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法官辭職引爭議 香港商法大環境受質疑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個月前，兩名英國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及郝廉思（Lawrence Collins）從香港終審法院辭職，再度引發對香港作為法律業中心的憂慮。

二人均為商法的全球權威。他們在“民主派47人案”後宣布辭職。

郝廉思以“政治形勢”為理由。岑耀信則在《金融時報》撰文稱，香港“逐漸成為一個極權國家”，法治受到深刻的損害。他提及“壓迫的氛圍”以及司法“愛國主義”的要求，說這讓法官難以提出反對意見。

不過，也有不少人認為，香港法治仍保持力度，港府顧問、大律師湯家驊就是其中之一。他說，英國律師辭職後的表態“無助於改善我們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港府曾長期強調外國法官與當地法官一同審理案件的積極作用。香港司法部一名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穩定的法治環境，這包括有力的法律體系和多樣化的法律人才。”

還有七位外國法官留任

兩名英國法官辭職，以及加拿大法官麥嘉琳（Beverley McLachlin）宣布本月任期結束不再續任後，還有七名外國非常任法官在香港終審法院任職。麥嘉琳對該法院及其獨立性表示有信心。

澳大利亞商法專家歐頌律（James Allsop）5月才加入香港終審法院，他也在新加坡國際商業法庭任職。他拒絕就英國法官辭職事件評論，但表示“收到請求時會在香港出庭”。

香港終身法庭還有一位英國法官廖柏嘉（David Neuberger），他上月向路透社表示，將會留下“盡全力幫助香港法治”。他說：“香港有令人印象深刻、獨立的司法以及興盛、有能力的法律職業，兩者都對香港民眾有利並有助於法治。他們應當受到支持而不是削弱。”

而據媒體報道，廖柏嘉上周一（6月24日）在香港參與審理了與七位知名香港民主人士有關的案件，其中包括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和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這再次引發對於外籍法官在香港終審法院任職的爭議。

“政治壓迫可能滲透商業領域”

對香港司法獨立性、法治程度的疑問，也令外國公司擔憂在香港所能受到的法律保護。

“有些人認為，可以將商業案件和政治或人權案件區分開來。但我認為這是危險的，因為政治壓迫也可能滲透商業領域”，國際法教授、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研究員戴維斯（Michael Davis）說道。

香港的法律行業一直對這座城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起到輔助作用。而如今，香港資本市場的下行壓力、與其它法律業中心的競爭以及中美之間緊張關系加劇，都給香港法律行業帶來壓力。

多名高級商法律師向路透社表示，兩名英國律師的辭職，讓香港作為法律業中心的未來更令人憂慮。

他們指出，企業擬定商業合同、合資或決定在哪裡仲裁復雜的案件，如今越來越選擇新加坡、迪拜、美國而不是香港，因為那裡被視為更加中立。

其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律師表示，岑耀信及郝廉思的辭職，對於香港終審法院作為商法上訴法院的能力，是災難性的損失。

目前新聞頭條報道的主要是與國安法有關的案件，但大多數香港律師從事商法、公司法專業。

據世界銀行的亞洲法治排名，香港以11000名律師、1600名大律師排名第三。不過，在港注冊的外國律師事務所則從2019年的91家降至2024年的74家。

美國溫斯頓（Winston & Strawn）律師事務所於2月關閉香港辦公室。德傑（Dechert）律師事務所則在考慮關閉香港和北京辦公室。溫斯頓在新聞稿中表示，相關舉措是由於“客戶需求的變化和香港的法律市場”。

代理敏感政治案件的風險

至少一家國際法律公司在參與政治敏感案件後，減少了在香港的業務。

2021年，總部在美國的孖士打（Mayer Brown）律師行宣布不再為香港大學決定移除紀念六四“國殤之柱”提供代理。此後，該律師行受到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批評。

孖士打六個現任及前任合作伙伴表示，包括中國一些銀行在內的中國國有企業客戶與該律師行切斷了業務關系。

知情人士稱，一些中國民營企業客戶也切斷了與孖士打的業務關系，導致該律師行一些合作伙伴的離開，因為他們的主要業務依賴於這些中國企業。該律師行去年底也縮小了辦公室規模。5月，孖士打宣布分離香港業務的計劃。

（路透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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