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闆都排隊上他的課!企管大師司徒達賢送給台灣這「禮物」
撰文/今周刊 陳亭均
我們約了個時間,在司徒達賢家附近的咖啡廳做訪問,司徒的老師,也是台灣第一位企管博士的許士軍告訴我,司徒在年輕時的模樣就頗為出眾,「樣子長得像洋人!」看上去確實如此。
教課有絕招 「鎮住」80名博士
司徒嘴裡談的依舊是「教書」這件事,「這太有意思了!我教(書)超過40年,其實哪有什麼理想,就是過程很過癮!」他「好為人師」,也「好好為人師」,大半輩子都把心力投入教學事業。
這麼長的教師生涯,早淬煉出司徒達賢在人們眼中的形象。在台灣學界,他絕對是企管學界的「大師」,跟許士軍一樣,都是「代名詞」級別的宗匠。他是美國西北大學企管博士、是亞洲第一位主修「企業政策」的學者、是著名策略專家,「個案教學法」深植人心、尊他為「精神總導師」的「政大企業家班」同樣赫赫有名。
至今,司徒達賢已教出超過3千名學生、80多位博士,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台大教授湯明哲都列名其中。
他的課堂上冠蓋雲集,當年任職明基電通的董事長李焜耀、行政院前副院長林信義、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合隆毛廠兩代董事長陳焜耀、陳彥誠,及宏碁前董事長王振堂等,全是企家班畢業的學生。
在司徒眼中,無論大學、碩士、博士生或是企業家,都是學生,教起來都要全力以赴。但他能從少教到老,又能「鎮住」這些功成名就的企業家,自然有他的獨門絕技。
財政部前政務次長、匯宏顧問公司董事長楊子江,很明確地定義了司徒達賢在「企管學」上的地位,楊子江從大四就是司徒的學生,到了博士班,他更找了司徒當指導教授。「當年,台灣、全亞洲幾乎沒有策略管理專業的老師。」那時企管分成「四管」,分別是「行銷、人事、財務、生產管理」,「大四畢業前,學生要修一堂『整合』的課,這堂課就叫做企業政策(策略管理),司徒老師回國上這門課,整個教學水平大幅拉高,完全讓我們耳目一新。」
學霸變大師 「想為台灣做事」
其實,司徒達賢念高中時就決定要讀企管系了。他母親在教育部上班,得知教育部委託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指出台灣未來需要公共行政跟企業管理的人才,就讓他暗下了決心,他有次看了政大企管系系主任任維均介紹企業管理的文章,就更確定了自己的志向。
有人說,司徒達賢是當年聯考的狀元,不過許士軍笑說:「我以前也以為他是第一名,但他告訴我,他其實是第二名,第一名是陳師孟(現任監察委員)!」高分考上了政大企管,司徒達賢又在大四考上自費留學,申請到伊利諾大學MBA。
司徒原本並未以教書為職志,他父親願意支持他一年的學費,所以司徒希望念完MBA後,到業界打拚還錢。但他入伍時,遇到想考公費的小學同學,於是也去報名,陰錯陽差竟成了公費生。
「人家可能覺得我這樣講太崇高,但當時考公費前,我剛好去了延平郡王祠,那時我向祂承諾,肉麻一點地說,就是『我要為台灣這片土地做一點事。』」公費考試前六分鐘,他隨手翻一本《英文作文範例》,見到一頁寫著「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的範文,一進考場,作文題目竟一模一樣。
企家班的學生,合隆毛廠董事長陳焜耀談到司徒說,「他跟我講過,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命運就這麼奇妙地讓司徒到美國念了博士,也回到台灣,成為了政大企管系的老師。
司徒達賢為台灣企管學界帶回的是一套嶄新的「方法論」,這套方法常以「個案教學」這種方式實踐,而「個案教學」的精髓所在,卻絕對不是那些硬邦邦的學理。
「早期學生非常優秀,我們一定要用討論方式,老師附加價值才會出來。如果老師只講學理,那就是因為懶嘛!你去看書也看得懂啊!」司徒一句話就點出了他的態度。
宇匯知識科技董事長周培林1980年讀政大時,是司徒達賢的學生,「以前上課覺得老師很聰明、很理性。」但這幾年,周培林去上了企家班的課,他發現「老師不只理性,更感性,他尊重每個學生,更不因聰明而不努力,他比誰都認真地把自己準備好。」
實務沒標準答案 要懂「聆聽」
「有人說,聰明的人放蕩不羈,但司徒達賢筆記總是做得好認真!他看起來揮灑自如,背後卻下了很扎實的功夫。」許士軍說。
司徒達賢在課堂上舉重若輕,但在課堂外,他準備的筆記可總是密密麻麻的,甚至連學生的名字、家人也全記在腦海,在教室他少談理論,只「聽」、只「想」、只「說」,但他這輩子「讀」過的書和個案,恐怕難以估量。
不過「學理」究竟只是基礎,讀完資料是根本,司徒真正想要傳達給學生的,是邏輯思惟與獨立批判的觀點。
「好的企管老師,訓練的是思惟、眼光,甚至意境,只有壞的老師才教理論。真正有創造力的東西還沒成為理論,成為理論的東西,那叫做歷史。」許士軍說,「管理根本不是科學!要活學活用,最好的方法就是訓練開放的思想,司徒就是在教學生『釣魚』的方法、獨立思考的能力。」
「司徒老師的特點,就是他常常拋出一個問題,又接著另一個問題,把你逼到牆角,再一拳把你打倒。」經濟部長前部長尹啟銘是司徒博士班的學生,「像闖『少林寺』銅人陣,他的『銳利』不是『權威』,而是帶點挑戰意味、單刀直入地訓練你,不管你舒不舒服,或許也會覺得難堪。但這就是他訓練你『獨立思考』的方式。」
眾家商業媒體講求SOP(標準作業程序)、know-how(竅門),但那是最低階的企管思惟,實務工作不會有標準答案。在司徒的功夫裡,要能「讀」、能「想」,能「說」出所以然之外,更重要的還要能「聽」,把各種答案貫通。
在企家班第十期,有個非常出名的故事,周俊吉被稱為「白魔王」,因為他學法律出身,在乎規章典範和企業宗旨;陳焜耀則被稱作「黑魔王」,他進企家班一年,父親便去世,整個家族面臨分產,「在我觀念裡,人情比規章重要,而遇到利益,利益又比人情還大。」兩人在課堂上,意見時常相左。
司徒達賢創造了一個空間,讓對立的意見能夠交流。周俊吉說,「他告訴我們,你要有意見,也要聽過別人的意見!」陳焜耀、周俊吉都已是大老闆,但他們也都很清楚,「聽」這回事,比起能言善道還來得有意義。
「無論是公司開會、家族企業、長輩和晚輩的溝通,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不該是單向、權威性指導,要找出更深層的想法,探索更進一步的想法,聆聽一定要訓練!」司徒接著笑說:「老師如果變成權威,學生就變笨。」
他又談回「個案教學」,「所以每個個案,都不是一種理論可以解釋清楚的,要了解別人思想的深度、廣度,整合對方觀點,才能活化我所了解的學理。」如何「了解問題」?如何討論個案?方法千百種。
討論「碰撞」 就是最好的教學
司徒語氣高昂了起來,他說,「個案」不見得要是真實世界裡發生過的案例,「歷史書上的人名是真的,故事是假的;小說裡的人名是假的,但故事是真的。」個案也是如此,要成功討論這些個案,把「聽、說、讀、想」練到隨心所致、無招勝有招,是非得苦練,方能成就的磨練。
在司徒的教室裡,最好的「討論」就是最好的教學,這也是他這輩子都在享受磨練的事。「討論的同時會攪動我記憶深處的某些事情。所有記憶駕動起來,就像電腦,從資料庫裡隨機處理,光是上課,老師和學生,就能進行深層的心靈交流。」講著,司徒露出微笑。
企家班學生感情好是真的,但就像周培林說的,他們並不是因為利益的結合,那是一種意見碰撞、交換後的知惜。司徒笑說:「人際關係,不是喝酒、吃飯、唱歌而已,應該是『知性的交流』!」
司徒達賢終於還是要退休了,說到這裡,他露出了有點寂寞的神情,「我這樣的教法,在現在的台灣、美國,肯定不能存活!」在台灣,學界為了爭取在國際上露臉,題目愈做愈精,卻也愈做愈小,對整體產業的觀察、對個案的教學反而沒那麼受重視了。
「我們對應用、實際的東西是輕視的,對與世隔絕的高深學問卻很重視。」於是台灣精巧冷僻的研究成果,就成為世界知識產業鏈裡的上游貢獻,被美國大型團隊當資源使用,「學閥審你的論文,年輕學者,則跟在學閥後頭。」他嘆了口氣,「我寧願在下游,要重視教學……。」司徒臉上的線條看起來還是很強悍,完全沒有放棄的意思。
說起來,司徒達賢的家世其實非常顯赫,祖父司徒夢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不但是愛迪生兒子的同學、是江南造船廠總工程師,還是中國第一個會做小提琴的人。三叔司徒興城曾經擔任台灣省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暨副指揮;二叔司徒海城是上海交響樂團第二小提琴首席;四叔司徒華城則在北京音樂學院任教,堂弟司徒達宏則是音樂製作人,已拿下6座葛萊美獎。
談及家世背景,司徒看得倒是很淡,但聊著聊著,他想起了一個故事。「1982年,我三叔過世,我們在新生南路聖家堂辦了喪禮,我記得天氣很好,外頭站滿人。」那些人都是司徒興城在世時的弟子,「他比我有愛心多了,學小提琴是要收錢的,但他見到有才華沒錢的學生也教,我就不會幹這事!」
司徒達賢大笑,頓了會兒又說,「我從小都叫他叔叔,但在那場彌撒,每個人都在說『司徒老師』、『司徒教授』……。」「老師」這個詞,如何名副其實?大概從很久以前,司徒達賢就了然於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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