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 自由主義的哀歌：清華大學與北京「最後一個士大夫」脫鉤

（德國之聲中文網）這不能不讓人想起1927年的相似一幕：南方北伐革命如火如荼之際，在四月的一周之內，張作霖絞死了北大教授李大釗， 革命黨人處決了湖南大儒葉德輝，6月1日清華大學春季學期結束，北伐軍攻入鄭州，《世界日報》登出《戲擬黨軍到北京後被捕的人物》，其中即有王國維的名字。王國維終於在暑假開始的第一天，即6月2日投昆明湖自盡。

在過去多年筆耕不綴、尤其是2018年“修憲”之後連續發出多篇重磅批評文章對許章潤教授，一直在家“坐待天明”，其遭遇與王國維何其相似？在清華校內的王國維紀念碑的背面，陳寅恪題曰：“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曾與許教授數次同席研討，聆聽許教授慷慨陳詞，以他特有的摻雜文言的“漢語法學”風格闡述“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自由主義憲政理念。在不惜“文死諫”之後最困難的日子裡，我也看到許教授徜徉在清華校內王國維紀念碑旁，留下了仿佛北京最後一個士大夫的身影。

這毋寧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悲歌。過去的八年，在中共中央2013年的“九號文件”指針下，高校等所謂“意識形態陣地”遭到殘酷清洗，一撥“異議知識分子”被以“吃黨的飯、砸黨的鍋”的所謂砸鍋教授名義被清除，教室課堂遍布攝像頭、麥克風和“信息員”，人文社科統編教材被強行作為指定教材，教師的自備講義和社交媒體賬號都被要求上傳審查，國際學術交流被嚴格限制和審查，審查項目包括會議論文和國際學者的政治立場，連教師們的私下聚餐也因多起舉報事件而變得小心翼翼、越來越少，對於那些遭受學生、同事舉報或者被外交部、中宣部等“看門狗”部門注意到的教師則可能被來自系、院、學校的行政和黨組織的“領導”與保衛干部以及來自“文化保衛”的公安在多個層面約談。改開四十年以來逐漸在大學校園裡站住腳跟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公共批評和政治參與陷入了死寂狀態。

這種死寂也是當下清華大學的校園氣氛，但是絕不僅於此。在過去幾年，許章潤撰寫多篇文章歷數當下中國政治、社會的亂象、倒退和反動，為“全面內戰、病夫治國、暴民政治”的現實圖景憂心忡忡，道出了可能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們的恐慌和憂懼：“怎麼在倒退、為什麼會倒退、不知道還會退到哪一步？”

換句話說，“坐等天明”的許章潤教授，其心死堪比1927年6月王國維、1966年8月老舍的投湖。對許章潤以及整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來說，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空間和前景已經越來越黯淡，而校園裡的法西斯主義和小醜弄臣式的學者則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如許教授五月間所撰“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一文，論及武漢肺炎爆發以來的“偉大抗疫”：

“至於其間大小漢語施密特們，或搬用”例外論”，或炒作拉丁左派陳詞濫調，鸚鵡學舌，編寫巨獸神話，操弄民族主義，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對抗，織造中西明暗強弱寓言，開發感動，利用”鐘南山 — 張伯禮”式巧偽之徒維穩白手套，白臉紅臉，牽引盲眾，種種伎倆，狡黠險惡，而又愚蠢無比，超越戈培爾，羞煞塔斯社，氣死張春橋，卻終究紙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話下。 至於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殺，把核彈掛在嘴上，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民間稱其”攪屎棍”，更不論矣。 — — 一場本應賦予國族以生聚教訓的苦難，似乎竟然就這樣白白流逝了。”

面對許章潤以及最後殘余良知和勇氣如任志強等人的公開批評，北京最高統治者是否因此恐懼和驚訝不得而知，但是他們的反應卻是與世界文明的背道而馳：以羞辱許章潤的方式摧毀他的地位、聲望、尊嚴和人格，並向所有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們發出警告信號。也就是，不僅是對20世紀五四運動以來（許教授曾笑稱准確地說是1902年庚子新政以來）自由主義之“精神獨立、思想自由”傳統的最後一擊，更是為了兩年後的“二十大”做理論清場。

不久前，中央黨校副校長何毅亭發表文章，稱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代表了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儼如打響了為“二十大”做理論准備的第一槍，而7月初開始的“新延安整風”運動則讓這場准備回到了1941年底：處在抗戰困難階段的中共領導集團專心地通過整風運動為“七大”做准備，不僅對大批干部進行“審干”和清洗，而且虐殺了王實味這樣還保有一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最終服務於樹立起“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絕對主義權威與個人崇拜。

當下北京當局對許章潤的恐懼和處分也無不指向兩年後的“二十大”，他們在為樹立“習近平思想”和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清理“陣地”、掃除最後一個自由主義的遺老。在這意義上，許章潤所罹，不啻為來自最高領袖的私人報復，也坐實了許章潤此前對僭主政治和＂內廷政治＂大行的批評，最高領袖和他身邊的意識形態大員對干部和知識分子扮演著越來越生殺予奪的角色。清華大學作為知識生產的機器，特別是1952年“高校改革”後“紅色工程師”的搖籃，對許章潤，對知識分子們，則擔當了監視者和劊子手的職能。如此行徑，於領袖、於中國、於清華，都等同與自由主義的脫鉤，與世間大學、與世界文明的脫鉤。

惟其能做的，如許章潤稍早所言，“正是義憤，惟義與憤所在，惟吾土先賢揭櫫之仁與義這一 ‘人心人路’之激蕩，令書齋學者成為知識分子，直至把性命搭進去。畢竟，自由，一種超驗存在和行動指歸，一種最具神性的世界現象，是人之為人的稟賦，華夏兒女不能例外。而世界精神，那個地上的神，不是別的，就是自由理念的絢爛展開。如此，朋友，我的億萬同胞，縱然火湖在前，何所懼哉!”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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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信