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港兩治」壓到「一國兩制」？

中共人大常委會7月月1日開始實施香港國家安全，這是中共收拾香港亂局的霹靂行動，無論港人怎麼反對，國際如何譴責與制裁，北京都置之不理，硬幹到底。對北京而言，唯有制訂國安法，在香港頭上高懸分裂國家、顛覆中央、從事暴力、勾結外力四把利劍，違反者一律嚴懲，以止暴制亂，向全面管治邁進。

正如北京盤算，大刀出鞘，望風披靡，香港只出現零星的抗爭，長年的民運領導人陳方安生宣布退出政治，「民主之父」李柱銘宣告與港獨及暴力劃清界線，黃之鋒、羅冠聰等要角退出香港眾志，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陣線遣散香港地區所有成員。美國採取的制裁措施只有搔癢的輕微效果，其他國家限於言語指控。去年六月風起雲湧的示威遊行暫時偃旗息鼓，暴力破壞消聲匿跡，港獨運動轉到海外，習近平「敢於亮劍」的強悍作風收到預期的震懾效果。

香港的民主抗爭難免暫時沉寂，民主之路變得更加迢迢而巓簸，自由人權面臨將被限縮壓制，司法獨立自從不復完整。港人的反修例、反送中的抗爭運動，一年多來在香港引發狂潮，在世界廣獲同情，如今香港的政治處境不進反退，「一國兩制」勢必侷限於經濟領域，至於政治與司法層面，則將向一國一制推進，而透過選舉與議會爭取管治權的目標，將更加遙不可及。香港十餘年來贏得的「示威之城」雅號從此殞落，暫時回到「經濟之城」，於港人心靈深處而言，則是置身在「鬱悶之城」中。古代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如今的香港是中央頒酷法，民主人士懼。不惜「攬炒」爭取民主的港人還有什麼路子可走？

「攬炒」這種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的念頭像幽靈一樣，始終伴隨港人的抗爭。這是一種極其無奈的決絕思維。李柱銘近日一段話足可反映攬炒念頭的本意。他說：「等於一些武俠片，你的敵人在後面攬住你，你要殺死敵人，就要把劍捅到自己的胸口上，把他一併捅死。對香港來說要用到這招是很慘的。」果若攬炒成功，北京與港人兩敗俱傷，下場確實很慘。但有些年輕的香港人則不做如是想，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的說法反映這種天真瀾漫的想法：「在傷害到香港的攬炒發生之前，我們嘗試已經令香港人得到民主。」天下有這麼便宜的事嗎？港人抗爭無異以卵擊石，在香港收割民主果實之前，必然先要承受北京加大力度打壓，遭受經濟情勢持續惡化的苦果，而北京也許在顏面上有所失，但實質收穫可能更大。誠如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專家所說：「把香港變成另一個中國城市，正是北京想要的」，而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經濟損失大家來分擔，政治收益則由北京獲得。」確實如此，抗爭換來北京頒布國安法，像是把緊箍咒套到香港頭上，這正是攬炒意念注定的下場。

在中美戰略對抗加劇而北京寸步不讓的態勢中，寄望於經由「國際攬炒」獲取民主的想望也是不切實際的。誠如香港一個左翼內容平台「流傘」在一篇文章中所說：「就像這些政客不在乎黑人的性命一樣，他們也不在乎香港人的性命。反之，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取決於他們在地緣政治上的目的，並且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樣的善變……美國不是這些右翼政客聲稱的自由、自主，或民主的典範。」這個說法道盡國際政治與美國政客的本質，證諸美國過往在國際上的斑斑劣跡，足可信其為真。

港人先是圖謀與北京攬炒，再擴而大之，妄圖拉美國來與中國攬炒，現在所收割的「豐碩」果實，不但是一國兩制變成更多的一國、更少的兩制，而且招來中共進入香港直接管治，設國家安全機構，派駐國安顧問，也將保留一些特大或難辦案件由駐港機構直接處理，還將押送內地交由中共的法院審理。所以，香港現在不但一國兩制變形，在政治領域轉向一國一制，而且香港的管治班子變成兩套系統，在特區政府的系統之外，加上北京派遣的國安執法系統。如果特區管治系統的意見與駐港京官不一，則將如同香港法律若與國安法不一，以國安法為準，一切「唯京是從」；而且中共人大常委會還保有法律的解釋權。另一方面，參選立法會者必須宣誓效忠北京頒布國安法，若有違背，即可DQ（取消資格）。未來「一港兩治」中的北京直接治理權力，在國安法中獲得確切保障，從行政、司法到立法，到處都給北京創造直接管治介入的空間，香港於焉進入「一港兩治」的時代。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相關的工作層面上，香港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至其他獨立的監察機構，將沒有任何介入的空間。國安法第14條的明白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開。」另外，「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還有第19條：「財政司長應當從政府一般收入中撥出專門款項支付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並核准所涉及的人員編制，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規定的限制。」可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財政、工作和決定，不受任何特區政府其他機構所影響。

自從而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將僅在經濟領域中保留不變，資本主義體制照樣運行，「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也維持不變，但在港府管治之外加上北京管治之後，就會產生化學變化，權力位移，京官主導，一港兩治浩浩蕩蕩進場，香港自此從高度自治變成低度自治。

【作者 陳國祥／政治大學新聞系、新聞研究所碩士，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時報》特約主筆、時報育才董事長。 現為<大師鏈>傳媒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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