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小提琴音樂世家 「司徒家族」寫下一頁傳奇

張彥文
遠見雜誌
「徒粉」們也不知道的司徒老師

出身小提琴音樂世家 「司徒家族」寫下一頁傳奇

「徒粉」們也不知道的司徒老師

在台灣的管理學界,無人不知政大講座教授司徒達賢之名。

但其實司徒家族還有好幾位名人,包括司徒夢巖、司徒興城、司徒達宏等人,都是音樂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的故事,為司徒家族更添一頁傳奇色彩。

先人從經商跨足音樂

「司徒」是個複姓,世居廣東省開平市。司徒達賢的曾祖父起初在香港經商,後來清朝五口通商,就跑到上海做糧食貿易的生意,創立「司徒源記」商號,一度是橫跨香港、上海及營口的大貿易商。

因為家境富裕,100多年前,曾祖父就讓司徒達賢的親祖父司徒夢巖,渡海赴美,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念大學預科,之後就進了MIT讀機械。堪稱是當時最早一批的中國人。

不過後來黃浦江發大水,「司徒源記」的存貨大多堆放地下室,被吞噬大半,血本無歸,曾祖父寫信給兒子夢巖,附上300美元,叫他放棄學業回國。

但司徒夢巖不想放棄,希望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完成學業。在努力的過程中,他在美國碰到兩位貴人,一位是在天津行醫,同樣姓司徒的本家,在那個年代旅遊到波士頓,碰到窮困但上進的司徒夢巖,就接濟了他100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少的錢。

另一位更大的貴人,則是清朝駐美大使,同樣也是廣東人的伍廷芳。司徒夢巖因為伍廷芳的幫助,得到清政府的獎學金,後來從機械系,改念造船系。

他在美國時,更因為遇到美籍波蘭裔的小提琴製作大師戈斯(Walter Salon Goss),因此習得了製作小提琴的高超技藝,是讀書以外的插曲。

司徒夢巖畢業後回到中國,在江南造船廠擔任總工程師,更特別的是,他是中國第一個會做小提琴的人。

但司徒夢巖對小提琴的專長,卻意外開啟了司徒家族的學琴之路。司徒達賢的父親是老大,沒有學琴。但他的幾個叔叔,後來都成為兩岸音樂界的翹楚。

在台灣最有名的是有「小提琴教父」之稱的司徒達賢三叔司徒興城,曾經擔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暨副指揮;二叔司徒海城是上海交響樂團第二小提琴首席;四叔司徒華城則在北京音樂學院任教,也是中國著名音樂劇《東方紅》首演時的小提琴首席。

出生音樂世家,司徒達賢也跟著三叔學過四、五年的琴,但因為音調和拍子抓不準,漸漸對音樂失去興趣,最後就放棄了。

司徒達賢曾經自我調侃,有一次司徒興城的學生要在台北中山堂辦音樂會,一度研究要不要讓司徒達賢上場,「後來想想還是算了」。

雖然司徒達賢自認沒有天分,二叔司徒海城的兒子、司徒達賢的堂弟司徒達宏,卻將藝術細胞傳承了下來,在16、17歲時的琴藝就已名揚上海。

大陸改革開放後,一位美國的小提琴大師去上海參觀,那時上海就刻意安排司徒達宏在一個倉庫裡拉琴,假裝是不經意被大師發現,後來這段故事還登上了《時代雜誌》(TIME)。已在美國工作的司徒達賢姊姊看到Seetoo這個姓,又是拉琴,直覺應該是家人。原本失聯多年的兩岸家族,因此聯繫上了。

司徒達宏後來到美國念茱莉亞音樂學院及寇蒂斯音樂學院,定居紐約,轉型成為音樂製作人,迄今已獲六座葛萊美獎。

常說自己和孩子都沒有傳承音樂天分的司徒達賢,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全校第一名考取政大企管系

司徒達賢在高一的時候就立志要念政大企管系。起源是當時已就讀政大西語系的姊姊,拿回來一本企管系的學報,「那時候根本沒聽過什麼叫企業管理,原來可以管工廠、管業務、管財務,還可以管人事;畢業後可以去公司當經理,真是太好了!」從那時開始,念政大企管系變成他人生最重要的方向。

原本高一功課普通的他,從此有了目標,高二後功課就突飛猛進,後來以全校最高分考進政大企管系,好不風光。

「司徒達賢可說先聲奪人,因為他是第一名考取政大企管系,所以很早就知道班上有這麼一號人物,」教他行銷學的許士軍回憶,當時就覺得司徒達賢有鶴立雞群的感覺,在課堂上也常提出獨特見解,埋下後來許士軍力邀司徒達賢回國任教的伏筆。

政大企管系畢業後,司徒達賢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取得MBA,之後又在西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當年許士軍擔任政大企研所的所長,在司徒達賢還在西北大學撰寫論文之際,就已經鎖定要找他回來,「我那時打電話給他,跟他說聘書已經在我手上了,」許士軍笑著說,其實根本還沒有聘書,但當年所長說了算,於是他敢下這樣的承諾,包括劉水深、黃俊英等人,許士軍都是用這一招延攬回國的。

其實在司徒達賢赴美留學之前,還有一段「祕辛」。為了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司徒達賢從當兵的崗山空軍官校請假北上,當時專業科目市場學、行銷學等,他非常有把握,但是比較擔心因當兵荒廢了一年的英文。

考前猜題完全命中

考試當天,司徒達賢帶一本「英文作文範例」到考場。第一堂國文考完,離英文考試剩十分鐘,本來在聊天的同學都鳥獸散了,司徒達賢就拿起這本範例隨手一翻,看到一個題目「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還有「起、承、轉、和」的分段說明,最後還加上一段拿破崙的話「我的字典裡,沒有難這個字。」

沒想到進入考場,一翻開英文作文,出現了司徒達賢口中「這輩子最驚訝的一剎那」,因為作文題目就跟他剛看的那篇一模一樣!「我英文基礎還不錯,而且那時候記憶力比現在好很多,看一遍幾乎就背下來了,」司徒達賢說,這個機緣巧合讓他至少多考了30分,但也讓他感到肩上有了壓力,覺得對台灣有責任,也是讓他後來決定返台執教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伊利諾大學念MBA的時候,因為公費解決了經濟問題,暑假不需要打工,司徒達賢決定多修幾門課。其中一門叫企業政策,專門教哈佛的個案,這也是司徒達賢第一次接觸到個案教學,但沒有任何產業經驗,即使翻來覆去的讀,還是不甚了然。

不過那卻是個轉捩點,「教個案很拉風,能隨時點學生回答問題,老師上課好有權威,」於是司徒達賢取得MBA後,就申請西北大學攻讀企業政策的博士。

其實當年公費出國留學的學生,很多都選擇留在美國,司徒達賢之所以願意回國教書,除了拿到公費,讓他覺得對國家有責任外,選擇企業政策做為研究領域,也是一項重要因素。

司徒達賢分析,如果留在美國,這門課沒辦法教得好,「我若用英文去教一屋子美國人個案討論的話,壓不住的,」更重要的是,父母也都在台灣,「一生還有幾十年的時間能跟父母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1976年回台,司徒達賢開了「組織理論與管理」「企業政策」兩門課,第一年的學生就來自台大、交大、成大等各路好手,像白崇亮、李仁芳、吳秉恩、段鍾潭、宋學仁、樊景立、林義夫等人。當時僅28歲的司徒達賢,面對諸多跟他差不了幾歲的優秀學生,教起來戰戰兢兢。

「我在上面講課,下面砲火四射,他們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司徒達賢那時就體會到,習慣單向教學的老師,要改成個案教學這種互動方式是不容易的,因為「心臟要很強、臉皮要很厚、反應要很快!」

現在,累積了40多年的經驗,司徒達賢的腦中已經形成一座寶庫,可以隨時應付各種場面。

不過司徒達賢對於外界的稱譽,則是謙虛地表示,個案教學每個人風格不一樣,但他的個性是比較輕鬆的,可能更適合這種教學方式,「我比較適合做餐廳秀!」說到這裡,特有的「司徒風格」又冒出來了,三不五時總能讓人笑出聲來。(本文與2018年7月號《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共同刊登)

本文轉載自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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