案的環評現場與學者合作、交手的機會。但學者的表態，卻不一定是每次都坐穩地站在環境的這一邊。

許多人會質疑學者，「為什麼在開會當下，你不說你要採反對立場？」但其實這關乎了學者的身分和兩難，這些狀況吳宗憲教授也有深刻的體會：當背負理想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必須倚靠政府資源的挹注才得以生存，需要批評時的確會多需要思考一層補助單位的合作關係。而非營利組織的存在，則有機會可以撐開對話空間。

張卉君說道，「如何換位思考、綜合大家的想法」就是非營利組織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在這個尷尬的節點上，打開所有對話的可能性。很多學者在檯面上會依照研究結果發言，但不會明說政策方向是對或錯，「我們要讓他們（學者）變成整件事情的一部分，而不是要求他跟你用同樣的角色在事件上說一樣的話。」除了閱讀文獻以外，非營利組織透過私下和學者就教、合作，補充更多專業知識，提供更多學者在檯面上無法直言的資訊，讓這些材料有助於後續與主政者溝通，甚至是推動法案的遊說，才能讓學者的真正專業價值得以被發揮。

案例一：193縣道拓寬

倡議的過程有憤怒、有辛酸，但也不是每次的運動都是無疾而終、含冤收場。花蓮「193縣道拓寬」的案例，就是張卉君認為在策略上運用巧妙的一個實戰經驗。最初193縣道為了減緩花蓮港出入貨運的流量衝擊，有條件地通過環評，後來因政經背景並未啟動；民國99年，開發目標被改寫為「未來發展觀光遊憩需求」，縣道193北段拓寬22.5公里的長度，暗示著海景第一排的開發，卻大大威脅著台灣東岸七星潭一帶狹長的保安林──保安林顧名思義，就是對人類生存環境有保護任務的重要森林，而當時面臨解編危機的2618號保安林，同時也是防止在地居民、土地受到暴潮、鹽害、風災重要的存在。影響如此深遠的開發案重啟，環團與民眾卻在動工前夕才經由媒體報導得到消息！

為了留住保安林，黑潮與在地環團卯足全力，急著喚起民眾關注。他們透過市集擺攤，詢問民眾「你認識保安林嗎？」若是沒聽過，便會繼續說明，「那你知道黑森林吧？黑森林其實就是七星潭北段的保安林！」一聽到黑森林，花蓮人都懂了。黑森林的正式名稱為「德燕濱海植物園」，因為種植許多木麻黃，長得很茂盛，當地居民小時候都暱稱其為黑森林，這段濱海的保安林其實是很多花蓮人約會的地方，一問一答之間，也逐漸喚起了民眾的記憶，「我以前在那邊把到我太太的！」

張卉君表示，透過軟性訴求與共同記憶的連結，民眾在得知這個環境要被改變的時候，情感衝擊很快就會席捲而來，進而驚覺「為什麼我們不知道？」，而當有機會讓更多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之後，才能延伸選擇讓它發生與否的討論。在這之後，黑潮與在地的團體也陸續規劃了一系列保安林生態夜觀、定向越野尋寶遊戲等針對不同年齡層的群眾都能來參與的活動，重新讓在地居民了解保安林生態的多樣性及其對人類生活環境的保護功能，逐次連結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倡議的第一步，才算踏穩踏實。

在成功吸引民眾目光、引發討論讓議題發酵之後，第二步則是要看組織如何切入議題、影響當局。黑潮持續出席193縣道開發案中的「環境差異影響評估」會議，要求縣府進行現場勘查，紀錄可能會有的生態衝擊和影響。除此之外，他們也翻閱各項報告書和環評會議紀錄，找出那些環評委員該看到卻被遺漏的事實，並反覆地在民眾溝通、登記發言、環差會議之中，尋找保留保安林的可能性。最後，林務局在環差會議上發言表態「保安林不得解編」，成功在縣道拓寬這一仗守住了保安林。

案例二：跨域串連發揮國際影響力

議題不分國界──有時在面對情境相似的議題時，會參考發展速度較快的西方國家經驗，來瞧瞧台灣的個案出了哪些問題。張卉君分享了曾與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以下簡稱動社）共同借助國際聲量來推動議題的經驗。

2015年，海生館的一頭白鯨過世，成了當年的關注焦點之一。「圈養」一直是黑潮關心的議題，這隻白鯨是如何死亡、為何而死亡，都可能與圈養環境、照養方式有關。他們發現，作為教育單位的海生館，當初是以教育為由買進動物，不過動物所屬卻是委外經營的廠商海景公司──這中間的流程、照護出了什麼問題，必須被檢討與改進。除此之外，黑潮也在調查中發現，圈養議題並非區域性的運作，而是全球運轉的一套巨型商業網絡。

張卉君回憶，當年黑潮正好有機會邀請國際遊說經驗高強的動社一同前往英國，拜訪國際鯨豚保育協會（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簡稱WDC）和生而自由基金會（Born Free Foundation，簡稱Born Free），他們希望能透過見面遊說，讓國外機構可以透過國際聲量來影響台灣的狀況。在當年的政經背景之下，台灣若能做到全亞洲第一個零圈養國家，很有可能會連動整個亞洲、甚至是最多不當圈養案例的中國，影響動物圈養的命運和處境。

除了向英國動保團體取經遊說之外，他們與動社合作撰寫台灣海哺動物圈養評鑑報告，後續也共同拜訪了中國跟香港的組織，甚至還在北京出席了一場較為軟性的聯合發布會，串連英、美、中、港等各國的議題合作夥伴，交流了中國水族館數量與現況資訊，同時也分享台灣、美國的狀況；一連串的倡議合作延伸，黑潮與動社邀請這群跨國的倡議組織和學者到台灣來為台灣的圈養場館進行「健檢」並對其提出報告，接著舉辦記者會、國際研討會，透過「交流旅遊，不要交流殘酷」的共同訴求，讓各國學者能以台灣作為亞洲的平台，分享國際的議題趨勢，併進一步探討中國、台灣圈養動物的現況與政策，是否有改善的契機。

除此之外，黑潮也邀請了合作多年的澳門足跡劇團，透過偶劇進行多場校園巡演，經由向孩子們說故事的方式，傳遞正向的生命教育。這個教育推廣的方式收到了許多回饋，那年之後各校的畢業旅行、戶外教學，都有不少小朋友表達「我不要去海洋公園」；但不去這些地方、要去哪呢？為了解決老師、校方的難題，黑潮更設計了戶外教學方案、舉辦教師研習營，透過食魚教育和友善漁法的認識，結合賞鯨、走訪漁港體驗漁業文化等活動，用安全且多元的環境教育，提供戶外教學更多的選擇。

另外，張卉君也發現一件有趣的事，許多人在認同反圈養的倡議行動之後，因無法抵抗家人央求、或其他因素而進到海洋公園時，竟會產生罪惡感。「當然現況沒有辦法那麼快改變，但是要怎麼樣去影響身邊的人，其實不用那麼心急。」她笑著建議，假設真的必須要到海洋公園去，也可以選擇以另一個角度去觀察動物圈養的狀況，甚至可以填寫黑潮與動社共同製定的「海洋哺乳動物圈養觀察評鑑表」，記錄這些海哺動物被圈養時的行為和照護環境是否妥當，善盡公民監督的角色。

案例三：漁人的眼淚

「做議題難免都會有運動傷害。」有些時候當緊急的意外事件發生，為了急著去改變或阻止某件事，必須透過帶有目的性的說服與溝通，而無法採用長期蹲點、深度建立信任關係的策略，張卉君表示，在倡議的經驗不足、敏感度還沒那麼高的時候，這樣的處理往往會遭受爭議與衝擊。

某一年端午節前夕，黑潮解說員在海上時發現了一頭載浮載沉的海豚，靠近一看──動物頭上插著鏢刺，卻還存有一絲氣息。他們二話不說便把牠救援上船，但沒來得及等到靠岸救治，海豚就已先行斷氣。當上岸通報後看守在屍體旁的海巡隨口一句：「那你們有要報案嗎？」點燃了戰場的第一把火。

「這整件事都很荒謬，因為他們可能沒有想過、或是也沒有觀念去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保育類動物遭到獵捕，這是罪證確鑿的犯罪行為，牠都已犧牲了生命、卻還是被漠視，讓張卉君當下感到不可置信。在完成報案筆錄與接受信任的記者採訪之後，張卉君盯著海豚死亡時眼睛流出的組織液，拍了張照，在臉書上有感而發寫了「海豚的眼淚」一文，以浪漫的筆法抒發感受，文章一發表就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場面也開始失控。

分享數暴增，媒體大篇幅報導，網友也群起攻之，「漁民就是愚民」、「台灣就是鬼島」等言論甚囂塵上，張卉君意識到，在台灣普遍缺乏海洋、漁業資訊的情況下，自己不小心帶起了從沒想過的風向。「我這樣的描述對於事件是沒有幫助的。那些網友其實不是不吃魚，大家也都是消費者，可是大眾會覺得這跟他無關，反而會去指責犯罪者。」

看著網友謾罵、肉搜，張卉君趕緊在當晚撰寫另一篇「海豚之淚後，談漁人之淚」，試圖用更結構性的視角呈現整體漁業狀況，說明為何這隻保育類動物會被補殺、為什麼討海人要鋌而走險獵捕鯨豚、走私集團背後的供應需求、如何採用更積極的保育手段避免獵捕地下化等，希望能透過善的傳導進行補救，而不希望讓群眾用「動物好可憐、漁民好可惡」的粗糙結論來看待整件事情。但此篇的後續迴響卻遠低於前一篇，議題真正的問題卻沒有被大眾看見，造成了她心中不小的打擊──無意間點燃社會對立、忽視問題根本，並不是她當初的本心。

「我們只要寫一個故事，就很容易讓全部的箭都往那邊射去，結果大家都忘記回來思考。」吳宗憲教授表示，要如何讓這社會付出，避免弱弱相殘，是個非常重要的提醒。他建議，或許倡議者可以效法改變習慣的方式，漸進式地加強大眾觀念與行動，每一次的倡議傷害，就能有效減到最低。

做一個見縫插針的行動者

「我們不是為了要表達情緒，而且現在對話的方式已經改變了！」張卉君說，做議題的目的並非為了證明善惡，而是要改變事情的走向。

回顧倡議一路走到現在最大的改變，張卉君認為她開始懂得捨棄過去的標籤化、善惡二分法，會站在不同的立場，嘗試用同理心建立溝通對話。因為如果不去和人溝通，保育就沒有辦法往前走、議題也推不動，「人不見就沒有問題了」這個想法也根本無法成立，她再次強調：「『人』是在議題中我覺得很重要的考量點。」。

張卉君另提及，推動議題時常需要與公部門打交道，現在也不應該用過去那種保守的眼光來看待公務機關，因為公共治理政策開始懂得由下而上的開放，在對待民間團體不同意見的態度、對話時，都有比過去更願意傾聽的改變。除此之外，類似審議式民主等匯集社會不同角色，共同參與對話的方式，也增添了對話形式的多樣性，讓更多人能站在不同位置，一起為議題而努力。

倡議的路很遠，倡議者不應該只做短期的事──這是張卉君在倡議之路上，日漸清晰的體悟。「因為我們已經在改變事情、影響別人，如果只是短期的結果，而不去看長期影響的話，對我而言那是一個不夠負責任的倡議。」她認為，從整體結構去瞭解問題根本，再決定階段性的策略，是推動議題應具備的宏觀視野，也是對於議題本身、溝通對象的基本尊重。

當代的倡議，早已不是在門外大聲吶喊就會贏得關注，張卉君說，「做一個見縫插針的行動者」，其實是動社的朱增宏執行長給她的啟發，善用非營利組織的靈活角色穿針引線，與體制內願意改革的重要人物共同合作，運用資源、裡應外合地撼動局勢，才有機會讓議題改變成真，讓世界更靠近理想、平衡的模樣。

＿＿＿＿＿＿＿＿＿＿＿＿＿＿

【Yahoo論壇】係網友、專家的意見交流平台，文章僅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Yahoo奇摩立場 >>> 投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