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出身小提琴音樂世家 「司徒家族」寫下一頁傳奇
在台灣的管理學界，無人不知政大講座教授司徒達賢之名。
但其實司徒家族還有好幾位名人，包括司徒夢巖、司徒興城、司徒達宏等人，都是音樂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的故事，為司徒家族更添一頁傳奇色彩。
先人從經商跨足音樂
「司徒」是個複姓，世居廣東省開平市。司徒達賢的曾祖父起初在香港經商，後來清朝五口通商，就跑到上海做糧食貿易的生意，創立「司徒源記」商號，一度是橫跨香港、上海及營口的大貿易商。
因為家境富裕，100多年前，曾祖父就讓司徒達賢的親祖父司徒夢巖，渡海赴美，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念大學預科，之後就進了MIT讀機械。堪稱是當時最早一批的中國人。
不過後來黃浦江發大水，「司徒源記」的存貨大多堆放地下室，被吞噬大半，血本無歸，曾祖父寫信給兒子夢巖，附上300美元，叫他放棄學業回國。
但司徒夢巖不想放棄，希望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完成學業。在努力的過程中，他在美國碰到兩位貴人，一位是在天津行醫，同樣姓司徒的本家，在那個年代旅遊到波士頓，碰到窮困但上進的司徒夢巖，就接濟了他100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少的錢。
另一位更大的貴人，則是清朝駐美大使，同樣也是廣東人的伍廷芳。司徒夢巖因為伍廷芳的幫助，得到清政府的獎學金，後來從機械系，改念造船系。
他在美國時，更因為遇到美籍波蘭裔的小提琴製作大師戈斯（Walter Salon Goss），因此習得了製作小提琴的高超技藝，是讀書以外的插曲。
司徒夢巖畢業後回到中國，在江南造船廠擔任總工程師，更特別的是，他是中國第一個會做小提琴的人。
但司徒夢巖對小提琴的專長，卻意外開啟了司徒家族的學琴之路。司徒達賢的父親是老大，沒有學琴。但他的幾個叔叔，後來都成為兩岸音樂界的翹楚。
在台灣最有名的是有「小提琴教父」之稱的司徒達賢三叔司徒興城，曾經擔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暨副指揮；二叔司徒海城是上海交響樂團第二小提琴首席；四叔司徒華城則在北京音樂學院任教，也是中國著名音樂劇《東方紅》首演時的小提琴首席。
出生音樂世家，司徒達賢也跟著三叔學過四、五年的琴，但因為音調和拍子抓不準，漸漸對音樂失去興趣，最後就放棄了。
司徒達賢曾經自我調侃，有一次司徒興城的學生要在台北中山堂辦音樂會，一度研究要不要讓司徒達賢上場，「後來想想還是算了」。
雖然司徒達賢自認沒有天分，二叔司徒海城的兒子、司徒達賢的堂弟司徒達宏，卻將藝術細胞傳承了下來，在16、17歲時的琴藝就已名揚上海。
大陸改革開放後，一位美國的小提琴大師去上海參觀，那時上海就刻意安排司徒達宏在一個倉庫裡拉琴，假裝是不經意被大師發現，後來這段故事還登上了《時代雜誌》（TIME）。已在美國工作的司徒達賢姊姊看到Seetoo這個姓，又是拉琴，直覺應該是家人。原本失聯多年的兩岸家族，因此聯繫上了。
司徒達宏後來到美國念茱莉亞音樂學院及寇蒂斯音樂學院，定居紐約，轉型成為音樂製作人，迄今已獲六座葛萊美獎。
常說自己和孩子都沒有傳承音樂天分的司徒達賢，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全校第一名考取政大企管系
司徒達賢在高一的時候就立志要念政大企管系。起源是當時已就讀政大西語系的姊姊，拿回來一本企管系的學報，「那時候根本沒聽過什麼叫企業管理，原來可以管工廠、管業務、管財務，還可以管人事；畢業後可以去公司當經理，真是太好了！」從那時開始，念政大企管系變成他人生最重要的方向。
原本高一功課普通的他，從此有了目標，高二後功課就突飛猛進，後來以全校最高分考進政大企管系，好不風光。
「司徒達賢可說先聲奪人，因為他是第一名考取政大企管系，所以很早就知道班上有這麼一號人物，」教他行銷學的許士軍回憶，當時就覺得司徒達賢有鶴立雞群的感覺，在課堂上也常提出獨特見解，埋下後來許士軍力邀司徒達賢回國任教的伏筆。
政大企管系畢業後，司徒達賢於美國伊利諾大學取得MBA，之後又在西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當年許士軍擔任政大企研所的所長，在司徒達賢還在西北大學撰寫論文之際，就已經鎖定要找他回來，「我那時打電話給他，跟他說聘書已經在我手上了，」許士軍笑著說，其實根本還沒有聘書，但當年所長說了算，於是他敢下這樣的承諾，包括劉水深、黃俊英等人，許士軍都是用這一招延攬回國的。
其實在司徒達賢赴美留學之前，還有一段「祕辛」。為了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司徒達賢從當兵的崗山空軍官校請假北上，當時專業科目市場學、行銷學等，他非常有把握，但是比較擔心因當兵荒廢了一年的英文。
考前猜題完全命中
考試當天，司徒達賢帶一本「英文作文範例」到考場。第一堂國文考完，離英文考試剩十分鐘，本來在聊天的同學都鳥獸散了，司徒達賢就拿起這本範例隨手一翻，看到一個題目「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還有「起、承、轉、和」的分段說明，最後還加上一段拿破崙的話「我的字典裡，沒有難這個字。」
沒想到進入考場，一翻開英文作文，出現了司徒達賢口中「這輩子最驚訝的一剎那」，因為作文題目就跟他剛看的那篇一模一樣！「我英文基礎還不錯，而且那時候記憶力比現在好很多，看一遍幾乎就背下來了，」司徒達賢說，這個機緣巧合讓他至少多考了30分，但也讓他感到肩上有了壓力，覺得對台灣有責任，也是讓他後來決定返台執教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伊利諾大學念MBA的時候，因為公費解決了經濟問題，暑假不需要打工，司徒達賢決定多修幾門課。其中一門叫企業政策，專門教哈佛的個案，這也是司徒達賢第一次接觸到個案教學，但沒有任何產業經驗，即使翻來覆去的讀，還是不甚了然。
不過那卻是個轉捩點，「教個案很拉風，能隨時點學生回答問題，老師上課好有權威，」於是司徒達賢取得MBA後，就申請西北大學攻讀企業政策的博士。
其實當年公費出國留學的學生，很多都選擇留在美國，司徒達賢之所以願意回國教書，除了拿到公費，讓他覺得對國家有責任外，選擇企業政策做為研究領域，也是一項重要因素。
司徒達賢分析，如果留在美國，這門課沒辦法教得好，「我若用英文去教一屋子美國人個案討論的話，壓不住的，」更重要的是，父母也都在台灣，「一生還有幾十年的時間能跟父母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事」。
1976年回台，司徒達賢開了「組織理論與管理」「企業政策」兩門課，第一年的學生就來自台大、交大、成大等各路好手，像白崇亮、李仁芳、吳秉恩、段鍾潭、宋學仁、樊景立、林義夫等人。當時僅28歲的司徒達賢，面對諸多跟他差不了幾歲的優秀學生，教起來戰戰兢兢。
「我在上面講課，下面砲火四射，他們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司徒達賢那時就體會到，習慣單向教學的老師，要改成個案教學這種互動方式是不容易的，因為「心臟要很強、臉皮要很厚、反應要很快！」
現在，累積了40多年的經驗，司徒達賢的腦中已經形成一座寶庫，可以隨時應付各種場面。
不過司徒達賢對於外界的稱譽，則是謙虛地表示，個案教學每個人風格不一樣，但他的個性是比較輕鬆的，可能更適合這種教學方式，「我比較適合做餐廳秀！」說到這裡，特有的「司徒風格」又冒出來了，三不五時總能讓人笑出聲來。（本文與2018年7月號《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共同刊登）
本文轉載自遠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