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流亡文學／熱愛毛澤東的流亡者：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一）黑暗時代

漢娜·阿倫特（ Hannah Arendt，1906－1975）在論文與隨筆集《黑暗時代的人們》的開篇即點明，書名「黑暗時代」源自德國著名的戲劇家、詩人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Friedrich Brecht，1898-1956）的詩篇《致後代人》（To Posterity）。「黑暗時代」用來指這樣一種狀態：混亂與饑餓，屠殺與劊子手。對於不義的憤怒和處於「只有不義卻沒有對它的抵抗」時的絕望，合理的憎恨只會使人脾氣變壞，而有理的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聲音變得刺耳。

布萊希特的這首詩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流亡丹麥時期：

（二）十五年的流亡時代

布萊希特一生創作了四十八部戲劇和兩千多首詩歌，短短五十八年的生命中有十五年流亡國外。

1933年4月，剛剛登上德國總理寶座的阿道夫·希特勒根據《授權法》，以政治、社會、種族的原因為口實，頒布了《重設公職人員法》，宣佈解聘所有不符合納粹主義原則的公職人員。所有的大學向希特勒政府齊刷刷地表達了忠心—發表了《德意志大學對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納粹主義國家的表白書》。

同年5月10日夜晚，納粹德國人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親自主持了一場「對一個世紀以來的非德意志文化實施火刑」，大量的「非亞利安精神」的書籍被從公共圖書館中清除或者乾脆付諸一火，燒個乾淨。

先燒書，後燒人，果不其然。

柏林大學的（後成為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埃爾曼·薛定諤教授主動辭職，流亡海外，被他的同事們宣佈為「叛國者」。愛因斯坦在美國柏薩迪納公開發表了辭國聲明，托馬斯·曼、阿倫特等德意志一流的知識人都不得不離開德國。

據研究，逃離納粹德國的，具有猶太血統的一萬兩千多名知識難民中除了大部分逃亡美國之外，其餘的五千多人流亡到世界上75個其它國家。絕大多數的流亡者首選以講德語的鄰國作為臨時避難所，他們毫無根據卻又普遍樂觀地認為納粹德國的統治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頂多幾年內就可以打道回府。

布萊希特早在1933年之前就發表了反戰詩歌《死兵的傳說》，出版了《在城市叢林中》、《屠宰場的聖約翰娜》等劇本揭露資本主義「人吃人的罪惡制度」，並將蘇聯革命作家高爾基的《母親》改編成劇本。加之布萊希特的岳父母都是猶太人，政治與人種的雙重烙印，使得他立即攜家人離開德國。兩年後希特勒內政部因他「違反了對帝國、對人民的忠誠和責任而危及了德國的利益」為理由取消了他的國籍，從此他成為一名無國籍的政治流亡者。

雖然流亡者與政治難民有部分重合之處，但流亡者與移民、難民心態不同。他們念想的仍然是他祖國的政治命運。

流亡伊始，布萊希特也不例外地選擇了離德國不遠的鄰國維也納。

他在詩歌《關於流亡之詞》中寫道：

隨著納粹的節節佔領，他攜帶手稿一路顛沛流離瑞士、法國，丹麥。瑞典、芬蘭。並從芬蘭到達蘇聯，乘坐西伯利亞鐵道列車到達遠東的海參威。然後坐船海上漂泊兩個星期到達美國。這期間，他的岳父母被關進集中營，後被殺害。

布萊希特在1941年7月21日的工作日誌中記錄了到達洛杉磯聖·彼得羅港口的這個日子。與大多數流亡者一樣，尋求以民主自由之國為最後的避難所的他，到達美國的同年12月，逢珍珠港事變，美國對德、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抱有共產主義思想的交戰敵國的外國人，不久都被置於FBI的監控之下。

四十年代初的這一波流亡者，比起三十年代的流亡者，算是遲到者。流亡美國的這六年中，他在經濟上、工作上都不如意。剛到美國時，他受到第一波流亡者的幫助—流亡電影人共同出資的「歐洲影片基金」每月120美元的經濟援助解了他一家基本溫飽。這筆金額相當於加利福利亞當時一位非熟練工的平均月工資。儘管他在歐洲是一名知名劇作家，但在新天地卻是近乎無名之輩。他寫了一些劇本，但在好萊塢謀求固定的職業，也非簡單的事。

他的工作日誌記錄了太平洋戰爭對同樣被當作敵國的日系移民社會的影響。他從「小東京」的日系移民報紙注意到美國對「敵國移民的監視」，「因我們是德國人，被當成敵對外國人。」「約有十萬日本人，包括已經取得美利堅市民權的日本人，由於軍事上的理由，從這裡，加利福利亞沿岸被強制送進拘留營」。

與流亡學者相對集中的美東相比，美西以好萊塢為中心，集中了自由職業的流亡藝術家，這裡相對寬鬆的氣氛成為流亡者的「自由天國」。但是從交戰時期的美國安全與國家利益來看，FBI開始懷疑德語文化俱樂部的成員以及德語報紙的定期讀者。而且西海岸的流亡知識人中，部分不是因為人種，而是持有左翼思想的政治流亡者，使得在強化敵對外國人的監控中，他們的危險度陡然上升。

1939年「非美活動委員會」成立，所有不符合美國價值的言行都屬於「非美活動」。這就是從戰時到戰後美國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的 「紅色恐慌（Red Scare）」目標，為什麼會鎖定流亡知識人圈的重要原因。

布萊希特在1947年10月30日的工作日誌中簡單地記錄了去華盛頓被傳訊的內容：

「審訊非常客氣，最終並未提出控告。我過去與好萊塢沒有什麼關係，我也從未介入過美國的政治，我前面幾個人在傳喚時不予回答。這一切對我有利。十八個人的委員會與律師對我的回答滿意」。

傳訊結束後的第二天，布萊希特就從紐約離開美國到了法國，在法國，近六年的空白，他的戲劇幾乎被人遺忘。他去了瑞士。

他對美國的最後印象是「戰勝了法西斯的人自己成了法西斯」。

在眾多的左翼知識人中，為什麼受到「非美委員會」傳訊的流亡者中只是布萊希特，而非別人？日本學者前川玲子在《流亡知識人群的美國》（《亡命知識人たちのアメリカ》 世界思想社 2014年）專闢一章論述《紅色恐慌與布萊希特》。實際上早在麥卡錫主義時代之前，許多流亡知識人都被FBI貼上了共產主義思想傾向者，廣義上愛因斯坦、托馬斯·曼等人都包括在內，日語稱之為「十把一絡げ，即眉毛鬍子一把抓。

二戰結束後「非美活動」的範圍定於「美國政府中的擁護蘇聯者」以及「合同反法西斯難民委員會」等民間組織，只不過是「紅色恐慌」第一階段（1917年-1920年代）的延續。布萊希特早在1942年5月29日的工作日誌中就記載了：「FBI的兩名職員為外出禁止令的調查來查我的登錄本」。實際上，FBI對他的追蹤，從他流亡美國開始直到離開為止。

實際上，他與美國擁有共同的反法西斯主義信念的左翼知識人存在「不協和音」，他在美國的方方面面都格格不入，他也沒有作為移民而同化於「美國人」的想法。儘管他的交友範圍幾乎限於德語圈的流亡者，但是他從歐洲時代開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作家」的標誌比起其他流亡者更容易識別。

（三）熱愛毛澤東的流亡者—知識人共同的幻影

冷戰下離開美國的流亡知識人面臨的選擇只有：西德、東德、歐洲其它國家。

當布萊希特想在西德安頓下來時，佔領軍政府拒絕提供他必要的資料。—早在1935年他就喪失了國籍。最開始出於實用主義的方便，他並不想被鎖定在東德，而希望獲得一本可以自由旅行西方國家的護照，他強調自己只是一介作家，並非想為特定的政治意識服務，但是他的作品代替他說了話—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思想作家。儘管他最終獲得了奧地利國籍，但是他選擇居住在東德，因為奧地利國民並不歡迎他。

出於受到納粹主義迫害的痛苦流亡經歷，他在東德表明支持蘇聯佔領區，從1948年秋到1956年逝世，他以東德為「我們的國家」，歌頌蘇聯和東德的社會主義。1953年6月17日，東德發生罷工，要求撤走一切外國軍隊和實行言論自由，但此時布萊希特卻獲得了斯大林獎金，接下來的1955年獲得列寧和平獎。

1954年國際勞動節，貝托爾特與海倫娜·魏格爾。攝於柏林劇團（Berliner Ensemble）。

他逝世前半年，蘇共召開「二十大」，宣佈批判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在社會主義陣營拋下一枚炸彈。

據中國學者張黎研究 「在二十世紀德國作家當中，對中國文化知識的吸納、可謂最熱情，最積極，最勤奮，掌握得最多的」是布萊希特。不僅表現在他在流亡時期仍攜帶德文版中國古典著作，而且三十年代初就開始關注中國革命與毛澤東。1937年流亡丹麥期間，他關注的卻是遠在萬里之外的毛澤東的命運。他曾創作過一首短詩《背面》，二戰後該詩收入《布萊希特詩百首》。

東德時代的第二年，即1949年，布萊希特將毛澤東的詩詞《沁園春·雪》「翻譯」成了德文。「俱往昔，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自戀式的磅礴氣勢正把住了歸去來兮，英雄「尚能飯否」的知識人失位與複位心裡。布萊希特讚揚詩詞「非常精彩」， 儘管他並不懂中文，但這並不妨礙他「翻譯」的激情，如同流亡時期對毛以及中國革命的熱切關注。

西方的這種「翻譯」，正如不懂中文的龐德翻譯唐詩，他只是按照西方的觀念，或者更明確地說，他只是按照自我幻影中的觀念翻譯中國詩歌，《東方主義》的作者薩伊德說過：東方幾乎就是一個歐洲人的發明。套用這句話，西方（這裡的西方包括日本）對毛式中國革命的幻影，就是「進步知識人」浪漫式加工和發明的。張黎研究，美國左翼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早在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版前，部分章節就已見諸於西方報刊，布萊希特在寫《背面》時很有可能讀過這些章節，否則寫不出那麼具象的敘事故事詩。

同樣，日本在戰敗後大批日本人、日本在中國的報刊機構撤退回國，獲得關於中國的信息主要依靠西方記者的報導，《西行漫記》於1946年被翻譯成日文。

布萊希特「翻譯」毛詩前後，大批流亡香港的中國知識人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乘坐標誌外國的船隻北上。歷史性的時間即將開始，胡風高唱「毛澤東／一個新生的赤子／一個初戀的少女／一個呼冤的難主／一個開荒的始祖。」

而此時此刻， 「新中國」給戰後廢墟中陷入「加害者的意識」而消沉絕望的日本知識界帶來巨大的震動與鼓舞，使得本來就懷有對中國感恩和贖罪的他們更是不遺餘力地擁護 「新中國」。

竹內好讀到吉川幸次郎翻譯的《沁園春·雪》時驚呼：「色彩的躍動中蹦出歷史英雄」，1951年寫下《毛澤東》（猪木正道、竹内好、蝋山芳郎『スターリン・毛沢東・ネール』要書房，1951の中の「毛沢東」），給與患病中的詩人谷川雁很大的啟發，谷川雁在1954年寫下對毛的頌歌—《毛澤東》：「明天在地層深處再次轟鳴／毛同志的大耳朵凝神低垂／……老朽的木頭與繩索／吸上微微風暴時／像一條苦難的河流／毛同志／矗立這幅『靜謐的宗教畫』」「毛同志」成了基督式的救世主，震撼日本詩壇。他在《毛澤東的詩與中國革命》（《現代詩》1958年6月號）中認為，毛澤東「將文明的真正焦點集中地建立在東洋無垢的街道與村落的土墻的人們身上」。他對毛的辯證法的認識也與布萊希特有異曲同工之妙。

1953年，布萊希特創作劇本《杜蘭朵》(出自義大利劇作家卡洛·戈齊的創作，後經多位劇作家改編，其中最廣為世人所知的是普契尼作曲的版本。)寓意性地歌頌毛澤東與他領導的中國革命。但如果布萊希特生活在中國，他逝世的前一年，胡風被徹底清洗，連坐兩千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如果布萊希特壽命更長幾年的話，他很可能像谷川雁一樣，從憧憬革命到實踐，成立行動隊，組織勞工運動；但谷川雁後來選擇了退守與沉默，他知道那不是他所期待的革命。

由於布萊希特早逝，他沒能看到以後的毛澤東血淋淋且大規模的「繼續革命」。即便看到又如何呢？自1949年以後親眼目睹「新中國」的西方知識人不少，但都視而不見，或者說他只看得見他想看見的。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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