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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流亡者》与《不死の亡命者》，何為野性的知？
Eugene Perry Link（1944-），漢名林培瑞，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博士。專業是現代文學與漢語研究。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加利福利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林培瑞先生曾參與支持「六四」天安門運動的知識人救援工作。與安德魯·內森一起翻譯了天安門文件，與吳大智合作出版了《劉曉波傳》（英文版）。林培瑞先生曾擔任多個關注中國人權組織的職務，自2021年起，他擔任非營利組織香港自由委員會（CFHK）董事。CFHK倡導香港的自由、民主和遵循國際法。
2024年9月，林培瑞先生作為主賓參加了台灣的「人權發展系列講座」，後來到日本。
9月17日，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主持了一場「林培瑞教授八十壽誕紀念演講會」。在東大林培瑞先生的講座主題是《我與中國知識分子深化交往的半個世紀》，主要講述了自七零年代末期以來的人生中與五位中國知識人的交往。
這五位分別是：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1925-2005）、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1936-2012）、作家蘇曉康（1949-）、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劉曉波（1955-2017）、《蘋果日報》的創辦人黎智英（1947-）。
林培瑞先生與五位中國知識人的交往有生動的細節，與方勵之的交往始於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時期，曾幫助方先生夫婦進入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方先生在避難的十三個月中仍用計算機完成了幾篇重要的學術論文。經過中美談判，中共「以人道考慮」同意方先生夫婦經第三國島嶼出國，方先生夫婦沒有寫「認罪書」，而是以出國治病的方式經過英格蘭到美國。
林培瑞先生認為，方勵之追求民主和自由，不是來自歐洲和美國自由獨立的啟蒙思想，而是來自於作為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方勵之自己也說過，科學生活教給我們的就是公開、誠實、坦蕩，不掩飾。科學與民主正是推動那個時代的力量。科學家的求真和激情使得方勵之成為「業餘」的民主啟蒙人。
林培瑞先生最後說到黎智英，已經坐監四年有餘。
東大能收容兩百多人的大教室席無虛坐，走廊和後排站滿了聽眾。大部分是留學生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國大陸人。甚至有不少專程從五百多里之外的大阪、神戶、甚至一千公里之外的福岡和大分縣坐新幹線和飛機趕來。尤其以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居多。他們來自中國各地，因中國新冠疫情爆發和嚴格的封鎖「潤」出來的新移民。封控不僅嚴重地打擊了中產階層的經濟，更重要的是中國與世界普世價值的漸行漸遠，使得年輕人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講座討論遠遠超過預定的時間，但提問者絡繹不絕，很多人都曾在SNS聽過林培瑞先生談中國問題，但在東京見到「本尊」，直接交流是個難得的機會，因此會場活躍，以至於「空調」只「空」失調（熱氣超越冷氣）。
其中一位女生問：究竟要犧牲多少「彭立發」（物理學和哲學愛好者，北京四通橋抗議者，引發「白紙運動」，目前下落不明）才能有自由的那一天？
林培瑞回答：自己所講的五名朋友，都是少數特別的人。並不希望普通民眾作犧牲。但是七十年代末「西單墻」民主運動時，魏京生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的目標，也就是民主化，仍然在中共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譜係內，是追求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到了大約2000年左右，隨著網絡的普及，劉曉波提出的是「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呼籲國內外知識分子，以非暴力的形式，漸進式地擴張灰色地帶的自由空間，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從短期來看，自己對中國的未來的是悲觀的，但是從長遠的時空背景來看，因為網絡是阻擋不住的，追求自由的天性是擋不住的，白紙運動是一個象徵，因此又是樂觀的。
由左至右分別是東大阿古智子教授、林培瑞教授、劉燕子老師。(作者提供)
東大講座一開始，是今年「六四」三十五週年之際出版日文學術專著《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的作者劉燕子的講演。她是一位學者，教師、詩人。她的研究，因流亡知識人永不被馴服，永不屈服的精神，以其「野性」的知性的實存意義的存在，保存了中國文化中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一塊骨頭，成為黨國體制柵欄之外的「在野」的，邊緣對峙中心的「另一種」存在。比起納粹統治下十二年流亡的猶太知識人，蘇俄時代七十年流亡的蘇俄知識人，中國流亡知識人的命運更為嚴酷，更為重要的是，流亡是正在進行式。
一位來自遼寧省的母親帶著小女兒抵達東京，想買幾本《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帶回去，用翻譯器閱讀。(作者提供)
當天雖然是中秋節，東京濕熱高溫。一位推著嬰兒車的年輕母親，怕因為兩歲的小女兒受不了長時間而吵鬧影響會議，一直待在會場之外聽聲音。
這位母親來自遼寧省，她的舅舅因參與當地「六四」運動而坐牢十三年。她說舅舅出獄後在家喝酒就罵共產黨，但家人，尤其是下一代對「六四」究竟發生過什麼，人們追求什麼都不了解，舅舅又不肯明說。自己長大後，帶著這個疑惑，網絡翻墻才知道一些零星信息。她也參與一些維權工作，作為孩子的母親，看不得世有不公，看不得大欺負小，強欺負弱。
他舅舅和自己在推特上看到《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出版的消息和阿古智子老師的會議，全集集資，也只有她可以獲得旅遊簽證，因此她帶小女兒來東京，想買幾本帶回去，用翻譯器閱讀。
燕子對她說，照顧好自己和小女孩最重要，不要帶這麼沉重的書，不要冒任何風險。這位年輕的母親仍珍藏一本，一層層包在小孩的尿布裡，說要帶回給舅舅作紀念。因為他舅舅就是「國內流亡者」。「精神流亡者」，這樣的人不少，但發不出聲音。她強烈希望有中文版，因為她馬上試了一下翻譯器，紙面專業書，翻譯器似乎不靈光。
下面是劉燕子的發言：題為《不死的流亡者》与《不死の亡命者》，何為野性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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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子
2004年，林培瑞先生六十還甲之際，寫過一篇文章-《我心中的中國》。
先生的大作收錄於作家鄭義先生主編的《不死的流亡者》中。（台灣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該書的主題，一言蔽之，流亡。
包括政治、地理的被迫「海外流亡」，主動的自我放逐，也包含身體雖然在柵欄之内，而精神上的在世不居、疏離、反歸屬的「内在流亡」。
流亡，大概是古今中外追求思想自由的作家，詩人之宿命。
《不死的流亡者》收錄了包括不得不用漢語寫作的國內流亡藏人唯色在內，內、外流亡者的四十三篇文章。
該書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獻給八十高齡，身體病重，懷抱思鄉之念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先生。
2005年，流亡海外十六年的劉賓雁先生客死他鄉。流亡的年數超過康有為的十五年（1895-1913），梁啟超的十四年（1898-1912），與辛亥革命前孫文流亡海外的年數大致相當（1895-1911）。
2006年，劉賓雁的妻子朱洪帶著他的遺骨回到北京。四年後的2010年他安息在在北京郊外陵園的一塊無字碑下。未能刻下他想說的一句話：「這裡埋葬著一個中國人，他做了他該做的事，說了他該說的話」。
《不死的流亡者》作者群中有兩位外國人，其中一位是林培瑞先生。
自從1996年被禁足入境之後，林先生的中國，不是國家機器的中國，而「是這些朋友所代表的中國，也是魯迅的中國、老舍的中國、聞一多的中國、侯寶林的中國。劉賓雁，他代表我心中的中國」。
「六四」之後，因一位傾慕中國文化的普林斯頓老校友的私人捐助，林培瑞先生曾協助余英時先生創設普林斯頓中國學社（1990-1992），接納了二十六名「六四」流亡知識人，該學社成為流亡知識人探求學問的重鎮。
林先生與方勵之，與劉賓雁，與眾多的內、外流亡者的情誼，是「六四」以來三十五年中國知識人流亡史的見證人，伴走者。
我從問題意識開始，大約花了二十多年，終於寫了一本又笨又重的書:《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探討「六四」以及「六四體制」下，內、外流亡知識人在大歷史裹挾下的個人史，提出流亡知識人生命實存的「另一種意義」。內、外流亡知識人追尋「生活在真實中」，努力克服語言、文化、經濟、心理等多重困難，以在野的、邊緣的立場越「境」思維與經驗，從而成為超越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中央集權的「中」所代表的中國中心主義的「另一種」存在，探討這種天性追求自由，生命實存意義上流亡所具有的普世性。「流亡」不是「消亡」，而是在漂「流」中保存傳統文化的精髓，能動地創「生」，超越「中國」的普世性價值。
內、外流亡者，不被馴服、不被圈養的精神，不死。經鄭義先生允諾，拙著以《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命題。
拙著提出中國知識人流亡問題研究的緊迫性與普世性。
劉賓雁等第一代流亡者一生追求「生活在真實中」，留下困惑和未完成的課題而客死異鄉。需要開始搶救歷史的跨學科的努力。在言論自由日漸萎縮的今天，我知道這是一件伴隨風險的困難工作。但我們仍然可以各盡其力，推動「流亡」的政治、歷史、文學、文化以及社會學的研究。
吳國光先生提出我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的「亞流亡」概念。每一位不停止自我省察以及人類心靈探索，精神生活在別處的自我流放者都是「亞流亡者」。
漢娜·阿倫特曾說：「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但是這樣一種客觀的評判工作，對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給後人」。
2010年12月方勵之夫婦在挪威訪問，參加了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典禮。方先生在奧斯陸大學的演講中提到宇宙中有兩種物質：一：暗物質不發光，但是主導成分。宇宙中的星體形成是靠它們的吸引力；二：重子物質，是少數，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們能發光，星光皆源於重子物質，人體也是由重子物質構成。宇宙因這些一小撮重子物質的不同的動力學而有了光，有了人類，有了人類的創造。
思想哲學家與天體物理學家在流亡的精神上血脈相通。
《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獻給內·外所有的流亡者。
二十年前，林培瑞先生為《不死的流亡者》撰稿，二十年後，拙著《不死の亡命者；野性的な知の群像》出版，見到林先生，也許是因为「流亡」的偶然中的必然吧。
最後，感謝林培瑞先生，感謝阿古智子老師。
因為你們，與我們一道在崎嶇的路上，吹同樣的風，淋同樣的雨。
當星光燦爛的日子到來時，會回首起，這曾讓無趣的世界變得有趣的日子。
作者》謝頂 作家、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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