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政策與新三民主義

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即民族主義以反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民權主義是以人民民主為主要內容；民生主義是以耕者有其田為主要內容。

「三大政策」這一名詞，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常為共產黨人親共人士作為譴責國民黨人不應該反共的憑藉。它的意義和由來，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各有不同的說法。一般而言，共產黨及其附從者將「三大政策」指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組國民黨時所確定的政策，且為孫中山新的或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主要內容，亦為實行三民主義的唯一方法，而不容加以改變的。國民黨人則認為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昉，雖有聯俄、容共的措施，以及農工方面的政策，並不能以此三者構成「三大政策」；因為除此三事外，還有許多其他政策和措施；更何況在國民黨的歷次宣言中或決議案中，以及孫中山的著述中，根本無此「三大政策」的名詞，而聯俄、容共，祇是一時的策略，不能與主義混為一談。

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一多年來爭論不已的問題，不僅始終為國民黨人所困擾，而一般人士也難以分辨「三大政策」之有無。為了澄清這一模糊不清的觀念及多年來的爭論，本文試就「三大政策」的意義與由來，孫中山聯俄、容共及其農工政策的本意，證以共產黨方面的說法，作一探討。

在過去，共產黨人常說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如何幫助了孫中山；或祇有他們才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他們提出了一種「革命的三民主義」的說法，以便其有別於「舊有」的三民主義，他們將聯俄、容共（他們稱為「聯共」）與農工「三大政策」，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內容。這種說法，可以毛澤東在一九四○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他說：「新時代的革命三民主義，而新的或真正的三民主義，包含了聯俄、聯共以及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此三大政策欠缺任何一個，在新時代的三民主義即成虛偽或不完整。」近年又在重彈舊調。如一九八○年出版之《孫中山年譜》謂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大會宣言：「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的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隨著共產黨擁護「三大政策」者，可以宋慶齡與何香凝為代表。她們分別以孫中山與廖仲愷的「三大政策」之繼承者，不斷為「三大政策」作證。宋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武漢分共後，曾發表《赴莫斯科聲明》，聲明她自己仍然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指出「雖然有些人已經投靠了反動勢力與反革命，但是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於孫中山為指導與推進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們紀念孫中山九十誕辰時，宋也把「三大政策」解釋為「新的三民主義」。她在《回憶孫中山》文中說：孫中山思想上的轉折，使他真誠地接受了國際工人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的援助，從而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就在這個時候，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的內容，即民族主義以反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民權主義是以人民民主為主要內容；民生主義是以耕者有其田為主要內容。

中共也推崇她是孫中山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在她一九八一年五月去世後，鄧小平在追憶宋的悼詞中，指出：「她（宋）堅決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並云：「一九二六年一月，宋慶齡同志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堅決執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鄧穎超更確定的指出：「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你（宋）站在主席臺上，發出莊嚴沈靜而又斬釘截鐵般的呼聲。你義正詞嚴地呼籲，國民黨員要忠實執行孫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中左派極力贊助

以上中共二鄧所陳，一謂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是根據國民黨一全大會宣言。實際上，此一宣言，公開多年，隨處可見，其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仍是孫中山以往的主張，並無什麼新舊之分。所列政綱有對外政策七條，對內政策十五條，除有關農工政策之規定仍係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政策外，並無所謂「聯俄」、「聯共」、「三大政策」任何名詞的出現。而且易為一般誤解的民生主義，孫中山特於宣言發表後有一通告，特別提出：「本黨之民生主義，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面著於黨綱，自始至終，未曾增減。」至謂宋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中對「三大政策」的表示。今查宋在國民黨二全大會的致詞原始紀錄，與二鄧所說，全不相關。更無所謂「三大政策」也。

另一「三大政策」的擁護者何香凝亦曾指出：「一九二三年冬，孫中山先生宣布改組中國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中左派力量和廖仲愷極力贊助」；又云：「仲愷對於孫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服膺到底的。」何甚至說她還記得孫中山對反對改組國民黨的人士說：「你們若不贊成（改組），我將來可以解散國民黨，我自己一個人去加入共產黨。」此項說詞，亦有外國學者輾轉引用。例如一九八一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的Dan N. Jacobs, 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一書即曾引用一名俄人的著作，說孫中山對反對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黨人說：「如果你們不與共黨合作，如果國民黨員參加反對此項合作，我即棄絕國民黨而加入共產黨。」今據俄檔資料，孫中山確有此言。但就孫中山的親筆文件中，亦有相反之言。例如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初親筆批答幾位同志對容共問題有所質疑時說：「陳（獨秀）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